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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另一方面是文明的冲突，即使在一体化过程中，也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博弈和碰撞。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反应，也作为一种身份认同，在中国民间横空出世，一反80年代流行的普世主义。民族主义思潮既反美，也反日，但两者情况很不相同。
从80年代末的经济制裁到银河号事件，到1993年申奥失败，到历次台海危机，乃至炸馆、撞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是全方位的，所造成的损害也有目共睹;相反，中日之间的分歧除历史问题外，主要就是围绕钓鱼岛和东海划界争端，相当局部和有限。民间的反应正好相反，反美情绪是间歇性、节点式的，例如在1999年炸馆、2001年撞机之后，反美情绪会突然上升和激化，但很快就会回落到相当温和而稳定的状态，而且影响力有限，相对比较小众，何况社会各阶层还存在相当广泛的亲美、崇美心理。
对日情绪则不然，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相当饱满高涨的状态，而且弥漫、席卷多个阶层，相当大众化。用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的话说就是：“在中国存在强大的反日、仇日、厌日的情绪。不管年轻年老，只要谈到日本，都非常反感。”（见童增与凤凰网的对话，2013年9月14日）新世纪以后，这种情绪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妨重新检讨，以澄清认识，用一种更全面、更长远的眼光思考和理解中日关系或日本问题。
两个毗邻大国彼此对峙，无疑将消耗双方的战略资源，损害两国的现实利益。那么，在冷战结束后的东亚，中日关系长期紧张，是谁坐收渔利，成为最大获益者，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和永久保持地缘政治普遍的多元化”。话说得比较学术，直白表述就是“防止出现一个最终可能向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敌对联盟”（《大棋局》第七章“结论”）。想方设法离间各国，使其彼此争夺和牵制，以保持力量平衡。这种所谓“均势战略”源自英国。英国，由于孤悬在欧陆海外的地缘环境，为维护霸权地位，总要保持欧陆各国间的“掎角之势”，以防范新的强权崛起，打破原有的均势。为此，需要不断纵横捭阖，离强合弱。这种做法，正如丘吉尔所说，是“英国400年来的对外政策”。
与英国相似，美国孤悬在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之外，堪称英国与欧洲关系的放大版，作为大英帝国霸权的正宗传人，也将英国外交的战略遗产发扬光大。例如钓鱼岛问题，作为中日两国长期的主要争端，正是美国当年通过“归还”日本而留下的一个战略陷阱。
美国处理中日关系的原则，是保持适度紧张。正如处理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那样—既不能让中日两国结盟联手，也不能让中日两国大打出手。作为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联手，美国势必退出东亚，美国霸权将失去半壁江山。另一方面，如果中日发生战争，由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共同防卫”条款的规定，美国将面临或参战、或违约的两难选择。因此，美国总是张弛有度地把中日关系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这两方面都有现成例子。2009年9月民主党执政，鸠山由纪夫首相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一度被视为日本发展的方向。鸠山和民主党高度重视中日关系，执政仅3个月，日本政界元老、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就率领包括140名国会议员在内、总数多达643人的访华团前往北京，与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高层进行了会谈，被称为“半个日本国会的访华”。4天后，当时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回访日本。中日关系迎来一个小阳春，似乎意味着两国关系将出现新的转机。同时，鸠山内阁提出，美军的普天间基地应迁出冲绳，小泽更进一步发表了驻日美军需缩减等言论。鸠山在中美之间不同取向和表现的这种反差似乎决定了其政治命运。2010年6月，由于美军在基地搬迁问题上作梗，鸠山与小泽被迫下台。继任的菅直人首相立刻搁置东亚共同体概念，转而支持TPP（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而这个TPP恰好由美国主导，被视为亚太地区的小型世贸组织。从此，东亚共同体概念在日本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在菅直人任期内，由于突发事件中日关系曾一度紧张。2010年9月8日凌晨，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海域扣押了中国船长詹其雄。日本政府一直持强硬立场，但是24日下午却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释放了詹其雄。据当时日本《产经新闻》报道，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在纽约会见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向日本施压。报道引述希拉里身边人士的话说，美方希望日方在24日前解决问题。国际政治中的某些幕后操作，短期内很难证实。但是，日本释放中国船长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里对此表示欢迎，称“这是正确的决定”，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这似乎印证了日本媒体的报道。
