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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 《雨水丰沛的季节》 里，出现的人物均出生于1992-1996年，他们在镜头前讲述了最为隐秘的话题：性
4月初的北京，恼人的杨絮飘得正欢。从满是烤串店、餐厅和饮品店的旧鼓楼大街拐进国旺胡同，走了接近一公里，一直走到位于净土胡同的睦野画室，独立电影推广组织杂家的工作人员领我走进里头的放映间。
刻儿的初潮初三才来——晚于她看电影的那些生理反应。“全班女孩都来了，还剩我和另一个女孩，她们会打赌，谁最后来？送多少包卫生巾。结果我是最后一个。她们开心地说，拿去用吧。”那时她个子矮，发育也晚，像个小男孩，不怎么吸引异性的目光。
青春期的她爱看贾樟柯、顾城、“文革”和台湾的历史。高一时，她在学校艺术节弹吉他。隔了一年，转学到班上的女孩对她说，“原来你就是那个台上弹奏的女生！我特别喜欢你。”刻儿吃了一惊。这个女生让她头一次内心有了情感的萌动。但真正令人难忘的，是高中时一个叫沈的女孩子。
沈是个练跳高的体育生，长得清朗英气，“身上显得特干净。眉毛好看。而且她喜欢哲学，我们有很多精神交流。”
在没有微信的时代，两人每天发几十条短信。沈住学校，早上会把水果切好，装在盒子里带给她。
因为打算读戏剧文学，刻儿在外面读了几个月艺术课程。读完时间还早，就去了女友家。亲吻、拥抱之后，还可以怎样？没人教。
两人在网上搜“女孩怎么样让对方舒服”的内容。很快，豆瓣的LES SKY小组让她俩发现了新天地。
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六七点，两个人腻在床上就不下来。“一旦发现，我X这么容易，只要伸一根手指进去你就爽了，就开始第一次体会到这种人生的乐趣。”
她连说了三遍“这真的是人生的乐趣”。
更多细节已经忘了，但那个湿漉漉的夏天、浑身的汗湿，还有从女友家回家路上，一个人一路吃吃傻笑的样子，始终在记忆里。
那时的刻儿完全不了解男性，“就觉得跟女孩在一块特别的棒。我们连性需求都解决了，还要男人干吗？可女生之间，也还是有猜忌、拌嘴。刻儿只要和男生出去玩，沈便会魂不守舍。分手之后到现在，她没有再碰到过像沈那么让她刻骨铭心的女孩。
进入大学，她对男生产生了好奇。
第一次，是和在咖啡馆一起看片子的男生，但感觉并不好。直到碰到了一个大她10岁的男人老马。老马不仅在做爱的时机上给予她充分的尊重，也给了她极为难忘的身体体验。最好的时刻，她会嚎啕大哭。
拍摄纪录片时，她还穿着老马的衣服，眼里满是眷恋。后来发现老马有不真诚的地方，两人终于还是分手。隔了许久再看到片子，刻儿觉得又好笑，又感动。“浑身冒傻，怎么能这么奋不顾身，能这么喜欢一个人？可也挺真实的。它记录下了某一个时刻真实的我。特别好。”
“那时我觉得老马像我的救命稻草，现在更加知道想要个什么样的人，不会老往人身上贴。性不是一个孤独的人寻找另一个孤独的人，人的完整也不光是通过性和情感来建立。”她说。
学习广电编导的男生危凯戴着眼镜，说话声音不高，但颇为坚定，很有主见。拍片的起因很简单，只是想和陈烨一起做点接近同龄人的真实可感的题材。那么，就找一些身边的同学，聊聊性和情感吧。
指导老师马快推荐他们看《80年代荷尔蒙》。那部片子里有外企白领、设计师，年龄、行业跨度更大。“有点旧，很有趣。但讲得还不够真诚和透彻。”陈烨说。
从2014年底到2015年的夏天，拍了几个月。一共找了四十多位，有9人拒绝。大面积的同意，仍然出乎两人的预料。一多半是同系院熟悉的面孔，还有一些也是朋友的朋友推荐而来，大家很快放下矜持，自然流露。像刻儿，聊到后面完全放开，“简直都不用提问，自己有特别强的讲述欲望。”
影片里有大段的雨夜画面，街道上的水潭，湿气氤氲的树叶和天空。正是那样的拍片气候，让危凯决定用这个片名。“和人的欲望一样，很丰沛，喷薄而出。” 还是有人诧异，“这么乖的男生，怎么会拍这种片子？”
自小跟随在外打工的父母，危凯如浮萍一般长大：1到4岁在天津，5岁回了老家农村，9到13岁去了秦皇岛，然后又回到镇上上学。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从来不谈性的正面价值，光谈害处，性教育成了社会犯罪教育。”哪怕真的碰到接近或等同于犯罪的行为，也依然是云山雾罩，遮遮掩掩。
初中时，县城的学校4个女生忽然“失踪”。过了好些日子，危凯和同学才知道，她们是和社会上的小混混在一起，被半骗半强迫地发生了关系。他在网吧里遇见那些混混，用很得意的口气描述细节，心里特别难受，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就觉得女生太可惜了，再也没回到学校。”
