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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和挪威，就像一对名字不同的双胞胎，均位于不列颠岛的东北方向，文化和人种上与苏格兰人有着某种联系。1066年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其实就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后代；而作为维京人一支，丹麦人曾统治英格兰部分领土断断续续达200多年。作为文化体的延续，在政治上，瑞典和挪威代表着斯堪的纳维亚或者北欧风格的高福利社会制度，与温和、开放、友善和富裕等褒义词联系在一起。
直到2011年7月22日，32岁的挪威青年布雷维克在于特岛开枪屠杀，北欧变得不再宁静和安全。在过去10几年里，北欧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受到移民冲击和多元文化的挑战，逐渐浮现在世人眼里。这不是当地第一起针对多元文化和移民的暴力事件，却是最严重的一次。
近些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传统的高大金发形象，已经被其居民的多元化所改变。一个简单的数字是，在挪威，只有82%的居民是传统挪威白人，加上其他白人族裔，也还不到90%。在最大的两座城市，奥斯陆和德拉门，移民分别占据了城市人口的27%和22%，而整个挪威人口不到500万，占据移民前5位的，除了波兰人、瑞典人，就是与它历史上绝少联系的巴基斯坦人、伊拉克人和索马里人，以难民为主。
相比之下，在英国，单纯英国白人依然占据了人口的86%，加上其他白人族裔，超过90%。随着移民政策日益收紧，首相卡梅伦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失败。
对英国人来说，他们嘲笑美国人的粗鄙、法国的放荡、德国人的死板、意大利人的不靠谱，而北欧也许是让他们感到有点自惭形秽的地方，因为后者平衡了富裕与竞争力，优雅而强壮。直到最近几年，英国人找到了一点点轻松，因为看到了北欧高福利的社会主义制度似乎趋向失败，最终可能要臣服于盎格鲁-萨克逊的资本主义模式；因为北欧似乎和英国越来越像，开始下调税率，放开私立教育，削减对失业者的福利等。
北欧孤儿
目前，对于英国得势的保守党和右派来说，最能体现这种轻松和胜利感的，是一篇题为“Krona capitalism”的文章（见7月9日的《旁观者》杂志）。当笔者读到“在美丽的斯德哥尔摩夜晚余晖的幸福表象下，有着许多的孤独”，不禁想到一颗酸葡萄终于变甜的时候。所谓孤独，此处是指瑞典的高福利制度下，高离婚率；也许暗指，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是独特的，不具有普世性。
不到20天后，挪威的爆炸和枪声，震惊了世界。那篇分析文章仿佛是谶语，配合这场屠杀的到来，彻底搅动了英国政界和知识界对北欧的思考。因为那个“孤独”一词，笔者开始关注惨剧制造者布雷维克的生存处境。
布雷维克出生在1979年，生父是挪威外交人员，生母是护士。布雷维克1岁时，生父离开了自己第二任妻子，也就是布雷维克的母亲，开始了自己第三段婚姻。母亲带着他改嫁，布雷维克与父亲还保持联系。在他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又离婚，又结婚。根据他生父的声明，从1995年，也就是布雷维克16岁时开始，他已经与自己的亲生儿子没有了联系。这似乎有点极端，但在北欧，却不稀奇。
这是北欧高度自由主义社会的特色，离婚率居欧洲之首，平均超过45%。挪威在北欧四国中还是最低，与英国差不多。与意识形态上的自由主义配套的，是高福利的社会体制，足以支持单亲抚养子女。这两点是北欧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对于北欧的体制，世人称赞居多。然而，随着福利国家在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冲击下呻吟，对于高福利制度的怀疑，对于以往宽松政治气氛的反思，已经悄然兴起。
进入2007年，欧洲大陆政坛普遍右转。意大利贝卢斯科尼垄断政坛达10年，至今左翼无法撼动；在法国，勒庞的国民阵线崛起，作为右翼的萨科奇上台。这股右转的风向，从欧洲大陆刮到岛国：2010年，英国新工党时代结束；今年，爱尔兰左翼共和党丧失长达25年的执政地位。右转风潮现在继续北上，2010年，瑞典大选中，中右的执政联盟，击败瑞典社民党（瑞典福利制度的奠基者）主导的红绿联盟，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首次成功连任；2009年，左翼的挪威工党主导的红绿联盟，险胜右翼阵营，接下来挪威大选是在2013年，目前执政联盟中挪威工党处于领导地位，占64席，但是紧随其后的两大党都属右翼阵营，分别占41席和30席。