应当说，美国对中日关系，包括东亚局势的“宏观调控”是富有成效的。冷战结束后，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之间的产业分工与贸易联系日益紧密，2005年内贸率（区域内各国之间贸易量占其外贸总量的比重）达58%，相当于欧盟成立前夕的水平。但是，欧盟拥有法德轴心，而东亚有条件承担这个角色的是中日韩，特别是中日—两国经贸关系非常密切，早在2006年中国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由于美国在本区域内的强大存在，使东亚很难超越经贸层面，形成政治性的合作。因此东亚的经贸与政治，或者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长期分离，互不匹配，成为当今全球范围内的独特现象。
前引童增先生所说的“在中国存在强大的反日、仇日、厌日的情绪”这句话，需要进一步辨析。应该说，在80年代中期以前，这样的情绪根本不存在。
回顾以往，新中国建立以后，采取了区别对待美日，即对美强硬、对日宽缓的基本策略，在对日方面，又区别对待日本政府与日本民间。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指出：战后，中日关系改变了，两国都受美国压迫，日本和中国台湾都有美国驻军。关于日本的侵略历史和中日美三国现状，他对日本客人说：“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账，现在不再欠账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账。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我们也有政治资本，向美国讨账。”（《中日关系和世界大战问题》，见《毛泽东外交文选》）1959年3月18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时表示，日本的被压迫状态是暂时的，“日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怎么能让人来占领控制呢？日本必然会完全独立，成为和平的国家。”（《西太平洋要西太平洋国家自己来管》，见《毛泽东外交文选》）就是在这次访华期间，浅沼提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一著名口号，毛泽东十分赞赏，曾多次引用。 1960年1月，岸信介政府与美国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条约》），承认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权，规定日本承担提供军事基地等义务。日本民间针对该项条约的签订，掀起多次大规模反美运动，仅全国统一行动就达23次，声势浩大。对此，毛泽东一再表示：“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见《毛泽东外交文选》）支持日本争取国家独立，作为基本国策，也使得毛泽东和新中国在日本社会长期享有很高的声望。
为声援日本民众的反美运动，当时中国的文艺家还创作演出了《反对美帝风暴大合唱》（1960年）。“联日、拒美”，不仅是新中国持久的国际斗争策略，还形成一种文化和风气，同时中日友好的精神并不仅限于中国。1961年，冰心随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撰写了著名散文《樱花赞》，记述了如下经历：代表团到离金泽市不远的渔村去访问，偶然听说第二天是全市出租车公司工人罢工的日子;代表团在渔村听到许多日本工农为反对美军侵占农田作打靶场奋起斗争的事迹，晚上又参加了热烈的群众欢迎大会;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时，发现11辆出租车整齐地摆在门口，作者想起罢工时间是当天早8时，上车后便询问同行的日本朋友—
日本朋友回过头来微微地笑说：“为着要送中国作家代表团上车站，他们昨夜开个紧急会议，决定把罢工时间改为从早晨9点开始了！”我正激动着要说一两句道谢的话的时候，那位端详稳静、目光注视着前面的司机，稍稍侧着头，谦和地说：“促进日中人民的友谊，也是斗争的一部分啊！”
这篇散文入选1981年版初中语文课本，中日友好的气氛到80年代前期甚至更加热烈。那时最有名的是1984年9月“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在日本引起极大轰动。访华团来自日本220个团体和机构，在多个城市参观后，聚集北京，参加了35周年国庆。30多年前中日友好的盛况今天已很难想象。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刘江永教授当时参加了接待，他回忆说，他陪同的那个代表团乘车经上海出境，沿途十几里上海市民主动在街道两旁热情欢迎，日本人用刚学会的汉语，向车窗外两旁的上海市民欢呼“中国万岁，万万岁！”持续40分钟之久。今天通过视频回看当年实况，时代的变迁和反差确实令人震惊。
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后，日本经济仍持续衰退，到2014年已不及中国总量的一半。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梳理日本历史可发现，自明治维新以来140多年，日本史可分为两半：先是脱亚入欧，追随西方列强，膨胀跋扈，经二战被打回原形，后70年又一味依附忍耐，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极端。未来长远看，以中国的历史、人口、国土面积和经济规模，必然会重新主导东亚。就外部条件而言，这有待于美国进一步衰落，直到失去对东亚的控制。就内部条件而言，成为一个区域的主导者或领导者，除了经济规模和产业层级的要求外，还需要更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这其中就包括对民族主义的扬弃。由于民族主义的内涵是一个民族自我利益的维护和伸张，因此，一个大国，一个在国际社会有成为领导者抱负的大国，就注定要超越民族主义，而构建一种具更广泛代表性的国际主义的价值观。一个国家，只有你所倡导和肩负的价值能普惠于众人，被众人分享，你才能被众人拥戴。