他和陈烨都觉得，我们在性和情感上的坦率表达特别少，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也甚少。即便在今天，获取资讯的途径如此发达，我们依旧不了解对面的人在想什么，是个怎样的人。他们希望能够借助这些访谈组成一个全景，所有人也可以借助访谈来审视自己。
许单是危凯的同桌。这个内向的男生被拍时几乎没有直视镜头。他很清晰地记得去年3月24号，某经济型酒店的629房间，空气温暖咸湿。那是他和女友的第一次。
“她不停地问，你完了吗？你怎么还没完？我就想，算了，我别折磨她了。”
他记得看小电影的时候，里面的人好像“都要疯了似的，好舒服的样子”，但自己亲身体验的时候，也就这样吧。
当时两人的关系到了一个瓶颈期，许单原本以为，做了会让关系更好。结果却是持续4个月的吵架，最终分开。
现在他觉得，要提升伴侣间的关系，单靠性是不行的。“女生会更在意生活的细节。如果能回到以前，会想要多一点理解和沟通。”
阿飞最初的性经验，则是从城中村里的性工作者处获得。他用了“真温暖”来形容当时的感觉，然而很快又觉得一切没有意义。“蛋糕好吃，但这个蛋糕是你偷的（当时他已有女友，但两人没有性关系），你会因为偷蛋糕纠结自己做得对不对，但蛋糕就是好吃的。”
在大学时喜欢上一个同性朋友后，孙青才发现自己也喜欢男生的。“有一些好朋友知道我是双性恋，我没有公然出柜，也不刻意避免这个问题。”第一次在手机软件上被同性约过后，居然“感觉不坏”。但做过之后，一般就不会再见了。他说很多同志都没有良好的性取向认同，约炮的现象可能比男女之间更严重。躲在暗处，但欲望是藏不住的。约完之后又不可避免地空虚。“没有良好的自我认同，怎么可能谈恋爱？”
性的奇妙之处在于，愉悦的高点可能伴随着极度的孤独；性既能让你更加了解自己，有时也会暴露出一个让自己都惊讶的自己。
女孩影子说话嘣脆，配合着手势，偶尔还有一两句粗话，是个喜怒形于色的姑娘。
她说男友在做爱这件事上很暴力，会把她的两手背过去，压在身下。“就非要有一个强制的手段去得到你的那种感觉，管你咋想，得到就行了。”
片中出镜时间最长的男生顾柏，则毫不掩饰他的大男子主义和对女友的占有欲。谈起恋爱来，“换一个再挑战一个，换一个再挑战一个。”至于现在这个女友，生日那晚到了他家，“非想要一起。”他也架不住自己的性冲动，“算球子，答应了呗。”
他说对那些性经验丰富、有独立意识的女生，很是欣赏，但恋爱结婚的对象，还是免了吧。
“那怎么样算是不丰富，你才接受？”
“就是她之前一次都没有。”他没有迟疑地回答。
“那你有很多次，别人是一张白纸？这样的性生活也不见得会好啊？”
他陷入了沉思。
危凯说，他问过身边的男性朋友，有处女情结的还大有人在。
21岁的花椒，留着满头脏辫儿，穿着灯笼裤走在城墙根儿，在整部片里显得尤为特别。
她说自己为摇滚乐而生，会为科特·柯本烧纸，会在凌晨听着歌就落泪，走到大街上，想着这个世界怎么这么不美好，怎么面对它？
18岁的生日，喜欢的乐手来找她，下雪天他们手拉着手。“喝多了我吐了他一身，把他第二天要演出穿的那身衣服给吐花了。然后他穿了一身平常的衣服在上面演出。他把乐队的钥匙链从他的钥匙上系给我，他知道我喜欢喝什么口味的饮料，他是细心的。”
“我们互相用身体的特性来满足各自的需要。对，我一直没把这个事情跟感情或是跟别的什么东西扯在一起去。我觉得这个东西比感情高尚，因为是在一瞬间爆发出来的。”
她觉得，只有跟这群人在一起，灵魂和身体才有归属。“我宁可瞎，也不能聋。”这样的女孩儿在国外被称为“骨肉皮”，国内叫“果儿”——被圈里朋友颁发过最佳坚果奖，她挺享受：“我不是一个集邮大师，我的初衷是崇拜他们。我是喜欢他们的音乐。”
有观众说，这超出了他的想象，“她说她是‘摇滚乐的慰安妇’，因为音乐而喜欢男人，我就会认为，小姑娘会不会被骗了？”而花椒说，自己是清醒的，“我不知道他们出于什么。只要我付出就可以了。”
比起父母家，城墙根儿的酒吧街更像是花椒的桃源。她会去听每一场演出，帮他们看场子，打理卖票事务，写言辞犀利的乐评。即便和乐手们熟如一家，她也自费买票。和乐队们一起喝酒，指点乐坛，聊八卦，她乐得开花。
危凯认为，性只是花椒惟一可以去为她喜欢的事情付出的载体。“她缺乏感受爱的能力，却有太多感受痛苦的能力。会轻易地怀疑。”
我们约在人头攒动的小吃街。花椒看起来比片子里要高壮，脸上也有些许浮肿。
“你胖了。”
“是，都是吃药吃的。”
过去一年里，她服用三种抗抑郁药，带来的副作用是咬牙、出汗和发抖。夜里失眠，吃6种不同的安定药也不管用。她会眼睛直直地瞪着天花板，三天三夜也不起床。狂躁时会吞头发，砸暖气片，却不知道为什么。