此次于特岛屠杀，能够唤起国民对死难者（多是工党的青年积极分子）的哀悼，却未必是对工党的同情。很可能恰恰相反，挪威人也许会把布雷维克的出现，视为工党执政的失败，尤其是在移民政策方面。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
布雷维克的冒头，看起来毫无征兆。但是如果熟悉这过去20多年西方媒体中多元文化、自由主义和左翼精英的主导状态，自然会知道有很多并非那么“政治正确”的声音被掩盖，而这些声音在失去大众媒体的支持之后，转入更加草根的地下，与底层民众相结合。
布雷维克也许是近年暗流涌动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一次最响亮的发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在西方的出现，一直没有受到主流神学界的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今天主流神学界是自由主义神学的领地，而这恰恰被原教旨主义视为罪恶的场所。
在北欧社会中，基督教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大大淡化，甚至弱于英国。因此布雷维克的原教旨主义取向，在挪威当地环境中出现，更应该引起人们关注。
布雷维克的背景之中，基督教信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成分。根据已经披露的资料来看，他的宗教历程非常复杂矛盾。他从基督教新教，改宗天主教，同时又自称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分析其宣言和叙述，他对基督教的理解和知识，基本上来自民间社会中的基督教通俗文化。另外，他还有对东方社会，特别是日本、韩国这样单一文化国家的观念认知。
经典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起源在英国，壮大是在美国，特别是上个世纪初，福音派（Evangelicalism）在美国兴起，于1910~1915年间结集出版了经典的《原教旨：真理的见证》，一直到小布什时代，福音派为他的外交政策制造了庞大的支持者。
但是，与北美大陆的原教旨主义不同，布雷维克的原教旨主义是指向早期的罗马天主教（Catholicism，或者Romanism），这是一种欧洲特色的原教旨主义。
在布雷维克的文字作品中，他以“圣殿骑士”（Knight Templar）自喻，并宣称在2005年，于伦敦建立了一个“圣殿骑士”的组织。中世纪的“圣殿骑士”，是罗马天主教的军事支柱，是十字军东征的主力。在中世纪骑士文化中，骑士不仅仅是一个能够骑马打仗的人，一个军事意义上的团体，而且是一个阶层。
今天，圣殿骑士已经从欧洲社会架构中消失，但在通俗文化中依然流行，它除了强大的尚武气息之外，还有类似共济会（freemasonry）组织一样的神秘性。如果笔者估计正确的话，这个思潮，往往不入精英知识分子的法眼，埋藏于欧洲社会民间，尚未被知识界充分注意。
假如说基地组织的名称，已经暗含了它的组织方式，那么圣殿骑士和共济会，与属于现代政治理念的极端民族主义、新纳粹不同，属于一股更加神秘的力量，它植根于欧洲传统的基督教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圣殿骑士”这样的概念，在民间社会流传时，很容易与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相结合的原因。
圣殿骑士与基督教的这种关系，可以与金庸小说中的“侠”在中国民间会党和通俗文化中的影响力相媲美。值得注意的是，北大中文系孔庆东教授，在自己系列的评论中，反复强调了金庸和武侠小说“侠”对中国民间的影响，甚至上升到一种民族性的高度。
国内对于西方通俗武侠小说研究匮乏，然而在西方高度类型化的小说市场，通俗骑士类小说，是一个关键的类型。而中国知识界，可能在《唐·吉珂德》小说开头，才约莫看到一点骑士小说的影响力。欧洲普通人对圣殿骑士的热情和兴趣，就好像中国人对武侠的痴迷一样。
而对于缺乏精英支持的右翼底层人士来说，一场对非白人移民实实在在的宣战行动，就是圣殿骑士“复活”最直接的象征。据此，布雷维克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位“圣殿骑士”，对多元文化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圣战不同，他首先选择了向白人叛徒发起了进攻。
一个人的团队，还是疯子？
布雷维克带给70多位死难者家属的，是绵延一生、无尽的伤痛。而对政论界和政客来说，更关注的是如何解释“布雷维克现象”。
