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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60华诞之际，辽宁省博物馆也走过了60年的风云岁月。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正式向社会开放，这是新中国建立前夕最早开放的一座大型博物馆。1959年1月5日更名为辽宁省博物馆。建馆60年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辽宁省博物馆藏品数量由最初的1万余件，增加到现在的近12万件，形成了门类齐全、精品荟萃、独具特色的馆藏体系，可以说，文物征集工作功不可没。
60年里，辽宁省博物馆通过各种方法，广开征集渠道，从北京琉璃厂到全国各地文物商店，从调查和收缴清宫散佚书画到组织于非蔺、金振之、冯忠莲等名家来馆摹制古代书画名品，从举办 《齐白石画展》到征集名家毛泽东诗词书画作品，无不体现了辽博人的睿智与前瞻。为此，张拙之、李文信、齐子如、胡文效、杨仁恺等诸先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征集入藏数万件各类文物藏品中，以清宫散佚书画、齐白石书画艺术、近现代名家毛泽东诗词书画等收藏最具特色和规模。
建馆伊始，由于历史与地缘的双重因素，辽宁省博物馆承担了搜集保护清宫散佚书画的历史责任。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覆灭，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之名，从北京故宫盗运出历代法书和绘画名迹千余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挟持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这些国宝也来到长春。其中古籍和书画部分，整箱存放于伪皇宫东院的图书楼楼下东问。从此，这批国宝在这座时称“小白楼”的建筑中，沉寂了13年之久。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溥仪只携带了百余件晋唐宋元法书名画和明清书画精品及部分珠宝玉翠等出逃。余下的国宝，被把守长春伪皇宫的部分伪军盗出，流向各地，时称“东北货”，从此国宝沉沦。
1950年初，在东北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其下属的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针对清官散佚文物，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征集与保护工作，陆续将散佚在东北各地的大部分清官散佚书画搜集入馆。东北人民银行移交给辽宁省博物馆120余件极为珍贵的书画，均系《石渠宝笈》一、二、三编著录之名品。其中法书包括了为南朝、唐、宋历代名家推崇备至的“墨皇”《晋人书曹娥诔辞》、唐代欧阳询《仲尼梦奠帖》及欧氏早年作品《千字文》、唐代狂草大家张旭《古诗四帖》、唐怀素《论书帖》、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等旷世名迹；绘画作品中包括了唐周畴所绘反映唐贞元间社会风尚的《簪花仕女图卷》，五代时南唐副史、南宗山水开派巨擘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西蜀花鸟画领袖黄荃《写生珍禽图卷》，北宋初期开北方画派的李成《茂林远岫图卷》，北宋名家李公麟的《摹韦偃牧放图卷》，宋徽宗赵佶《瑞鹤图卷》等传世珍宝。