第一次拍摄两个月后，她吞下了整瓶的治疗药物，“醒来就不想死了。看到有人扶我，是两条花手臂，觉得摇滚乐太好了。” “她跟多少人睡，这是她的个人行为和隐私，跟这个世界没关系。她不妥协、不丑恶，写批评乐手和假摇滚粉丝的文章。这都是她身上宝贵的地方。但她老觉得世界亏欠了自己。希望选择一条让自己没问题的路。非黑即白。这让她有强烈的碰壁感和绝望。”好朋友来哥说，这是花椒身上那尚未定型的人生观和现实产生了激烈冲突。
性学家潘绥铭认为，花椒的自杀是心理问题，和她的性没什么关系。来哥却觉得，很难说花椒身上的性和她的心理问题互为因果，但一定会缠绕在一起。譬如，她会想不通为什么有的乐手“什么样儿的果儿都收”，然后为此纠结许久。
“这有啥必要呢？”来哥说，一方面花椒在乎活着的意义，但对有些并非本质的问题，她也同样过于在意了。
夏天一群人一起吃西瓜，骑着摩托上终南山看日出，是花椒最喜欢的生活状态。“我真不想上班了。”去地产公司做文案没几天，她浑身不自在。上班是来哥的建议。他希望她能从悬浮的理想里落下来。在他眼里，满腹牢骚的花椒便是20岁时的自己。
为了扶持手底下的几个乐队，来哥经常入不敷出，甚至会问前妻借钱来做演出。但他不赌不嫖，滴酒不沾，自诩为摇滚圈里的“节制派”。聊到最后，他指着花椒说，“你就喜欢慵懒颓废的生活。我告诉你花椒，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不代表对世界的妥协。你与其愤世嫉俗、无所事事，不如写几篇有用的文章，琢磨点正事儿。”
第一次录完花椒的访谈，陈烨扶着城墙，吐了。太多负面情绪，她一时难以消化。
有人质疑，这样的个例放在片子里有些突兀。危凯认为，花椒的迷茫与确信，有着这代人追寻自我的强烈印记。而她们的故事与性格，也和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花椒与父亲更亲。父母之间日渐疏离，可是为了老来有伴，父亲在离婚之后，又和母亲复合了。从懂事起，花椒的一个理想便是，挣够了钱，带父亲离开这个家。
“我妈老觉得我对家里没感情，不喜欢我。这个家有什么感情可言呢？”吃药自杀之前，她砸碎过家里的节能灯泡，抹脖子，喷出的血有一米多高。
“当时这个做法，也有一部分是渴望家里人能多注意点我。”后来家里重新刷了一遍墙，她打算好好活着，但仍然没有摆脱掉持续的抑郁。
性学家方刚认为，人的行为都和原生家庭有关。片子里不少父母已经超出“严父严母”的范畴，是明显的家庭暴力。“这些孩子缺爱，就要去找爱。性是找爱的重要方式之一。”
刻儿的父母都是老师，然而他们在家时对待女儿也是一副教师训话的口气，“从不温柔”。
老马和她去商场，惊讶地发现她打量柜台商品的眼神像一只受惊的小鸟儿。“因为小时候提出想买块手表，就被妈妈狠狠地骂。好像我根本不配得到那样的东西。”就在一两年前，她都不敢看自己的照片和视频。
多年后，刻儿已经很能理解母亲。“我妈是很单纯可爱的女人，像个小公主。也很随性，不高兴就发泄，说话也不好听。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发泄，于是心里充满恐慌，成了玻璃心。遇到什么事都会先道歉，会敏锐地察觉到别人的眼神。感情里很卑微。老想讨好。”虽然曾经对世界很自卑很敏感，但她靠自己，最后调整过来了。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自我纠偏能力。
影子的父亲是学校校长，从小她在父亲的期许中长大。学校小卖部卖辣条的退休老师见过她一个星期没买辣条，便告诉大家。父亲也很得意：瞧我女儿就不吃这些垃圾食品。从此整整6年，影子没在小卖部里买过辣条，“其实心里超想吃。”父亲教育她的主要方式便是打，打完第二天又后悔，向她道歉。长大后，影子遇事也会用歇斯底里的方式来发泄，包括性。
潘绥铭表示，人有生命周期和社会周期。90后最大也不过二十几岁，青春期后期是生命历程中的一个现象。片子在这点上反映得相当好。然而对于社会周期即社会变迁对他们的影响，片子反映得不太足。“从他们的描述，我完全想象不出他们的父母是怎样的，有没有信仰？”
在学校对面的咖啡吧，我见到了在片子里和生活中都毫不介意出柜的点点。他告诉我，在大学里谈过几任男友，交友标准是：不能太丑，不能太瘦，不能太穷，不能没品位，不能成绩差——完全按照自己做人设。但他说自己其实很没主见，甚至出去点菜，也希望有人帮自己选。
他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做生意的父母每年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一个月。父亲脾气暴，一言不合就打人。初中时，姑姑在那所重点中学的教务处工作。一次听说点点作业写得不对，把他叫去办公室，让他跪下。