有一点，绝大多数评论似乎都在回避：本次屠杀，布雷维克完全是针对挪威执政的工党而来，他针对奥斯陆政府大楼的爆炸自不必说，即便是在岛上屠杀夏令营成员，也是瞄准工党的青年积极活动分子，而放过了几名看起来还没有“被工党洗脑”的孩子。布雷维克的选择性杀戮，有一种“集中锄奸”色彩。
从这个意义上说，布雷维克屠杀，具有一定的政治目标。而到目前为止，笔者很少看到有评论和分析立足于这点，而仅仅强调他杀人的冷静，无非是描述他的行为是变态。实际上，这是刻意回避问题，至少我认为包含了一个目的，试图把布雷维克的动机，简单地归因于其个人的心理因素，而不是他的政治理念，进而认定他是一个疯子。
“疯子论”的第一受益人，自然是挪威当前执政联盟中的工党，用随机的心理因素，来规避自己政策的失误。其次，多元文化主义的拥趸，理由同上。对于左翼和右翼来说，“疯子”让左右双方得到妥协的借口，原因如下。
在以往的多元文化和原教旨主义的攻防战中，欧美的左右翼选择性设立自己的靶子。对于左派而言，首先，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不会发生在基督教社会内部，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优越感，进而，他们往往带着同情式理解，来对待中东的穆斯林极端分子，为西方殖民主义忏悔，具体表现在谴责以色列上。右派与左派不同，他们更加针对非基督教的文明，认为极端主义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选择，不应该过于强调个人的处境。
然而，不管左派还是右派，有一个共同的假设是：基督教文明是一个宽容的文明，而穆斯林或者其他文化，可能存在一些问题。现在布雷维克提供了一个难题：白人，基督教徒，原教旨主义，而且付诸实施，比“圣战”和“人体炸弹”更加疯狂，枪杀了近70名无辜青少年。
面对这个直指左右派共同优越感的拷问，也许最好的答案就是，布雷维克是一个疯子。
真的如此吗？在对多元文化的攻击中，主要欧美国家都出现了高强度冲突的例子，在美国，白人牧师要焚烧《古兰经》；在德国，白人袭击土耳其人移民；在法国，为了限制穆斯林妇女的面纱，不得不对多元文化做出新的定义；在荷兰，右翼政客公开抨击穆斯林移民；在澳大利亚，有白澳运动，白人青少年与南亚移民连续几年发生冲突。
这种冲突是欧美社会的一个悖论，他们发起和推广多元文化的理念，当意识到这个理念对自己社会具有负面作用，甚至破坏性的时候，又宣布多元文化政策的失败。这种冲突，就好像基督教文化内部的矛盾一样。回顾现代之前的历史，“圣殿骑士”般的暴力因素，也是基督教文明的一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甚至会被激活，尤其是当一个自认为高端的文明觉得受到威胁的时候。挪威的枪杀案，也许仅仅是个开始。
直到2011年7月22日，32岁的挪威青年布雷维克在于特岛开枪屠杀，北欧变得不再宁静和安全。在过去10几年里，北欧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受到移民冲击和多元文化的挑战，逐渐浮现在世人眼里。这不是当地第一起针对多元文化和移民的暴力事件，却是最严重的一次。
近些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传统的高大金发形象，已经被其居民的多元化所改变。一个简单的数字是，在挪威，只有82%的居民是传统挪威白人，加上其他白人族裔，也还不到90%。在最大的两座城市，奥斯陆和德拉门，移民分别占据了城市人口的27%和22%，而整个挪威人口不到500万，占据移民前5位的，除了波兰人、瑞典人，就是与它历史上绝少联系的巴基斯坦人、伊拉克人和索马里人，以难民为主。
相比之下，在英国，单纯英国白人依然占据了人口的86%，加上其他白人族裔，超过90%。随着移民政策日益收紧，首相卡梅伦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失败。
对英国人来说，他们嘲笑美国人的粗鄙、法国的放荡、德国人的死板、意大利人的不靠谱，而北欧也许是让他们感到有点自惭形秽的地方，因为后者平衡了富裕与竞争力，优雅而强壮。直到最近几年，英国人找到了一点点轻松，因为看到了北欧高福利的社会主义制度似乎趋向失败，最终可能要臣服于盎格鲁-萨克逊的资本主义模式；因为北欧似乎和英国越来越像，开始下调税率，放开私立教育，削减对失业者的福利等。
北欧孤儿
目前，对于英国得势的保守党和右派来说，最能体现这种轻松和胜利感的，是一篇题为“Krona capitalism”的文章（见7月9日的《旁观者》杂志）。当笔者读到“在美丽的斯德哥尔摩夜晚余晖的幸福表象下，有着许多的孤独”，不禁想到一颗酸葡萄终于变甜的时候。所谓孤独，此处是指瑞典的高福利制度下，高离婚率；也许暗指，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是独特的，不具有普世性。