1952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由东北文化部组成工作组，赴长春市清理伪宫佚失的历代书画，并顺延到北京、天津及东北各地，从中掌握了国宝在“小白楼”被盗过程，并理清了具体细节和国宝流散的线索。经过多方努力和艰辛的工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又陆续搜集到晋、唐、宋、元书画130件，其中包括《唐人画女孝经并书手卷》《唐韩混丰稔图卷》、北宋早期花卉大家赵昌《写生蛱蝶图卷》、崔白《寒雀图卷》、南宋扬无咎《雪梅图卷》、南宋赵伯骕《万松金阙图》等传世名迹，以及天禄琳琅善本数十种。同年9月，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指示，将这批珍贵书画拨交故宫博物院入藏。1959年，又将五代黄荃《写生珍禽图》、北宋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南宋赵伯驹《江山秋色图》四幅名迹调拨故宫博物院。
在集中整理、征集大量清宫散佚出来的历代名迹后，有关“清官散佚书画”的征集工作，一直在没有间断地进行着。为此，“清宫散佚书画”已成为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征集工作的重点。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又有大量国之重宝被相继发现并入藏。1954年，东北军区政委周桓同志，向辽博捐赠下真迹一等的《唐摹万岁通天帖》、元四家之一王蒙的《太白山图卷》等佚目书画。1956年，曾为“国兵”的孙启富在捐赠《明沈周千人石夜游图》(残卷)之后，又相继捐赠了明《马轼、李在、夏芷归去来辞图》卷、《黄公望(款)砂踱图卷》、明《董其昌书东方朔答客难卷》《莫是龙杂书卷》、清代张照《临董其昌苏轼杂帖卷》5幅佚目书画。1958年，从北京荣宝斋购入明四家沈周的《淇园春雨图》，可惜仅存首尾两段。1975年，又从辽宁省文物总店把散失多年的长达245厘米中间残缺部分收购上来，至此，一代名迹终于重新聚首，残而复全。此后，又于1964年和1980年从辽宁省文物总店收购了元《陈鉴如竹林大士出山图卷》、明《何浩万壑松涛图卷》、明《祝允明东坡记游卷》、明唐寅《悟阳子养性图卷》、明董其昌行书《云笈卷》、唐孙过庭书《千字文第五本卷》、宋人书《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十卷》、宋人书《四贤尺牍卷》、宋马和之《毛诗残卷》、宋米芾《天马赋卷》(对临本)、《元人为周文英作诗志传卷》、明《沈贞竹炉山房图立幅》、明文徵明《四时读书图卷》、清王原祁《层峦茂树图卷》、清《方琮山水图卷》、清蒋廷锡《花卉立幅》、清《董诰等楷书嘉庆御制诗卷》、清《张宗苍雪溪帆影图卷》、清《董邦达烟岭苍涛图立幅》、清《刘统勋书御制舟行杂兴三十首》卷等“清官散佚书画”。“清官散佚书画”也成为了辽宁省博物馆古代书画收藏的特色和基础。
辽宁省博物馆在征集和整理“清宫散佚书画”的同时，还注重其他古代文物的征集。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与北京荣宝斋、宝古斋、宝聚斋、上海朵云轩以及辽宁省文物店等单位建立了密切联系。1960年，由北京宝聚斋介绍，我国著名宗教界人士夏莲居先生，将个人所藏的明清时期名家书画108件，捐献给辽博。1963年，辽博与国内多家博物馆共同看中了北京荣宝斋所藏的明《吕纪梅石狮头鹅图》，几家互不相让，正是由荣宝斋的田宜生先生从中斡旋，这幅名画才得以最终落户于辽博。 1954年，通过辽博研究员齐子如先生和胡文效先生与白石老人的特殊关系，举办了《齐白石画展》。就此，拉开了辽宁省博物馆对齐白石书画作品征集的序幕。齐子如，名良琨，字子如，白石老人第三子。自如先生自幼在白石老人身边学画，专攻草虫花卉，后经白石老人推荐，并人陈年(半丁)先生门下。其画风工、写兼备，豪放、秀雅并具，是卓有成就的齐派传人，惜英年早逝。子如先生将其收藏的白石老人早年绘画精品悉数捐献给辽宁省博物馆。