高中时，一个关系不好的女生发现了他的性倾向，向班主任告密。其他同学并不觉得这事儿多“异常”，但会有老师不准点点跟其他人玩，“说会带坏他们”。点点的父母也觉得特别丢脸，给他找了心理医生，希望能借此来扭转儿子的性向。
“头一个研究生看了半天，没招儿。把他的老师叫来。他的老师是个老阿姨，更糟糕，一见我：你肯定不是个GAY！她以为男同就是那种花枝招展的。”点点配合父母的心意接受了一年“辅导”，最后父母也只能作罢，但他们至今不敢告诉亲戚。
到现在，父母亲在点点眼里就是“给钱的角色”。“我和他们待久了会累。他们什么都给不了。”但他依旧感激他们。
“很多家庭教育是失败的，社会正规的性教育，依然还是零。”方刚说。
一位老师看完电影告诉马快，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快快长大，另一方面又为自己过往的青春感到遗憾，“那时我们没有这样的表达机会。”
《雨水丰沛的季节》第一次放映，是在危凯学校里的一间小教室，一共四十多位观众。出镜者之一顾柏记得，身边有位男生隔几分钟就低下头，拿手托着额头不敢看的样子，“表情还有点沉痛。”
在四川传媒大学放映的时候，一位男生忍不住起身说：“这里头女的这么开放，太乱了吧？！”旁边一片哗然。他的女友当场和他争执起来。 危凯露出一丝理解的微笑。“这种反应不是坏事，他的想法代表了一部人。这个男生可能就是被动地、硬生生地看了一部这样异于他既往认识的片子，这对他也是种刺激，也许之后他和其他人会更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也有女生看过片后大跌眼镜，“居然有女生初中就知道自慰了，而我到大学了，谈恋爱了才知道自慰！”在北京观片的情侣萝卜和AD，看完当晚回家，就换了一种更“虐”的方式亲热。虽然萝卜觉得自己在性上接受度很高，但共同观影的经历，让两人在这方面的交流更直接和自如了。
参与过拍摄、最终没有出镜的袁云说，她身边的很多女孩在性当中得不到快感。“她们以前不会主动提要求，都是他应该怎样我就怎样，主动地满足对方。看了这个片子，我更坚定自己要追求属于自己的权利，在性上也要建立和谐的伙伴关系。”
指甲和刻儿是同专业的师姐妹，之前听说这个姑娘很有才情，高兴起来会夜里坐在宿舍外弹吉他。看了纪录片后更加眼前一亮，开眼界了。指甲至今都没谈过恋爱，更不用说性体验。但她也有自己的喜好：看黄漫和情色片。“当然这还是不如一次实践。我们寝室的女孩都觉得，世界上最美的事情就是在阳台啪啪啪，厨房啪啪啪，车震啪啪啪，哈哈。只要过程舒服，双方恰当，为什么一定要传统？”
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很吃惊，影片里的年轻人为何能如此坦白赤裸地讲述内心隐秘。“以前会以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看待性很随意，或者虽然认真，但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片子颠覆了我对他们的认识。”
方刚倒认为，片子里反映的大学生群体还不够全面，很平常，根本谈不上激进。潘绥铭看过100来部关于同性恋话题的影片，异性恋而今反倒没人提，“这是这个片子里的独到处。”
貌似访谈这种操作很简单，性的讨论维度也在逐渐放开，为什么这样的口述纪录片我们之前从未看过？
“全知道了，亲朋好友怎么办？不是自己敢不敢的问题，牵扯到一大堆人，得征求人同意。会不会伤害到人家呢？这在社会学界是研究伦理问题，只要不公映，可能好一点。当然我们也希望在现有条件下，能有更多人看到。”潘绥铭报以理解。他说虽然片子的部分内容和观点较之国外“未免小儿科”，但导演能够找来这样一群人接受访谈，就很了不起。
看片之后，好些从前不认识的同学加了危凯的微信，跟他讲自己的性事，他笑道，好像不知不觉成了树洞或者半个心理医生。
“观影者老问我，想表达什么？其实不是我，而是他们（受访者）的态度。对于这部片子来说，受访者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创作者。片子本身加上观影者的看法和映后交流，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也许10年后，讲述90后的性的口述片，就只有这一部。那就是我们大家的缩影。”
方刚说，自如地谈性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价值观，我不认为今天所有中国人视性如洪水猛兽，未来也不会所有中国人都谈性不色变。这是一个多元变化的过程。如果有人拒绝谈性，OK。但他如果追求获得充分的性资讯，追求性教育权、性的自我选择权、性的表达和实践权，那是他的自我选择。”
