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滨海湾等着看新年烟花。2015年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全城庆祝。滨海湾周围的银行大楼和高级赌场也装饰一新，打上红白相间的光。旁边有人在用普通话交谈。他们应该和我一样，都是来这座南洋小城讨生活。
　　离滨海湾不远，就是中国城。我是在这里见到东北人的。东北人身材魁梧，只有三十多岁，长相也年轻。我在饭店见到他时，已是晚上11点。饭店快要打烊了，厨师和服务员围了一桌吃饭。东北人喝着哈尔滨啤酒，脸色有些红，正说着他在迪拜的打工经历。见到有客人点单，东北人又扒了两口，就到后厨忙活了。
　　作为饭店的厨师，东北人能做菜单上的五六十道菜。中国城人来人往，哪里人都有。饭店的菜单因此也是个大杂烩，列着中国菜、马来菜、本地菜。从早上11点到晚上12点，各式各样的人会走入这家小店，游客、留学生、上班族，来吃东北人做的菜。但东北人几乎没见过这些客人，每天只透过一个小小的窗口接单做菜。
　　东北人几乎不怎么放假，图的是每个月两千多新币的工资。这远远低于新加坡3770新币的工资中位数。但由于店里包吃包住，东北人每个月还是可以把工资换成万把块人民币，汇回老家。就算手头有一些小钱，东北人也不知道怎么去花。
　　后来我再没见过东北人。听店里人讲，他后来常去赌，工资也不往家里汇了。再后来，他就悄无声息地不干了。
　　浙江人是我租房时认识的。经常能看到他在厨房做吃的，锅里炖着排骨，案板上放着一条新鲜的鱼。烧鱼是他常做的菜。在新加坡，吃饭并不贵，四五块就够吃一顿不错的晚饭，有时甚至比自己买菜做饭便宜。浙江人每天花一两个小时煮饭，就图一个亲手烧出来的滋味。
　　浙江人很谦和，常带着微笑，把水池腾空，让给我先用。他这时总会打开话匣子，打听我的校园生活，也随口给我讲他的故事。浙江人以前在家做生意，后来生意垮了，债主天天上门。他在家乡待不下去，就和老婆一起签了务工合同，到新加坡打工。家乡还有一栋3层小楼和8岁的儿子。“等我再存一年的钱，就回家。想儿子了。”
　　他们两口子住在公寓里最小的那个房间，是一套房子里的佣人间。一般屋主不会出租这样的房间，如果不请女佣，就堆堆杂物。然而，出租这套公寓的是个二房东，急着赚钱，连这个没窗户的房间也租了出去。塞了张双人床进去，就把房间都占满了，连一台二手台式电脑，也只能放在床板上，睡前再塞到床底。夫妻俩靠着这台电脑和儿子聊QQ。浙江人会自嘲，“老家厕所都比现在住的房间大。”
　　3年后，我又在商场里碰到浙江人。他远远和我打招呼，寒暄了几句，却始终未提还待在新加坡的原因。
　　陕西人已经来新加坡七八年了，早已适应了这座城市的湿热气候。陕西人讲起英文，会不自觉地把尾音拖长，再到最后升高音调。这样的英语虽然不标准，但贴近本地口音，反而比较容易交流。
　　陕西人本来在国内中西部的一所名校念书。才读了3个月，他就接受了新加坡政府的奖学金，到这里来重新读本科。获得奖学金的条件是，陕西人毕业后要在新加坡工作6年。现在他在一家微电子公司工作。车间的一台仪器要几千万美元，所以人休机器不休，工作三班倒，昼夜都有些颠倒。幸好加班费给得足，陕西人每月拿到手的钱，甚至高过那些在银行工作的同学。
　　陕西人的老婆是他的高中同学，在新加坡找了份会计工作。两人申请了永久居民，又领证结婚，够资格买政府的组屋（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承担建筑的公共房屋）。陕西人工作了两三年，小有积蓄，加上家里的补助，就供了套房。相对于和他一起来坡的同学，陕西人算幸运了。政府后来出台政策，要求新申请的永久居民3年后再买房。那些还在犹豫是否要买房的同学，就这样错过了机会。
　　和我聊天时，陕西人正在食阁里吃泡馍。在陕西人眼里，这家的泡馍勉强算得上正宗，可以稍微解解馋。
　　“Five， Four， Three， Two， One.”烟花照亮夜空。耀眼的光线，模糊了所有人的脸，分不清面孔，更分不清每个人的身份。新加坡又迎来了新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