胡文效，字龙公，又号阿龙、半聋，湖南湘潭人。其祖父号绮园，是一位擅长诗、书、画的学者，是齐白石的恩师。胡文效受家学熏陶，知识丰富，旧学根底深厚，能诗文，善治印，对书画鉴定颇具眼力，于古典文学尤有兴趣，故长于写作，下笔千言，著有《齐白石传略》。白石老人尊师重道，一向 对胡绮园的栽培感恩戴德，念念不忘。因此，对于胡文效非常爱护、尊重，呼其为阿龙。两人年岁虽然悬殊，但老人对胡有求必应，要什么，老人就给画什么。老人将早年绘画精品视为珍宝，为自己收藏，自己管钥匙，不肯轻易示人，但胡若要，他决不吝啬。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胡文效先生为东北博物馆收集了许多齐白石的佳作。他每次为征集文物赴京，都到齐府请老人为“东北博物馆”绘画、写字，并指定内容、指定题词，润例照付，白石老人都一一照办，并题写“东北博物馆将举办白石画展……为作此长卷……此乃余生平破例也。”胡文效先生还把自己的收藏和其先人遗泽也无私地捐赠给了辽博。为了系统收藏白石老人的作品，胡文效先生还曾到齐白石的家乡湖南，向其亲友征集老人早年的山水、人物画作，老人早年山水佳作《石门廿四景》，就是这一时期入藏的。随之，每年又都去他家征集老人的新作，并从垒国各地文物商店及个人手中价购了大量白石老人真迹。因此，辽博以收藏齐白石书画400余件，居于全国博物馆之冠，且以早中晚期作品分布均衡、体系完整、门类齐全而著称。
辽宁省博物馆也加大了对当代名家书画和工艺品的征集力度。派遣胡文效、杨仁恺等专家赴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福建、浙江、江苏等省市及地区的美协、画院和文物部门及工艺品商店，先后征集到黄宾虹、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等名家作品数百件，以及现代陶瓷、珐琅器、雕塑、漆器、雕刻、刺绣等工艺品，其中不乏陈智光等近现代名家的作品。
1964年，辽博以举办展览为契机，邀请了朱德、董必武、刘伯承、叶剑英、徐特立，郭沫若、邓拓、张爱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沈雁冰、田汉等知名人士亲笔书写以毛主席诗词、烈士诗抄、雷锋日记等为题材的书法作品300余件。并向各名家及各地美协、美院发函邀请，名家纷纷踊跃投稿，规模盛极一时，征集的书法、绘画、篆刻精品多达数百件之多。
在60年的文物征集工作中，辽博始终注重保护捐赠者热情。对于捐赠者，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奖励。在1956年5月，曾在伪满洲国当过“国兵”的孙启富，试探性地向辽博捐赠了“清官散佚书画”《明沈周千人石夜游图卷》(残卷)，辽博不但对其给予物质奖励，而且还帮助其解决了工作等实际生活困难，使其深受感动。同年12月，他又主动把《马轼李在夏芷归去来辞图卷》《黄公望砂踱图》《董其昌书东方朔答客难卷》《莫是龙杂书卷》《张照临董其昌苏轼杂帖卷》5幅“清官散佚书画”捐献给辽博。辽博对出售的文物，则按质论价，遵照当时的市场价格，予以收购，做到取信于民。
辽博藏品征集的60年，也是各方无私捐赠的60年。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于1953年向辽博拨交文物150件；国家文物局于1957年向辽博拨交元明清佛经、明清书画等类文物3000余件；故宫博物院于1954年～1961年，先后四次向辽博拨交书画、瓷器、青铜器等各类文物1000余件；上海市文管会于1956年向辽博拨交清代名家书画作品17件。还有辽宁省内及其他省市地区的文博单位以及不同的行业，也都纷纷向辽博伸出了援助之手，为辽博的馆藏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一些心系祖国文化事业的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知名收藏家也都为辽博做出了捐赠。早在上世纪50年代，辽博研究员李文信先生先后捐赠《十竹斋画谱》《汪士列女传》、白玉雕花螭耳瓶、两面刺绣宫扇册等12件文物，杨仁恺先生捐献《高岑江山千里图卷》，荣宝斋王仁山先生捐赠金城、溥儒(心畲)、张爰(大干)等名家书画作品21件。六七十年代，著名化学家张少铭先生捐赠一批明清名家书画和商周时期青铜器；著名画家周怀民先生、著名学者于省吾先生、著名书法篆刻家钱君訇先生、著名宗教界人士夏莲居先生捐赠大批名家书画和篆刻作品；著名学者、书法家启功先生捐赠其祖先遗留下来的书画和康熙御题端砚等；80年代，高其渊、高其进先生捐赠六朝和唐人写经及文徵明、董其昌等名家书画100余件；新世纪以来，菲律宾庄长红、庄良有先生捐赠名家书画作品14件，新加坡指画名家吴在炎先生捐赠个人指画作品18l件，著名版画家李桦先生捐赠个人版画作品50件，著名画家张仃先生捐赠个人绘画作品43件，台湾彩墨大师马白水先生捐赠个人绘画作品34件等。正是这些“化私为公”的无私奉献，大大地丰富了馆藏，同时，也架构起了辽博今天完整的收藏体系。