未来，尽管阻碍重重，但中国仍需帮助日本，使其摆脱美国的控制，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回归亚洲。如果说“脱亚入欧”是日本近代的起点，那么，“回归亚洲”，成为未来东亚共同体的一名和平成员，将标志着日本扭曲纠结的近代的结束。对于中国来说，这也是日本问题的最终解决。
从80年代末的经济制裁到银河号事件，到1993年申奥失败，到历次台海危机，乃至炸馆、撞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是全方位的，所造成的损害也有目共睹;相反，中日之间的分歧除历史问题外，主要就是围绕钓鱼岛和东海划界争端，相当局部和有限。民间的反应正好相反，反美情绪是间歇性、节点式的，例如在1999年炸馆、2001年撞机之后，反美情绪会突然上升和激化，但很快就会回落到相当温和而稳定的状态，而且影响力有限，相对比较小众，何况社会各阶层还存在相当广泛的亲美、崇美心理。
对日情绪则不然，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相当饱满高涨的状态，而且弥漫、席卷多个阶层，相当大众化。用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的话说就是：“在中国存在强大的反日、仇日、厌日的情绪。不管年轻年老，只要谈到日本，都非常反感。”（见童增与凤凰网的对话，2013年9月14日）新世纪以后，这种情绪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妨重新检讨，以澄清认识，用一种更全面、更长远的眼光思考和理解中日关系或日本问题。
美国的均势战略
两个毗邻大国彼此对峙，无疑将消耗双方的战略资源，损害两国的现实利益。那么，在冷战结束后的东亚，中日关系长期紧张，是谁坐收渔利，成为最大获益者，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和永久保持地缘政治普遍的多元化”。话说得比较学术，直白表述就是“防止出现一个最终可能向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敌对联盟”（《大棋局》第七章“结论”）。想方设法离间各国，使其彼此争夺和牵制，以保持力量平衡。这种所谓“均势战略”源自英国。英国，由于孤悬在欧陆海外的地缘环境，为维护霸权地位，总要保持欧陆各国间的“掎角之势”，以防范新的强权崛起，打破原有的均势。为此，需要不断纵横捭阖，离强合弱。这种做法，正如丘吉尔所说，是“英国400年来的对外政策”。
与英国相似，美国孤悬在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之外，堪称英国与欧洲关系的放大版，作为大英帝国霸权的正宗传人，也将英国外交的战略遗产发扬光大。例如钓鱼岛问题，作为中日两国长期的主要争端，正是美国当年通过“归还”日本而留下的一个战略陷阱。
美国处理中日关系的原则，是保持适度紧张。正如处理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那样—既不能让中日两国结盟联手，也不能让中日两国大打出手。作为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联手，美国势必退出东亚，美国霸权将失去半壁江山。另一方面，如果中日发生战争，由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共同防卫”条款的规定，美国将面临或参战、或违约的两难选择。因此，美国总是张弛有度地把中日关系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这两方面都有现成例子。2009年9月民主党执政，鸠山由纪夫首相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一度被视为日本发展的方向。鸠山和民主党高度重视中日关系，执政仅3个月，日本政界元老、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就率领包括140名国会议员在内、总数多达643人的访华团前往北京，与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高层进行了会谈，被称为“半个日本国会的访华”。4天后，当时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回访日本。中日关系迎来一个小阳春，似乎意味着两国关系将出现新的转机。同时，鸠山内阁提出，美军的普天间基地应迁出冲绳，小泽更进一步发表了驻日美军需缩减等言论。鸠山在中美之间不同取向和表现的这种反差似乎决定了其政治命运。2010年6月，由于美军在基地搬迁问题上作梗，鸠山与小泽被迫下台。继任的菅直人首相立刻搁置东亚共同体概念，转而支持TPP（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而这个TPP恰好由美国主导，被视为亚太地区的小型世贸组织。从此，东亚共同体概念在日本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在菅直人任期内，由于突发事件中日关系曾一度紧张。2010年9月8日凌晨，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海域扣押了中国船长詹其雄。日本政府一直持强硬立场，但是24日下午却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释放了詹其雄。据当时日本《产经新闻》报道，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在纽约会见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向日本施压。报道引述希拉里身边人士的话说，美方希望日方在24日前解决问题。国际政治中的某些幕后操作，短期内很难证实。但是，日本释放中国船长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里对此表示欢迎，称“这是正确的决定”，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这似乎印证了日本媒体的报道。