不到20天后，挪威的爆炸和枪声，震惊了世界。那篇分析文章仿佛是谶语，配合这场屠杀的到来，彻底搅动了英国政界和知识界对北欧的思考。因为那个“孤独”一词，笔者开始关注惨剧制造者布雷维克的生存处境。
布雷维克出生在1979年，生父是挪威外交人员，生母是护士。布雷维克1岁时，生父离开了自己第二任妻子，也就是布雷维克的母亲，开始了自己第三段婚姻。母亲带着他改嫁，布雷维克与父亲还保持联系。在他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又离婚，又结婚。根据他生父的声明，从1995年，也就是布雷维克16岁时开始，他已经与自己的亲生儿子没有了联系。这似乎有点极端，但在北欧，却不稀奇。
这是北欧高度自由主义社会的特色，离婚率居欧洲之首，平均超过45%。挪威在北欧四国中还是最低，与英国差不多。与意识形态上的自由主义配套的，是高福利的社会体制，足以支持单亲抚养子女。这两点是北欧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对于北欧的体制，世人称赞居多。然而，随着福利国家在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冲击下呻吟，对于高福利制度的怀疑，对于以往宽松政治气氛的反思，已经悄然兴起。
进入2007年，欧洲大陆政坛普遍右转。意大利贝卢斯科尼垄断政坛达10年，至今左翼无法撼动；在法国，勒庞的国民阵线崛起，作为右翼的萨科奇上台。这股右转的风向，从欧洲大陆刮到岛国：2010年，英国新工党时代结束；今年，爱尔兰左翼共和党丧失长达25年的执政地位。右转风潮现在继续北上，2010年，瑞典大选中，中右的执政联盟，击败瑞典社民党（瑞典福利制度的奠基者）主导的红绿联盟，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首次成功连任；2009年，左翼的挪威工党主导的红绿联盟，险胜右翼阵营，接下来挪威大选是在2013年，目前执政联盟中挪威工党处于领导地位，占64席，但是紧随其后的两大党都属右翼阵营，分别占41席和30席。
此次于特岛屠杀，能够唤起国民对死难者（多是工党的青年积极分子）的哀悼，却未必是对工党的同情。很可能恰恰相反，挪威人也许会把布雷维克的出现，视为工党执政的失败，尤其是在移民政策方面。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
布雷维克的冒头，看起来毫无征兆。但是如果熟悉这过去20多年西方媒体中多元文化、自由主义和左翼精英的主导状态，自然会知道有很多并非那么“政治正确”的声音被掩盖，而这些声音在失去大众媒体的支持之后，转入更加草根的地下，与底层民众相结合。
布雷维克也许是近年暗流涌动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一次最响亮的发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在西方的出现，一直没有受到主流神学界的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今天主流神学界是自由主义神学的领地，而这恰恰被原教旨主义视为罪恶的场所。
在北欧社会中，基督教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大大淡化，甚至弱于英国。因此布雷维克的原教旨主义取向，在挪威当地环境中出现，更应该引起人们关注。
布雷维克的背景之中，基督教信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成分。根据已经披露的资料来看，他的宗教历程非常复杂矛盾。他从基督教新教，改宗天主教，同时又自称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分析其宣言和叙述，他对基督教的理解和知识，基本上来自民间社会中的基督教通俗文化。另外，他还有对东方社会，特别是日本、韩国这样单一文化国家的观念认知。
经典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起源在英国，壮大是在美国，特别是上个世纪初，福音派（Evangelicalism）在美国兴起，于1910~1915年间结集出版了经典的《原教旨：真理的见证》，一直到小布什时代，福音派为他的外交政策制造了庞大的支持者。
但是，与北美大陆的原教旨主义不同，布雷维克的原教旨主义是指向早期的罗马天主教（Catholicism，或者Romanism），这是一种欧洲特色的原教旨主义。
在布雷维克的文字作品中，他以“圣殿骑士”（Knight Templar）自喻，并宣称在2005年，于伦敦建立了一个“圣殿骑士”的组织。中世纪的“圣殿骑士”，是罗马天主教的军事支柱，是十字军东征的主力。在中世纪骑士文化中，骑士不仅仅是一个能够骑马打仗的人，一个军事意义上的团体，而且是一个阶层。
