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乡关何处是家国故土长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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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蒋超,男,山东滨州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影视艺术媒介文化研究;
  傅居正,女,河北保定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基金项目】电视剧《原乡》剧照一、从乡愁到家国情思的主题升华
  在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中,乡愁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创作母题。作为一种朴素的情感,乡愁是漂泊者对“生于斯长于斯”故土的眷恋,是游子渴望回家而不得的愁苦与忧伤。乡愁人皆有之,但究其浓烈,莫甚于20世纪的中国人。战火硝烟不断,社会剧烈变动,海峡两岸冰封38年,这种离家去国所造成的心灵剧痛对台湾老兵而言尤为强烈。在电视剧《原乡》中,乡愁得到了最丰富、最复杂的酿造。
  在剧作中乡愁具体表现在对远在大陆的母亲、妻子、亲友的思念。老兵们苦涩的思乡情怀感人至深,无论是含泪颤抖抚摸结发妻子照片的洪根生,思乡成疾整天喊娘的疯子傅友诚,还是用心吟唱山西梆子《四郎探母》以慰乡愁的八百黑,每当提到祖国大陆和家乡的亲人,无不唏嘘感慨、真情垂泪,这些细节演绎了老兵们醇厚的人伦情感。思亲带有心理世界追寻的指向,因思亲酿成的感情落差和痛苦,形成了急剧升腾的大潮,感染着观众。《原乡》对人伦情感的强调和对“家”的追求,使故事的情感内核超越了政治与权力,也超越了时代与现实,将观众与剧中人的心灵、情感联结起来。
  乡愁不仅直接外化为老兵们的行动或感情抒发,也会具化为对家乡食物的怀念。来自江西婺源的洪根生喜欢吃家乡的菜糊,他饶有兴味地向妻女讲述着食物的寓意:“菜糊里加了豆腐意为有‘福’,豆芽表示有‘根’”;老兵们过年聚会,岳将军拿出了一瓶山西老家的陈醋,他高兴地为大家讲解“这醋讲究的就是色、香、浓、酸”,激动的山西老兵八百黑倒了一小碗,一饮而尽;老兵们围坐,细细品尝董家强从河北老家带回来的芝麻糖,听他讲大陆的变化,恍惚自己也回到思念已久的家乡……朴素的食物不仅令老兵们口中生津,更让他们眼角泛泪,惟有这充满人情味儿的故乡味道,才能够在遥远的他乡给人以慰藉。这些平淡的细节刻画贴近生活的原始状貌却蕴含着感人至深的力量。
  乡愁还体现在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情结之中。老兵们来自大江南北,他们在台湾所居住的眷村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中国”,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和民风习俗方面一直保留着大陆各省的风格,折射出强烈的中国文化身份认同。剧中,过年、祭祖的传统习俗被反复展现:洪根生牢记父母生日,每年生日都会去庙里点一盏灯,为父母添寿;八百黑每天蒸出来的第一锅馒头一定是用来供奉母亲。颇有意味的是,一纸空文的“授田证”被视若珍宝,除夕夜洪根生的老婆将丈夫的“授田证”与祖宗牌位一起供奉,对老兵而言,他们念念不忘的是“还是要回去的”,回到海峡彼岸真正的家乡,这张薄纸的象征意义远大过实际意义,就像杜守正说的那样“从心理上来说,它就代表着老家的几亩田,老兵做梦都喊着水牛在耕这片田。”
  《原乡》之所以感人心怀,正是这渗融其中的、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其中不仅蕴涵着对故乡、故土的思念、眷恋,更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皈依。在某种程度上,眷村人对大陆故乡的思慕构筑起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精神堡垒,显示出坚持中国身份、反对“台独”的特殊意义。也正因如此,《原乡》的主题从乡愁升华到家国情思,扩展了剧作的情感容量和思想内涵。
  二、以小人物命运折射大时代的变迁
  “人物是剧本的根基,是故事的灵魂和心脏”[1],电视剧叙事核心应该始终围绕人的命运展开。《原乡》的创作者擅用“人物网”勾连“情节线”,通过塑造一群小人物——老兵的群像,细微体察他们的情感和命运,演绎出动荡时代、离散人生中的悲情与欢笑,从而侧写了一个大时代的悲怆。
  《原乡》以“老兵返乡”为主线,用人物带动叙事,主线贯穿故事起承转合的始终,起到勾联整个故事的作用。从一开篇就设置了“老兵与警总”,即“民意与高压政策”之间尖锐的矛盾对立冲突。以洪根生、杜守正、八百黑等为代表的台湾老兵思乡心切,想回大陆探亲,故事由此而“起”。而以路长功、老潘为代表的警总司令部,设置重重障碍,阻挠老兵返乡,双方矛盾冲突尖锐,故事进入“承”。杜守正受大伙的嘱托,冒死回乡探亲,辗转多地用摄像机纪录下大陆亲人们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老兵们的思念与期盼,殊不知这一切都在警总的监控之中,他们将此立案并下了逮捕令。然而当路长功在录像中看到自己母亲苍老的面容,听到她的哭泣与呼唤时,他激动不已跪倒在地,故事进入“转”的部分,也是全剧最紧张的高潮部分。最后,路长功也加入到“老兵要回家”的游行队伍中,游行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多重合力的促动下,两岸隔绝的坚冰开始消融。
