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在不断彰显。理解当代中国的制度优势，不能仅仅着眼于制度本身，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制度观，关注制度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分析和把握当代中国的制度建设成就，以实践的观点看待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制度运行过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各种管控措施构成了具体的、与其他国家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在此基础之上的出色抗疫表现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成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宣传教育部门应该从这次疫情防控当中得到启发，在宣传教育中注意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运行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彰顯制度优势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制度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范畴，对制度优势的理解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一个社会当中，制度的产生和演变必然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与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思想文化建设状况、政治力量对比状况相适应，并且是特定问题情境的产物。制度发挥作用的过程，也必然是具体的、历史的过程。一种制度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下产生，它的运转过程就是改造和影响这些外部条件的过程。在制度运转的过程中，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就是制度的效能，也可以视为制度的优势。因此，对制度优势的理解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制度及其效能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来观察和评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当代中国经济基础之上的制度体系，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实践的产物，它的优势也必然通过具体实践而展现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座“飞来峰”，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而形成的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的优势是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丰富实践之上的。这些实践活动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其制度优势的基本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把握，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深入日常生活领域，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探寻那些展现当代中国制度优势的鲜活素材，进而澄清这些素材所展现的社会历史条件。
　　 抽象地谈论制度优势，容易将真实存在的制度优势教条化，从而达不到理想的宣传效果。西方国家在宣传制度优势时，往往容易将制度视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在展现制度优势的过程中，忽视了制度运行所依托的社会历史条件，将制度优势理解成一种无条件的优势，甚至是一种超越时空的优势，从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相对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客观存在的，要把握这种客观性，必须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制度形成、运行与变革所依据的社会历史条件。在宣传语境下，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往往是非常具体的实践行为，它们制约着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塑造着社会成员的制度认同。
　　 二、疫情防控是一种理解当代中国制度优势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人类的历史上，应对重大公共危机往往成为评判制度优劣的重要着眼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当代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与病毒对抗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蕴含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依法治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配合等政治优势得到了充分展现，社会成员的制度认同水平空前提高。在疫情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真实地发生在每一个基层治理单元的实践中，这些实践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鲜活的生活场景，让每一个中国人近距离地观察和感受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效能。
　　 在疫情防控中，社会成员的制度认同之所以增强，是因为他们在特定的问题情境下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运行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于我国而言，疫情防控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疫情防控之下的各种治理实践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及恢复经济社会发展而采取的具体措施，人们通过这些具体措施感受到了制度的有效性，进而在内心当中确认了制度的优越性。疫情期间通过封城、社区封闭、公共场所管制、方舱医院建设、抽调医护人员援鄂、二维码追踪行程等这些行之有效的、具体的管控措施，人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蕴含的强大力量，它们是当代中国制度优势的直观呈现。
　　 疫情防控让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评价，脱离了形而上的价值判断的窠臼。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我国的舆论场产生了多种负面影响。具体到制度层面，部分群众甚至党员干部也习惯于用西方的价值标准评判当代中国的制度体系，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误区。在疫情防控中，党和政府用出色的表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正在摆脱西方政治话语的干扰，他们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评价当代中国的制度体系及其绩效。对于中国人来说，党领导下的疫情防控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人们在这种客观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感悟到“中国之治”的制度根源。
　　 疫情防控对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是一种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在疫情肆虐期间，网络上有“世界各国同做一张考卷”的说法，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着共同的难题，在对抗病毒的战“役”中具有各不相同的战绩。总体来看，中国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的表现冠绝全球，远远优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这种中外比较当中，中国人民的“四个自信”明显增强，尤其是更加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疫情防控构成了世界各国之间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为了对抗病毒的肆虐，世界各国不得不采取相似的应对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发现，在面对相同或相似的社会问题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明显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体系。
　　 三、在宣传教育中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运行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实践中，一些关于制度优势的宣传教育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也是因为忽略了制度运行所依托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要注意寻找中外之间具体的、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将其作为阐释当代中国制度优势的逻辑起点。此次疫情防控给人们带来的启示不仅在于公共卫生方面，而且在于宣传教育方面，党和政府在疫情防控领域的丰富实践在无形之中帮助人们增强了政治认同和政治自信。要认真总结疫情防控过程中宣传教育工作取得的经验，从以下四个方面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第一，在与发达国家的类似发展阶段进行比较时，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更加强烈，这种渴望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又给党和政府的具体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压力。部分群众在将我国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时，忽视了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用我国起步时间不长、发展相对欠缺的领域与发达国家历经上百年、已经成熟完善的领域相对比，从而削弱了制度认同。为此，宣传教育机构应该高度重视发展的阶段性，将这种阶段性作为阐释我国制度优势的重要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发达国家的类似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让党和政府在更短的时间内解决了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当代中国的制度体系下，中国以更小的代价实现了更全面、更均衡、更优质的发展。
　　 第二，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时，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国内的舆论场，人们往往下意识地忽略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往往具有更加相似的初始条件和发展历程。在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我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这足以证明制度的优越性。当前，我国人均GDP超过了一万美元，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这意味着我国即将跨越困扰着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宣传教育机构要善于将我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科学比较，在比较中将当代中国的制度优势以具有说服力的经验和数据呈现出来。
　　 第三，在比较世界各国应对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时，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浪潮汹涌而至。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新兴技术重塑着世界的经济版图和产业布局。新兴技术的诞生和应用考验着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是对一个国家的制度优劣的无声诠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主体对科技创新的灵活敏锐与政府对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划引领巧妙结合，共同推动着我国在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抢占制高点。在宣传教育工作中，要充分把握新科技革命这一至关重要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解習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含义，将制度优势的阐释寓于新科技革命的历史洪流当中。
　　 第四，在比较世界各国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时，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面临着全球贫困、人口膨胀、资源枯竭、气候变化、疾病蔓延、恐怖主义等共同问题。解决这些共同问题的过程，既是各国完成公共治理的过程，也是彰显其制度优势的过程。在宣传教育中，要避免自说自话的尴尬，最好的办法就是引入一些共性较强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宣传教育的具体情境，也构成了阐释制度优势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在解决共同问题的过程中，不同的制度体系会产生不同的治理理念和政策输出，取得不同的治理绩效。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的制度体系在面对同一个社会问题时所产生的不同反应和不同表现，从而在客观比较基础上对制度体系的优劣作出正确的评判。
　　 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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