（感谢所有受访者，纪录片被拍摄者皆为化名）
编辑 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
4月初的北京，恼人的杨絮飘得正欢。从满是烤串店、餐厅和饮品店的旧鼓楼大街拐进国旺胡同，走了接近一公里，一直走到位于净土胡同的睦野画室，独立电影推广组织杂家的工作人员领我走进里头的放映间。
刻儿的初潮初三才来——晚于她看电影的那些生理反应。“全班女孩都来了，还剩我和另一个女孩，她们会打赌，谁最后来？送多少包卫生巾。结果我是最后一个。她们开心地说，拿去用吧。”那时她个子矮，发育也晚，像个小男孩，不怎么吸引异性的目光。
青春期的她爱看贾樟柯、顾城、“文革”和台湾的历史。高一时，她在学校艺术节弹吉他。隔了一年，转学到班上的女孩对她说，“原来你就是那个台上弹奏的女生！我特别喜欢你。”刻儿吃了一惊。这个女生让她头一次内心有了情感的萌动。但真正令人难忘的，是高中时一个叫沈的女孩子。
沈是个练跳高的体育生，长得清朗英气，“身上显得特干净。眉毛好看。而且她喜欢哲学，我们有很多精神交流。”
在没有微信的时代，两人每天发几十条短信。沈住学校，早上会把水果切好，装在盒子里带给她。
因为打算读戏剧文学，刻儿在外面读了几个月艺术课程。读完时间还早，就去了女友家。亲吻、拥抱之后，还可以怎样？没人教。
两人在网上搜“女孩怎么样让对方舒服”的内容。很快，豆瓣的LES SKY小组让她俩发现了新天地。
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六七点，两个人腻在床上就不下来。“一旦发现，我X这么容易，只要伸一根手指进去你就爽了，就开始第一次体会到这种人生的乐趣。”
她连说了三遍“这真的是人生的乐趣”。
更多细节已经忘了，但那个湿漉漉的夏天、浑身的汗湿，还有从女友家回家路上，一个人一路吃吃傻笑的样子，始终在记忆里。
那时的刻儿完全不了解男性，“就觉得跟女孩在一块特别的棒。我们连性需求都解决了，还要男人干吗？可女生之间，也还是有猜忌、拌嘴。刻儿只要和男生出去玩，沈便会魂不守舍。分手之后到现在，她没有再碰到过像沈那么让她刻骨铭心的女孩。
进入大学，她对男生产生了好奇。
第一次，是和在咖啡馆一起看片子的男生，但感觉并不好。直到碰到了一个大她10岁的男人老马。老马不仅在做爱的时机上给予她充分的尊重，也给了她极为难忘的身体体验。最好的时刻，她会嚎啕大哭。
拍摄纪录片时，她还穿着老马的衣服，眼里满是眷恋。后来发现老马有不真诚的地方，两人终于还是分手。隔了许久再看到片子，刻儿觉得又好笑，又感动。“浑身冒傻，怎么能这么奋不顾身，能这么喜欢一个人？可也挺真实的。它记录下了某一个时刻真实的我。特别好。”
“那时我觉得老马像我的救命稻草，现在更加知道想要个什么样的人，不会老往人身上贴。性不是一个孤独的人寻找另一个孤独的人，人的完整也不光是通过性和情感来建立。”她说。
自我审视
学习广电编导的男生危凯戴着眼镜，说话声音不高，但颇为坚定，很有主见。拍片的起因很简单，只是想和陈烨一起做点接近同龄人的真实可感的题材。那么，就找一些身边的同学，聊聊性和情感吧。
指导老师马快推荐他们看《80年代荷尔蒙》。那部片子里有外企白领、设计师，年龄、行业跨度更大。“有点旧，很有趣。但讲得还不够真诚和透彻。”陈烨说。
从2014年底到2015年的夏天，拍了几个月。一共找了四十多位，有9人拒绝。大面积的同意，仍然出乎两人的预料。一多半是同系院熟悉的面孔，还有一些也是朋友的朋友推荐而来，大家很快放下矜持，自然流露。像刻儿，聊到后面完全放开，“简直都不用提问，自己有特别强的讲述欲望。”
影片里有大段的雨夜画面，街道上的水潭，湿气氤氲的树叶和天空。正是那样的拍片气候，让危凯决定用这个片名。“和人的欲望一样，很丰沛，喷薄而出。” 还是有人诧异，“这么乖的男生，怎么会拍这种片子？”
自小跟随在外打工的父母，危凯如浮萍一般长大：1到4岁在天津，5岁回了老家农村，9到13岁去了秦皇岛，然后又回到镇上上学。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从来不谈性的正面价值，光谈害处，性教育成了社会犯罪教育。”哪怕真的碰到接近或等同于犯罪的行为，也依然是云山雾罩，遮遮掩掩。
初中时，县城的学校4个女生忽然“失踪”。过了好些日子，危凯和同学才知道，她们是和社会上的小混混在一起，被半骗半强迫地发生了关系。他在网吧里遇见那些混混，用很得意的口气描述细节，心里特别难受，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就觉得女生太可惜了，再也没回到学校。”