今天，圣殿骑士已经从欧洲社会架构中消失，但在通俗文化中依然流行，它除了强大的尚武气息之外，还有类似共济会（freemasonry）组织一样的神秘性。如果笔者估计正确的话，这个思潮，往往不入精英知识分子的法眼，埋藏于欧洲社会民间，尚未被知识界充分注意。
假如说基地组织的名称，已经暗含了它的组织方式，那么圣殿骑士和共济会，与属于现代政治理念的极端民族主义、新纳粹不同，属于一股更加神秘的力量，它植根于欧洲传统的基督教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圣殿骑士”这样的概念，在民间社会流传时，很容易与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相结合的原因。
圣殿骑士与基督教的这种关系，可以与金庸小说中的“侠”在中国民间会党和通俗文化中的影响力相媲美。值得注意的是，北大中文系孔庆东教授，在自己系列的评论中，反复强调了金庸和武侠小说“侠”对中国民间的影响，甚至上升到一种民族性的高度。
国内对于西方通俗武侠小说研究匮乏，然而在西方高度类型化的小说市场，通俗骑士类小说，是一个关键的类型。而中国知识界，可能在《唐·吉珂德》小说开头，才约莫看到一点骑士小说的影响力。欧洲普通人对圣殿骑士的热情和兴趣，就好像中国人对武侠的痴迷一样。
而对于缺乏精英支持的右翼底层人士来说，一场对非白人移民实实在在的宣战行动，就是圣殿骑士“复活”最直接的象征。据此，布雷维克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位“圣殿骑士”，对多元文化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圣战不同，他首先选择了向白人叛徒发起了进攻。
一个人的团队，还是疯子？
布雷维克带给70多位死难者家属的，是绵延一生、无尽的伤痛。而对政论界和政客来说，更关注的是如何解释“布雷维克现象”。
有一点，绝大多数评论似乎都在回避：本次屠杀，布雷维克完全是针对挪威执政的工党而来，他针对奥斯陆政府大楼的爆炸自不必说，即便是在岛上屠杀夏令营成员，也是瞄准工党的青年积极活动分子，而放过了几名看起来还没有“被工党洗脑”的孩子。布雷维克的选择性杀戮，有一种“集中锄奸”色彩。
从这个意义上说，布雷维克屠杀，具有一定的政治目标。而到目前为止，笔者很少看到有评论和分析立足于这点，而仅仅强调他杀人的冷静，无非是描述他的行为是变态。实际上，这是刻意回避问题，至少我认为包含了一个目的，试图把布雷维克的动机，简单地归因于其个人的心理因素，而不是他的政治理念，进而认定他是一个疯子。
“疯子论”的第一受益人，自然是挪威当前执政联盟中的工党，用随机的心理因素，来规避自己政策的失误。其次，多元文化主义的拥趸，理由同上。对于左翼和右翼来说，“疯子”让左右双方得到妥协的借口，原因如下。
在以往的多元文化和原教旨主义的攻防战中，欧美的左右翼选择性设立自己的靶子。对于左派而言，首先，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不会发生在基督教社会内部，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优越感，进而，他们往往带着同情式理解，来对待中东的穆斯林极端分子，为西方殖民主义忏悔，具体表现在谴责以色列上。右派与左派不同，他们更加针对非基督教的文明，认为极端主义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选择，不应该过于强调个人的处境。
然而，不管左派还是右派，有一个共同的假设是：基督教文明是一个宽容的文明，而穆斯林或者其他文化，可能存在一些问题。现在布雷维克提供了一个难题：白人，基督教徒，原教旨主义，而且付诸实施，比“圣战”和“人体炸弹”更加疯狂，枪杀了近70名无辜青少年。
面对这个直指左右派共同优越感的拷问，也许最好的答案就是，布雷维克是一个疯子。
真的如此吗？在对多元文化的攻击中，主要欧美国家都出现了高强度冲突的例子，在美国，白人牧师要焚烧《古兰经》；在德国，白人袭击土耳其人移民；在法国，为了限制穆斯林妇女的面纱，不得不对多元文化做出新的定义；在荷兰，右翼政客公开抨击穆斯林移民；在澳大利亚，有白澳运动，白人青少年与南亚移民连续几年发生冲突。
这种冲突是欧美社会的一个悖论，他们发起和推广多元文化的理念，当意识到这个理念对自己社会具有负面作用，甚至破坏性的时候，又宣布多元文化政策的失败。这种冲突，就好像基督教文化内部的矛盾一样。回顾现代之前的历史，“圣殿骑士”般的暴力因素，也是基督教文明的一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甚至会被激活，尤其是当一个自认为高端的文明觉得受到威胁的时候。挪威的枪杀案，也许仅仅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