60年里，辽宁省博物馆通过各种方法，广开征集渠道，从北京琉璃厂到全国各地文物商店，从调查和收缴清宫散佚书画到组织于非蔺、金振之、冯忠莲等名家来馆摹制古代书画名品，从举办 《齐白石画展》到征集名家毛泽东诗词书画作品，无不体现了辽博人的睿智与前瞻。为此，张拙之、李文信、齐子如、胡文效、杨仁恺等诸先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征集入藏数万件各类文物藏品中，以清宫散佚书画、齐白石书画艺术、近现代名家毛泽东诗词书画等收藏最具特色和规模。
建馆伊始，由于历史与地缘的双重因素，辽宁省博物馆承担了搜集保护清宫散佚书画的历史责任。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覆灭，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之名，从北京故宫盗运出历代法书和绘画名迹千余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挟持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这些国宝也来到长春。其中古籍和书画部分，整箱存放于伪皇宫东院的图书楼楼下东问。从此，这批国宝在这座时称“小白楼”的建筑中，沉寂了13年之久。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溥仪只携带了百余件晋唐宋元法书名画和明清书画精品及部分珠宝玉翠等出逃。余下的国宝，被把守长春伪皇宫的部分伪军盗出，流向各地，时称“东北货”，从此国宝沉沦。
1950年初，在东北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其下属的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针对清官散佚文物，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征集与保护工作，陆续将散佚在东北各地的大部分清官散佚书画搜集入馆。东北人民银行移交给辽宁省博物馆120余件极为珍贵的书画，均系《石渠宝笈》一、二、三编著录之名品。其中法书包括了为南朝、唐、宋历代名家推崇备至的“墨皇”《晋人书曹娥诔辞》、唐代欧阳询《仲尼梦奠帖》及欧氏早年作品《千字文》、唐代狂草大家张旭《古诗四帖》、唐怀素《论书帖》、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等旷世名迹；绘画作品中包括了唐周畴所绘反映唐贞元间社会风尚的《簪花仕女图卷》，五代时南唐副史、南宗山水开派巨擘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西蜀花鸟画领袖黄荃《写生珍禽图卷》，北宋初期开北方画派的李成《茂林远岫图卷》，北宋名家李公麟的《摹韦偃牧放图卷》，宋徽宗赵佶《瑞鹤图卷》等传世珍宝。
1952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由东北文化部组成工作组，赴长春市清理伪宫佚失的历代书画，并顺延到北京、天津及东北各地，从中掌握了国宝在“小白楼”被盗过程，并理清了具体细节和国宝流散的线索。经过多方努力和艰辛的工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又陆续搜集到晋、唐、宋、元书画130件，其中包括《唐人画女孝经并书手卷》《唐韩混丰稔图卷》、北宋早期花卉大家赵昌《写生蛱蝶图卷》、崔白《寒雀图卷》、南宋扬无咎《雪梅图卷》、南宋赵伯骕《万松金阙图》等传世名迹，以及天禄琳琅善本数十种。同年9月，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指示，将这批珍贵书画拨交故宫博物院入藏。1959年，又将五代黄荃《写生珍禽图》、北宋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南宋赵伯驹《江山秋色图》四幅名迹调拨故宫博物院。
