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先生《红楼梦叙事》新版的面世，满足了很多欲购此书而不得的红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心愿。对于后辈学人来说，该书对如何从文本细读角度看《红楼梦》，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视点和学术方法。八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红楼梦叙事》的书评，如今重读王彬先生的书，那种扎实严谨的研究态度，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依然让人敬佩不已，显出王彬先生思辨不怠的治学风格和深厚渊博的学问修养。
　　王彬先生著述颇丰，每每见面之际，都会拿出一本新书送我，对于晚生后辈来说，往往一面恭敬拜读，一面心中惶惑不安地反省自己的懒惰。十年前初见王彬先生，印象最深处是他对人的彬彬有礼与和善亲切，一头黑发和一双视力极好的眼睛，让人觉得他有着无穷的精力。时光如白驹过隙，尘世俗事恍惚，我时时有着中年心态的散漫与懈怠，而十年之后的王彬先生依然清音朗朗，用一双视力极好的眼睛和极好的精神揽书中日月，著人间文字。时光给予他更多是著述的快乐与安详，真有着“眼前直下三千字，胸中全无半点尘”的境界。
　　王彬先生是一位有深厚造诣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横跨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当下文学之间。他将西方叙事学与中国传统考订方法相结合，对中西小说进行比较性的深入研究，揭示了“第二叙述者”“漫溢”“动力元”“时间零度”“叙述者解构”“延迟”等一系列学术观点而独树一帜。在这个基础上，他又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北京地方文化引入中国经典作品研究，从而使得他的研究有着迥异于常人的学术路径和研究方法。王彬曾经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禁书与文字狱，是研读中国古代禁书最多的学者，发现了《四库全书》收有二百多种禁书，为此他在其专著《禁书·文字狱》中做了详细的梳理与探索，受到季羡林的好评并著文介绍。其主编的《清代禁书总述》将清代各种禁毁书目分析、比较与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将禁毁图书的机构、原因、版本、卷数、内容、影响与作者身世做出详细的描述与说明。这个工作他坚持了十年，其中的辛苦与寂寞可想而知。《清代禁书总述》的出版为研究清代的禁毁文化提供了一个便利的通道与检索的窗口，受到学界重视，被列为国家修撰的《清代通史》参考书之一。同时，他对北京地方文化和微观地理也情有独钟，侧重从城址变迁、城市规划、中国古代建筑的角度，对北京的城市肌理进行分析，提出了微观地理的学术构想，著有《北京老宅门（图例）》《北京街巷图志》《胡同九章》与《北京微观地理笔记》，撰写了《北京名人故居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保护对策研究》《曹雪芹在京遗存考证、调研和保护建议》等报告。2014年，他还向有关部门建议开展纪念曹雪芹诞辰三百周年纪念活动，以作为纪念先贤，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与契机。王彬先生注重理论结合实践，倡导理论为社会现实服务，参与了许多北京古城保护工作，比如，北京的胡同之根——砖塔胡同、鲁迅故居与周氏（鲁迅、周作人与周建人）旧居、兆惠（乾隆时期收复新疆，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故居、北京奥林匹克体育公园规划等。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作品，结集出版有散文《沉船集》和《旧时明月》，其笔墨多姿摇曳，咏讴文人情性，是一位资深的散文作家。
　　在文学理论领域里，王彬以中西学术的关节点为坐标来定位自己的研究，在汲取西方叙事理论和现代治学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传统治学的考据和梳理，以此为根据而对中国的经典小说进行现代学理阐释，著有《中国小说观念研究》《水浒的酒店》《红楼梦叙事》等，为中国当下的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蹊径。《红楼梦叙事》曾经在1998年出版，是我国第一部用西方叙事学阐释中国古典小说的扛鼎之作。此次新版，增加了“空间”一章，就《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与小说虚拟空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而又饶有趣味的讨论。
　　王彬认为，自“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主流文体全盘西化，比较中西文体的区别与不同，反而要到中国古典小说中寻找。因此有必要将章回与话本的叙事特征和西方叙事理论碰撞交融，从而使得古典小说的意蕴在当下获得新的理解，为中国古代叙事传统的现代转换进行探索性研究。比如叙述者“滞后”问题，王彬在《红楼梦叙事》中指出，刘姥姥初进荣国府时叙述者与聚焦者的矛盾，实质是中西小说在叙事上“延迟”的差异：