他和陈烨都觉得，我们在性和情感上的坦率表达特别少，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也甚少。即便在今天，获取资讯的途径如此发达，我们依旧不了解对面的人在想什么，是个怎样的人。他们希望能够借助这些访谈组成一个全景，所有人也可以借助访谈来审视自己。
许单是危凯的同桌。这个内向的男生被拍时几乎没有直视镜头。他很清晰地记得去年3月24号，某经济型酒店的629房间，空气温暖咸湿。那是他和女友的第一次。
“她不停地问，你完了吗？你怎么还没完？我就想，算了，我别折磨她了。”
他记得看小电影的时候，里面的人好像“都要疯了似的，好舒服的样子”，但自己亲身体验的时候，也就这样吧。
当时两人的关系到了一个瓶颈期，许单原本以为，做了会让关系更好。结果却是持续4个月的吵架，最终分开。
现在他觉得，要提升伴侣间的关系，单靠性是不行的。“女生会更在意生活的细节。如果能回到以前，会想要多一点理解和沟通。”
阿飞最初的性经验，则是从城中村里的性工作者处获得。他用了“真温暖”来形容当时的感觉，然而很快又觉得一切没有意义。“蛋糕好吃，但这个蛋糕是你偷的（当时他已有女友，但两人没有性关系），你会因为偷蛋糕纠结自己做得对不对，但蛋糕就是好吃的。”
在大学时喜欢上一个同性朋友后，孙青才发现自己也喜欢男生的。“有一些好朋友知道我是双性恋，我没有公然出柜，也不刻意避免这个问题。”第一次在手机软件上被同性约过后，居然“感觉不坏”。但做过之后，一般就不会再见了。他说很多同志都没有良好的性取向认同，约炮的现象可能比男女之间更严重。躲在暗处，但欲望是藏不住的。约完之后又不可避免地空虚。“没有良好的自我认同，怎么可能谈恋爱？”
性的奇妙之处在于，愉悦的高点可能伴随着极度的孤独；性既能让你更加了解自己，有时也会暴露出一个让自己都惊讶的自己。
女孩影子说话嘣脆，配合着手势，偶尔还有一两句粗话，是个喜怒形于色的姑娘。
她说男友在做爱这件事上很暴力，会把她的两手背过去，压在身下。“就非要有一个强制的手段去得到你的那种感觉，管你咋想，得到就行了。”
片中出镜时间最长的男生顾柏，则毫不掩饰他的大男子主义和对女友的占有欲。谈起恋爱来，“换一个再挑战一个，换一个再挑战一个。”至于现在这个女友，生日那晚到了他家，“非想要一起。”他也架不住自己的性冲动，“算球子，答应了呗。”
他说对那些性经验丰富、有独立意识的女生，很是欣赏，但恋爱结婚的对象，还是免了吧。
“那怎么样算是不丰富，你才接受？”
“就是她之前一次都没有。”他没有迟疑地回答。
“那你有很多次，别人是一张白纸？这样的性生活也不见得会好啊？”
他陷入了沉思。
危凯说，他问过身边的男性朋友，有处女情结的还大有人在。
性，摇滚，抑郁症
21岁的花椒，留着满头脏辫儿，穿着灯笼裤走在城墙根儿，在整部片里显得尤为特别。
她说自己为摇滚乐而生，会为科特·柯本烧纸，会在凌晨听着歌就落泪，走到大街上，想着这个世界怎么这么不美好，怎么面对它？
18岁的生日，喜欢的乐手来找她，下雪天他们手拉着手。“喝多了我吐了他一身，把他第二天要演出穿的那身衣服给吐花了。然后他穿了一身平常的衣服在上面演出。他把乐队的钥匙链从他的钥匙上系给我，他知道我喜欢喝什么口味的饮料，他是细心的。”
“我们互相用身体的特性来满足各自的需要。对，我一直没把这个事情跟感情或是跟别的什么东西扯在一起去。我觉得这个东西比感情高尚，因为是在一瞬间爆发出来的。”
她觉得，只有跟这群人在一起，灵魂和身体才有归属。“我宁可瞎，也不能聋。”这样的女孩儿在国外被称为“骨肉皮”，国内叫“果儿”——被圈里朋友颁发过最佳坚果奖，她挺享受：“我不是一个集邮大师，我的初衷是崇拜他们。我是喜欢他们的音乐。”
有观众说，这超出了他的想象，“她说她是‘摇滚乐的慰安妇’，因为音乐而喜欢男人，我就会认为，小姑娘会不会被骗了？”而花椒说，自己是清醒的，“我不知道他们出于什么。只要我付出就可以了。”
比起父母家，城墙根儿的酒吧街更像是花椒的桃源。她会去听每一场演出，帮他们看场子，打理卖票事务，写言辞犀利的乐评。即便和乐手们熟如一家，她也自费买票。和乐队们一起喝酒，指点乐坛，聊八卦，她乐得开花。
危凯认为，性只是花椒惟一可以去为她喜欢的事情付出的载体。“她缺乏感受爱的能力，却有太多感受痛苦的能力。会轻易地怀疑。”
我们约在人头攒动的小吃街。花椒看起来比片子里要高壮，脸上也有些许浮肿。
“你胖了。”
“是，都是吃药吃的。”
过去一年里，她服用三种抗抑郁药，带来的副作用是咬牙、出汗和发抖。夜里失眠，吃6种不同的安定药也不管用。她会眼睛直直地瞪着天花板，三天三夜也不起床。狂躁时会吞头发，砸暖气片，却不知道为什么。
第一次拍摄两个月后，她吞下了整瓶的治疗药物，“醒来就不想死了。看到有人扶我，是两条花手臂，觉得摇滚乐太好了。” “她跟多少人睡，这是她的个人行为和隐私，跟这个世界没关系。她不妥协、不丑恶，写批评乐手和假摇滚粉丝的文章。这都是她身上宝贵的地方。但她老觉得世界亏欠了自己。希望选择一条让自己没问题的路。非黑即白。这让她有强烈的碰壁感和绝望。”好朋友来哥说，这是花椒身上那尚未定型的人生观和现实产生了激烈冲突。