在集中整理、征集大量清宫散佚出来的历代名迹后，有关“清官散佚书画”的征集工作，一直在没有间断地进行着。为此，“清宫散佚书画”已成为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征集工作的重点。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又有大量国之重宝被相继发现并入藏。1954年，东北军区政委周桓同志，向辽博捐赠下真迹一等的《唐摹万岁通天帖》、元四家之一王蒙的《太白山图卷》等佚目书画。1956年，曾为“国兵”的孙启富在捐赠《明沈周千人石夜游图》(残卷)之后，又相继捐赠了明《马轼、李在、夏芷归去来辞图》卷、《黄公望(款)砂踱图卷》、明《董其昌书东方朔答客难卷》《莫是龙杂书卷》、清代张照《临董其昌苏轼杂帖卷》5幅佚目书画。1958年，从北京荣宝斋购入明四家沈周的《淇园春雨图》，可惜仅存首尾两段。1975年，又从辽宁省文物总店把散失多年的长达245厘米中间残缺部分收购上来，至此，一代名迹终于重新聚首，残而复全。此后，又于1964年和1980年从辽宁省文物总店收购了元《陈鉴如竹林大士出山图卷》、明《何浩万壑松涛图卷》、明《祝允明东坡记游卷》、明唐寅《悟阳子养性图卷》、明董其昌行书《云笈卷》、唐孙过庭书《千字文第五本卷》、宋人书《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十卷》、宋人书《四贤尺牍卷》、宋马和之《毛诗残卷》、宋米芾《天马赋卷》(对临本)、《元人为周文英作诗志传卷》、明《沈贞竹炉山房图立幅》、明文徵明《四时读书图卷》、清王原祁《层峦茂树图卷》、清《方琮山水图卷》、清蒋廷锡《花卉立幅》、清《董诰等楷书嘉庆御制诗卷》、清《张宗苍雪溪帆影图卷》、清《董邦达烟岭苍涛图立幅》、清《刘统勋书御制舟行杂兴三十首》卷等“清官散佚书画”。“清官散佚书画”也成为了辽宁省博物馆古代书画收藏的特色和基础。
辽宁省博物馆在征集和整理“清宫散佚书画”的同时，还注重其他古代文物的征集。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与北京荣宝斋、宝古斋、宝聚斋、上海朵云轩以及辽宁省文物店等单位建立了密切联系。1960年，由北京宝聚斋介绍，我国著名宗教界人士夏莲居先生，将个人所藏的明清时期名家书画108件，捐献给辽博。1963年，辽博与国内多家博物馆共同看中了北京荣宝斋所藏的明《吕纪梅石狮头鹅图》，几家互不相让，正是由荣宝斋的田宜生先生从中斡旋，这幅名画才得以最终落户于辽博。 1954年，通过辽博研究员齐子如先生和胡文效先生与白石老人的特殊关系，举办了《齐白石画展》。就此，拉开了辽宁省博物馆对齐白石书画作品征集的序幕。齐子如，名良琨，字子如，白石老人第三子。自如先生自幼在白石老人身边学画，专攻草虫花卉，后经白石老人推荐，并人陈年(半丁)先生门下。其画风工、写兼备，豪放、秀雅并具，是卓有成就的齐派传人，惜英年早逝。子如先生将其收藏的白石老人早年绘画精品悉数捐献给辽宁省博物馆。
胡文效，字龙公，又号阿龙、半聋，湖南湘潭人。其祖父号绮园，是一位擅长诗、书、画的学者，是齐白石的恩师。胡文效受家学熏陶，知识丰富，旧学根底深厚，能诗文，善治印，对书画鉴定颇具眼力，于古典文学尤有兴趣，故长于写作，下笔千言，著有《齐白石传略》。白石老人尊师重道，一向 对胡绮园的栽培感恩戴德，念念不忘。因此，对于胡文效非常爱护、尊重，呼其为阿龙。两人年岁虽然悬殊，但老人对胡有求必应，要什么，老人就给画什么。老人将早年绘画精品视为珍宝，为自己收藏，自己管钥匙，不肯轻易示人，但胡若要，他决不吝啬。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胡文效先生为东北博物馆收集了许多齐白石的佳作。他每次为征集文物赴京，都到齐府请老人为“东北博物馆”绘画、写字，并指定内容、指定题词，润例照付，白石老人都一一照办，并题写“东北博物馆将举办白石画展……为作此长卷……此乃余生平破例也。”胡文效先生还把自己的收藏和其先人遗泽也无私地捐赠给了辽博。为了系统收藏白石老人的作品，胡文效先生还曾到齐白石的家乡湖南，向其亲友征集老人早年的山水、人物画作，老人早年山水佳作《石门廿四景》，就是这一时期入藏的。随之，每年又都去他家征集老人的新作，并从垒国各地文物商店及个人手中价购了大量白石老人真迹。因此，辽博以收藏齐白石书画400余件，居于全国博物馆之冠，且以早中晚期作品分布均衡、体系完整、门类齐全而著称。