　　刘姥姥是个农妇，对于贵族的环境与服饰，虽然看了，却未必说得出是什么名堂。这里的文字显然出于叙述者，人物聚焦只不过是一个姿态，从而造成叙述与聚焦的巨大反差。不能说《红楼梦》的作者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刘姥姥对自鸣钟的疑惑，说明作者还是意识到，并且试图制造一种聚焦效果。由此联想林黛玉进贾府时虽然只有六岁，但她的形象与思索却远远超过她的年龄。这其中的原因，我以为从根本上看，依然是叙述者与聚焦者，讲者与看者的矛盾。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滞后叙述。滞后叙述是个矛盾。但对绝大多数叙事作品而言，没有这个矛盾也就没有文学作品的价值与魅力。
　　对于这种滞后，西方小说的叙述者予以了较多注意。故而至少在传达人物聚焦方面保留了更多的本文人物姿态。对照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模拟娃娃语气与《红楼梦》初进荣府时黛玉的形象与思索（黛玉对贾府人物的聚焦），便不能不留下了反思的空间。这两部小说的差距是，前者要极力模仿，后者则甚少考虑，其内中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在叙述框架上是呈现型，而《红楼梦》的叙述框架是讲述型。这不仅是中西小说叙事方式上的不同，更多的还是现代小说与非现代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重大区别。或者说，这是从口头讲述到书面呈现过程中的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
　　王彬认为，在文体上，小说本质的特征是叙述语与转述语的组合。转述语包含有直接话语、间接话语、自由间接话语、自由直接话语与亚自由直接话语等五种形式。为此他在《红楼梦叙事》中专辟一章阐述，《红楼梦》除了规范的转述语之外，还存在有不少变异模式。第46回，贾母的长子贾赦看上了母亲身边的大丫鬟鸳鸯，于是把鸳鸯的哥嫂找来让他们去和鸳鸯说。鸳鸯假装同意嫁给贾赦，她哥嫂听了喜之不胜，以为鸳鸯回心转意了，第二天鸳鸯与哥嫂来到贾母处：“拉了她嫂子到贾母跟前跪下。一行哭。一行说。把邢夫人怎么来说。园子里她嫂子又如何说。今儿她哥哥又如何说。因为不依。方才大老爷索性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终究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大老爷索性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等等是直接话语。其间没有任何过渡，叙述者突然改变身份，从叙述者口吻转变为人物的直接声音。然而，还有更复杂的变异，“凤姐儿知道邢夫人禀性愚犟。只知顺承贾赦以自保。次则婪取财货为自得。家下一应大小事务俱由贾赦摆布。凡出入银钱事务。一经她手。便克啬异常。以贾赦浪费为名。须得我就中俭省。方可偿补。儿女奴仆。一人不靠。一言不听的。如今又听邢夫人如此的话。便知她又弄左性。劝了也不中用。连忙陪笑道。太太这话说得极是。” 在凤姐的思索里出现的直接话语不是凤姐而是邢夫人的：“须得我就中俭省。方可偿补”，即在有关凤姐的叙述语中，切入了邢夫人的直接话语。因此可以视为变异。对于这些变异，王彬先生认为，表明作者对转述语的控制能力，不仅可以通过讲述形式，而且可以通过人物主体（此处的凤姐）模仿另一位人物主体的声音（此处的邢夫人）。何以在《红楼梦》中频繁出现这些复杂的转述语模式，究其原因，王彬先生认为这与拟书场格局有关。在必要之时，当作者陡然转变身份，从讲故事的叙述者转化为文本内部的人物时，便出现了自由直接话语，从而造成了叙述语与转述语的合流，使得《红楼梦》呈现一种独特的异彩，为今天的中国小说创作中大量频繁出现自由直接话语与亚自由直接话语，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与本土支持。
　　《红楼梦》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经典名著，至今依然对普通读者产生深层次的文学与文化甚至心理影响，如何用现代性的眼光去分析与研究这些属于传统人格、心理和审美趣味的文本，进而为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支持，是现在学人所应为之努力的。《文心雕龙·通变》云：“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学术研究无疑要在“通”上用功，在“通”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出奇。推陈出新更需在古、今、中、外的大视野和大语境之中去整合思路，从而切入当下的文学生态，做到“饮不竭之源，骋无穷之路”。为此，王彬先生的《红楼梦叙事》做了有益的尝试与探索，从而构建了一个自足澄明的文本世界和学术境界，需要认真思索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