  ·荧屏广角蒋超,傅居正:日暮乡关何处是 家国故土长相思 不难发现,剧作中老兵群体是情节的主要推动力和克服障碍的力量来源,这是一种集体精神的影像再现。坦诚重义的洪根生、朴实憨厚的杜守正、耿直率真的八百黑、保守谨慎的朱晋等等,这些形象鲜明、性格丰富的老兵都是平凡普通的小人物,充满着“接地气”的生命质感。在他们的身上也有怯懦和退缩的一面。然而,我们并不会过多地苛责他们的缺陷,相反却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高压统治之下白色恐怖的无情和冷酷,因为他们只是艰难生存的卑微个体,是怀有“想家、想老娘”最朴素愿望的小人物,而他们对亲情实实在在的坚守,敢于与命运抗争的精神,都或多或少呈现出某种“崇高”的意味来。当剧中这些普通老兵们一个个奋起抗争追求自己应有的权利,甚至连警总代表路长功也加入其中时,我们便由衷地感受到了思乡是一种多么强大的情感力量。剧作秉承“本乎人情”的叙事原则,从而引发了观众对于善的认同,进而产生情感共鸣。
  除了塑造老兵群像、推动剧情发展之外,剧集还编织了多条线索相交的“情节网”全面展现老兵生活境遇。剧作巧妙地设置了多条副线,将各色人物纳入到叙事进程中,有同情帮助老兵的岳知春将军、香港老板魏永乐,台籍志愿军林水泉,老兵的亲眷网市、美如、茶生,以及以路台生、洪晓梅、庄力奇为代表的新一代台湾青年等。每个人物都有各自不同的背景和生活经历,也代表着不同的情感面向,如亲情、友情、爱情等。这些副线与主线平行展开,旁枝错节地带动了一系列矛盾,进一步加深了剧作的情感浓度,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厚饱满。到了故事的高潮处,多条副线与主线交汇到了一起,让观众所有的期待和情感都汇聚到了一处,形成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种“情节网”的叙事模式克服了情节的单一性,扩大了叙事的空间,让老兵们的生存境遇得到了立体、生动的表现。   历史恰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是由无数力量融合成的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展现了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坚持与抗争的剧集具有更大的社会象征意义。《原乡》用个体化、人性化的影像让台湾老兵这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曾经是置身历史进程、无关宏旨、被吞噬的小人物,然而他们的真实体验是不容篡改的,弱者和反抗者的创伤记忆同样值得铭记,当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被纳入到宏大的历史记忆中,历史的丰富性也逐渐呈现。“只有典范历史与边缘历史的合鸣才能唤起完备的社会记忆,才是真正的历史。”[3]《原乡》实现了History与his stories的结合,其间既有史诗风格,又有个人私语,还原了一段历史,体现出对“人”的关怀。
  三、历史求真、艺术求美和谐统一
  《原乡》创作者在坚持写实主义优良传统的同时,也注重艺术品格的坚守,其诗意内敛的写实风格和淡雅深远的意境,使得影像的文化沉淀更为丰厚,实现了历史求真与艺术求美的和谐统一。
  剧作注重真实环境的营造。剧作细细铺陈了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努力还原老兵生活的真实样貌。如:典型的眷村空间场景,土瓦盖顶红砖墙,狭长的巷道,浅门浅户,村前一个大榕树上挂着大喇叭,广播里时常传来邓丽君的歌声,老兵们会聚在树下闲谈、打牌、下象棋。狭小的空间内汇聚了南腔北调大陆各省的方言,又糅杂了台湾本土的客家话和闽南语,具有大杂烩的语言特色。老兵台湾妻子浓重的台腔的普通话,用俚语戏称丈夫为“老芋仔”,他们因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差异产生的摩擦和碰撞,也给剧集增添了一丝轻松和欢乐……这些细节都实实在在地勾勒出那个时代的氛围。
  艺术求美则体现在剧作重视觉造型,重情绪渲染,将人物、自然、情感组合成为从容、和谐的景致,于镜语间流露出对家乡挥之不去的眷恋。片中反复出现眷村门口一棵沧桑的榕树,这一意象是人物内心情感的外化,具有特殊的文化涵义,叶落归根的乡土情结不言自明。在大榕树下,杜守正把从大陆老家带回的乡土拿出来分发给大家时,每个人都激动不已,他们用颤抖的双手捧着乡土,跪倒在地放声恸哭,这是对故土最浓郁、真挚的怀想与崇拜啊!令观者无不为之深深动容。“老兵望海”更是创作者匠心独具的设置:潮起潮落间几个老兵孤单的背影,他们眺望远方,目送飘摇的渔船驶向苍茫的大海,而台湾岛正如这漂泊在海上的一叶孤舟,漫游着、寻觅着通往“原乡”的路,画面含蓄深婉,真切动人,象征着台湾与大陆在地理、血缘上割舍不断的联系,成为剧作标志性的镜头,不由使人联想起诗人余光中那首《乡愁》:“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浓烈的乡愁、割舍不断的寻根情结正是《原乡》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理解剧作文化内涵的一个契合点,而该剧的价值更在于将个人的遭遇和民族历史的变迁相交融,从而发出对历史的叩问与反思,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像是一种心灵的呵护,是对老兵这个特殊群体记忆的维护,是对离散游子的集体慰藉。
  参考文献:
  [1](美)悉德·菲尔德.实用电影编剧技巧[M].台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5:1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
  [3]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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