性学家潘绥铭认为，花椒的自杀是心理问题，和她的性没什么关系。来哥却觉得，很难说花椒身上的性和她的心理问题互为因果，但一定会缠绕在一起。譬如，她会想不通为什么有的乐手“什么样儿的果儿都收”，然后为此纠结许久。
“这有啥必要呢？”来哥说，一方面花椒在乎活着的意义，但对有些并非本质的问题，她也同样过于在意了。
夏天一群人一起吃西瓜，骑着摩托上终南山看日出，是花椒最喜欢的生活状态。“我真不想上班了。”去地产公司做文案没几天，她浑身不自在。上班是来哥的建议。他希望她能从悬浮的理想里落下来。在他眼里，满腹牢骚的花椒便是20岁时的自己。
为了扶持手底下的几个乐队，来哥经常入不敷出，甚至会问前妻借钱来做演出。但他不赌不嫖，滴酒不沾，自诩为摇滚圈里的“节制派”。聊到最后，他指着花椒说，“你就喜欢慵懒颓废的生活。我告诉你花椒，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不代表对世界的妥协。你与其愤世嫉俗、无所事事，不如写几篇有用的文章，琢磨点正事儿。”
缺爱，找爱
第一次录完花椒的访谈，陈烨扶着城墙，吐了。太多负面情绪，她一时难以消化。
有人质疑，这样的个例放在片子里有些突兀。危凯认为，花椒的迷茫与确信，有着这代人追寻自我的强烈印记。而她们的故事与性格，也和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花椒与父亲更亲。父母之间日渐疏离，可是为了老来有伴，父亲在离婚之后，又和母亲复合了。从懂事起，花椒的一个理想便是，挣够了钱，带父亲离开这个家。
“我妈老觉得我对家里没感情，不喜欢我。这个家有什么感情可言呢？”吃药自杀之前，她砸碎过家里的节能灯泡，抹脖子，喷出的血有一米多高。
“当时这个做法，也有一部分是渴望家里人能多注意点我。”后来家里重新刷了一遍墙，她打算好好活着，但仍然没有摆脱掉持续的抑郁。
性学家方刚认为，人的行为都和原生家庭有关。片子里不少父母已经超出“严父严母”的范畴，是明显的家庭暴力。“这些孩子缺爱，就要去找爱。性是找爱的重要方式之一。”
刻儿的父母都是老师，然而他们在家时对待女儿也是一副教师训话的口气，“从不温柔”。
老马和她去商场，惊讶地发现她打量柜台商品的眼神像一只受惊的小鸟儿。“因为小时候提出想买块手表，就被妈妈狠狠地骂。好像我根本不配得到那样的东西。”就在一两年前，她都不敢看自己的照片和视频。
多年后，刻儿已经很能理解母亲。“我妈是很单纯可爱的女人，像个小公主。也很随性，不高兴就发泄，说话也不好听。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发泄，于是心里充满恐慌，成了玻璃心。遇到什么事都会先道歉，会敏锐地察觉到别人的眼神。感情里很卑微。老想讨好。”虽然曾经对世界很自卑很敏感，但她靠自己，最后调整过来了。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自我纠偏能力。
影子的父亲是学校校长，从小她在父亲的期许中长大。学校小卖部卖辣条的退休老师见过她一个星期没买辣条，便告诉大家。父亲也很得意：瞧我女儿就不吃这些垃圾食品。从此整整6年，影子没在小卖部里买过辣条，“其实心里超想吃。”父亲教育她的主要方式便是打，打完第二天又后悔，向她道歉。长大后，影子遇事也会用歇斯底里的方式来发泄，包括性。
潘绥铭表示，人有生命周期和社会周期。90后最大也不过二十几岁，青春期后期是生命历程中的一个现象。片子在这点上反映得相当好。然而对于社会周期即社会变迁对他们的影响，片子反映得不太足。“从他们的描述，我完全想象不出他们的父母是怎样的，有没有信仰？”
在学校对面的咖啡吧，我见到了在片子里和生活中都毫不介意出柜的点点。他告诉我，在大学里谈过几任男友，交友标准是：不能太丑，不能太瘦，不能太穷，不能没品位，不能成绩差——完全按照自己做人设。但他说自己其实很没主见，甚至出去点菜，也希望有人帮自己选。
他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做生意的父母每年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一个月。父亲脾气暴，一言不合就打人。初中时，姑姑在那所重点中学的教务处工作。一次听说点点作业写得不对，把他叫去办公室，让他跪下。
高中时，一个关系不好的女生发现了他的性倾向，向班主任告密。其他同学并不觉得这事儿多“异常”，但会有老师不准点点跟其他人玩，“说会带坏他们”。点点的父母也觉得特别丢脸，给他找了心理医生，希望能借此来扭转儿子的性向。