应当说，美国对中日关系，包括东亚局势的“宏观调控”是富有成效的。冷战结束后，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之间的产业分工与贸易联系日益紧密，2005年内贸率（区域内各国之间贸易量占其外贸总量的比重）达58%，相当于欧盟成立前夕的水平。但是，欧盟拥有法德轴心，而东亚有条件承担这个角色的是中日韩，特别是中日—两国经贸关系非常密切，早在2006年中国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由于美国在本区域内的强大存在，使东亚很难超越经贸层面，形成政治性的合作。因此东亚的经贸与政治，或者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长期分离，互不匹配，成为当今全球范围内的独特现象。
中日关系的另一面
前引童增先生所说的“在中国存在强大的反日、仇日、厌日的情绪”这句话，需要进一步辨析。应该说，在80年代中期以前，这样的情绪根本不存在。
回顾以往，新中国建立以后，采取了区别对待美日，即对美强硬、对日宽缓的基本策略，在对日方面，又区别对待日本政府与日本民间。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指出：战后，中日关系改变了，两国都受美国压迫，日本和中国台湾都有美国驻军。关于日本的侵略历史和中日美三国现状，他对日本客人说：“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账，现在不再欠账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账。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我们也有政治资本，向美国讨账。”（《中日关系和世界大战问题》，见《毛泽东外交文选》）1959年3月18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时表示，日本的被压迫状态是暂时的，“日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怎么能让人来占领控制呢？日本必然会完全独立，成为和平的国家。”（《西太平洋要西太平洋国家自己来管》，见《毛泽东外交文选》）就是在这次访华期间，浅沼提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一著名口号，毛泽东十分赞赏，曾多次引用。 1960年1月，岸信介政府与美国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条约》），承认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权，规定日本承担提供军事基地等义务。日本民间针对该项条约的签订，掀起多次大规模反美运动，仅全国统一行动就达23次，声势浩大。对此，毛泽东一再表示：“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见《毛泽东外交文选》）支持日本争取国家独立，作为基本国策，也使得毛泽东和新中国在日本社会长期享有很高的声望。
为声援日本民众的反美运动，当时中国的文艺家还创作演出了《反对美帝风暴大合唱》（1960年）。“联日、拒美”，不仅是新中国持久的国际斗争策略，还形成一种文化和风气，同时中日友好的精神并不仅限于中国。1961年，冰心随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撰写了著名散文《樱花赞》，记述了如下经历：代表团到离金泽市不远的渔村去访问，偶然听说第二天是全市出租车公司工人罢工的日子;代表团在渔村听到许多日本工农为反对美军侵占农田作打靶场奋起斗争的事迹，晚上又参加了热烈的群众欢迎大会;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时，发现11辆出租车整齐地摆在门口，作者想起罢工时间是当天早8时，上车后便询问同行的日本朋友—
日本朋友回过头来微微地笑说：“为着要送中国作家代表团上车站，他们昨夜开个紧急会议，决定把罢工时间改为从早晨9点开始了！”我正激动着要说一两句道谢的话的时候，那位端详稳静、目光注视着前面的司机，稍稍侧着头，谦和地说：“促进日中人民的友谊，也是斗争的一部分啊！”
这篇散文入选1981年版初中语文课本，中日友好的气氛到80年代前期甚至更加热烈。那时最有名的是1984年9月“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在日本引起极大轰动。访华团来自日本220个团体和机构，在多个城市参观后，聚集北京，参加了35周年国庆。30多年前中日友好的盛况今天已很难想象。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刘江永教授当时参加了接待，他回忆说，他陪同的那个代表团乘车经上海出境，沿途十几里上海市民主动在街道两旁热情欢迎，日本人用刚学会的汉语，向车窗外两旁的上海市民欢呼“中国万岁，万万岁！”持续40分钟之久。今天通过视频回看当年实况，时代的变迁和反差确实令人震惊。
日本的出路
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后，日本经济仍持续衰退，到2014年已不及中国总量的一半。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梳理日本历史可发现，自明治维新以来140多年，日本史可分为两半：先是脱亚入欧，追随西方列强，膨胀跋扈，经二战被打回原形，后70年又一味依附忍耐，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极端。未来长远看，以中国的历史、人口、国土面积和经济规模，必然会重新主导东亚。就外部条件而言，这有待于美国进一步衰落，直到失去对东亚的控制。就内部条件而言，成为一个区域的主导者或领导者，除了经济规模和产业层级的要求外，还需要更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这其中就包括对民族主义的扬弃。由于民族主义的内涵是一个民族自我利益的维护和伸张，因此，一个大国，一个在国际社会有成为领导者抱负的大国，就注定要超越民族主义，而构建一种具更广泛代表性的国际主义的价值观。一个国家，只有你所倡导和肩负的价值能普惠于众人，被众人分享，你才能被众人拥戴。
未来，尽管阻碍重重，但中国仍需帮助日本，使其摆脱美国的控制，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回归亚洲。如果说“脱亚入欧”是日本近代的起点，那么，“回归亚洲”，成为未来东亚共同体的一名和平成员，将标志着日本扭曲纠结的近代的结束。对于中国来说，这也是日本问题的最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