辽宁省博物馆也加大了对当代名家书画和工艺品的征集力度。派遣胡文效、杨仁恺等专家赴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福建、浙江、江苏等省市及地区的美协、画院和文物部门及工艺品商店，先后征集到黄宾虹、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等名家作品数百件，以及现代陶瓷、珐琅器、雕塑、漆器、雕刻、刺绣等工艺品，其中不乏陈智光等近现代名家的作品。
1964年，辽博以举办展览为契机，邀请了朱德、董必武、刘伯承、叶剑英、徐特立，郭沫若、邓拓、张爱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沈雁冰、田汉等知名人士亲笔书写以毛主席诗词、烈士诗抄、雷锋日记等为题材的书法作品300余件。并向各名家及各地美协、美院发函邀请，名家纷纷踊跃投稿，规模盛极一时，征集的书法、绘画、篆刻精品多达数百件之多。
在60年的文物征集工作中，辽博始终注重保护捐赠者热情。对于捐赠者，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奖励。在1956年5月，曾在伪满洲国当过“国兵”的孙启富，试探性地向辽博捐赠了“清官散佚书画”《明沈周千人石夜游图卷》(残卷)，辽博不但对其给予物质奖励，而且还帮助其解决了工作等实际生活困难，使其深受感动。同年12月，他又主动把《马轼李在夏芷归去来辞图卷》《黄公望砂踱图》《董其昌书东方朔答客难卷》《莫是龙杂书卷》《张照临董其昌苏轼杂帖卷》5幅“清官散佚书画”捐献给辽博。辽博对出售的文物，则按质论价，遵照当时的市场价格，予以收购，做到取信于民。
辽博藏品征集的60年，也是各方无私捐赠的60年。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于1953年向辽博拨交文物150件；国家文物局于1957年向辽博拨交元明清佛经、明清书画等类文物3000余件；故宫博物院于1954年～1961年，先后四次向辽博拨交书画、瓷器、青铜器等各类文物1000余件；上海市文管会于1956年向辽博拨交清代名家书画作品17件。还有辽宁省内及其他省市地区的文博单位以及不同的行业，也都纷纷向辽博伸出了援助之手，为辽博的馆藏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一些心系祖国文化事业的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知名收藏家也都为辽博做出了捐赠。早在上世纪50年代，辽博研究员李文信先生先后捐赠《十竹斋画谱》《汪士列女传》、白玉雕花螭耳瓶、两面刺绣宫扇册等12件文物，杨仁恺先生捐献《高岑江山千里图卷》，荣宝斋王仁山先生捐赠金城、溥儒(心畲)、张爰(大干)等名家书画作品21件。六七十年代，著名化学家张少铭先生捐赠一批明清名家书画和商周时期青铜器；著名画家周怀民先生、著名学者于省吾先生、著名书法篆刻家钱君訇先生、著名宗教界人士夏莲居先生捐赠大批名家书画和篆刻作品；著名学者、书法家启功先生捐赠其祖先遗留下来的书画和康熙御题端砚等；80年代，高其渊、高其进先生捐赠六朝和唐人写经及文徵明、董其昌等名家书画100余件；新世纪以来，菲律宾庄长红、庄良有先生捐赠名家书画作品14件，新加坡指画名家吴在炎先生捐赠个人指画作品18l件，著名版画家李桦先生捐赠个人版画作品50件，著名画家张仃先生捐赠个人绘画作品43件，台湾彩墨大师马白水先生捐赠个人绘画作品34件等。正是这些“化私为公”的无私奉献，大大地丰富了馆藏，同时，也架构起了辽博今天完整的收藏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