“头一个研究生看了半天，没招儿。把他的老师叫来。他的老师是个老阿姨，更糟糕，一见我：你肯定不是个GAY！她以为男同就是那种花枝招展的。”点点配合父母的心意接受了一年“辅导”，最后父母也只能作罢，但他们至今不敢告诉亲戚。
到现在，父母亲在点点眼里就是“给钱的角色”。“我和他们待久了会累。他们什么都给不了。”但他依旧感激他们。
“很多家庭教育是失败的，社会正规的性教育，依然还是零。”方刚说。
缩影
一位老师看完电影告诉马快，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快快长大，另一方面又为自己过往的青春感到遗憾，“那时我们没有这样的表达机会。”
《雨水丰沛的季节》第一次放映，是在危凯学校里的一间小教室，一共四十多位观众。出镜者之一顾柏记得，身边有位男生隔几分钟就低下头，拿手托着额头不敢看的样子，“表情还有点沉痛。”
在四川传媒大学放映的时候，一位男生忍不住起身说：“这里头女的这么开放，太乱了吧？！”旁边一片哗然。他的女友当场和他争执起来。 危凯露出一丝理解的微笑。“这种反应不是坏事，他的想法代表了一部人。这个男生可能就是被动地、硬生生地看了一部这样异于他既往认识的片子，这对他也是种刺激，也许之后他和其他人会更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也有女生看过片后大跌眼镜，“居然有女生初中就知道自慰了，而我到大学了，谈恋爱了才知道自慰！”在北京观片的情侣萝卜和AD，看完当晚回家，就换了一种更“虐”的方式亲热。虽然萝卜觉得自己在性上接受度很高，但共同观影的经历，让两人在这方面的交流更直接和自如了。
参与过拍摄、最终没有出镜的袁云说，她身边的很多女孩在性当中得不到快感。“她们以前不会主动提要求，都是他应该怎样我就怎样，主动地满足对方。看了这个片子，我更坚定自己要追求属于自己的权利，在性上也要建立和谐的伙伴关系。”
指甲和刻儿是同专业的师姐妹，之前听说这个姑娘很有才情，高兴起来会夜里坐在宿舍外弹吉他。看了纪录片后更加眼前一亮，开眼界了。指甲至今都没谈过恋爱，更不用说性体验。但她也有自己的喜好：看黄漫和情色片。“当然这还是不如一次实践。我们寝室的女孩都觉得，世界上最美的事情就是在阳台啪啪啪，厨房啪啪啪，车震啪啪啪，哈哈。只要过程舒服，双方恰当，为什么一定要传统？”
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很吃惊，影片里的年轻人为何能如此坦白赤裸地讲述内心隐秘。“以前会以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看待性很随意，或者虽然认真，但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片子颠覆了我对他们的认识。”
方刚倒认为，片子里反映的大学生群体还不够全面，很平常，根本谈不上激进。潘绥铭看过100来部关于同性恋话题的影片，异性恋而今反倒没人提，“这是这个片子里的独到处。”
貌似访谈这种操作很简单，性的讨论维度也在逐渐放开，为什么这样的口述纪录片我们之前从未看过？
“全知道了，亲朋好友怎么办？不是自己敢不敢的问题，牵扯到一大堆人，得征求人同意。会不会伤害到人家呢？这在社会学界是研究伦理问题，只要不公映，可能好一点。当然我们也希望在现有条件下，能有更多人看到。”潘绥铭报以理解。他说虽然片子的部分内容和观点较之国外“未免小儿科”，但导演能够找来这样一群人接受访谈，就很了不起。
看片之后，好些从前不认识的同学加了危凯的微信，跟他讲自己的性事，他笑道，好像不知不觉成了树洞或者半个心理医生。
“观影者老问我，想表达什么？其实不是我，而是他们（受访者）的态度。对于这部片子来说，受访者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创作者。片子本身加上观影者的看法和映后交流，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也许10年后，讲述90后的性的口述片，就只有这一部。那就是我们大家的缩影。”
方刚说，自如地谈性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价值观，我不认为今天所有中国人视性如洪水猛兽，未来也不会所有中国人都谈性不色变。这是一个多元变化的过程。如果有人拒绝谈性，OK。但他如果追求获得充分的性资讯，追求性教育权、性的自我选择权、性的表达和实践权，那是他的自我选择。”
（感谢所有受访者，纪录片被拍摄者皆为化名）
编辑 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