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大革命”变成了大破坏：事业凋蔽，斯文扫地。痛定思痛，改革开放的中国，终于把国家发展的方向锁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革命”的话语渐告衰歇，“建设”的话语应运而起。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转变，代表了经过百年历史反思的中国人在历史观和价值观上的深刻变化，也带来了百年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巨变。如果说“革命”虽瞄准了建设未来理想的蓝图，却必须从“破坏”（且常常是“彻底破坏”）开始的话，那么，“建设”则必须从现实出发，循序渐进，步步为营。如今，“建设”的话语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人谈“建设”、天天喊“建设”、行行搞“建设”。既然要“建设”，那就要有目标、方案、时间表，有“投入”有“产出”，有“功”有“程”，以便循名责实。于是，一切“建设”皆可纳入“工程”（古来“工”“功”有通用之处）视野：社会建设是工程，文化建设也是工程，以至于道德、学术之业，莫不可以“工程”建设之。如此建来建去，如同颇具象征意义的中国城市道路，不禁让人对“建设抑或是破坏”心存忧虑。近来，“‘211工程’三期建设”在即，笔者寄身大学一隅，作为“建设”或“被建设”者与闻此事，此忧益迫，不得不亟言之。
　　一项事业的建设是否真称得上建设，无非取决于目标和手段两个方面，即目标的正当性、可行性，以及手段的合理性。“211工程”以中国在21世纪建设成100所世界一流大学为追求，目标不可谓不正当；至于其是否可行，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尤其在“被建设者”中。我们不准备介入这场争议，姑且假定它是可行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建设，即手段是否合理的问题。
　　手段是否合理，关键要看建设的途径、方式和方法是否符合被建设对象的内在本性和发展逻辑。在我看来，“211工程”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破坏隐忧，就是与学术发展逻辑的相背离，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用工程思维来规划、规范一切学科的发展。
　　“211工程”以“工程”为名，只是一种隐喻，并不意味着我们真的可以把大学的学科，当做像修铁路、造桥梁、建工厂那样的工程来建设。道理很简单，那样的工程是学科，但就学科性质来讲，它们属于技术或技术综合学科；在它之上，还有应用理论和基础理论。理论的使命在于求真、在于新知的生成；技术的使命在于致用，直接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尽管从社会总体上来看，理论和实践、从而理论和技术是在相互联系、相互转化中向前发展的，但由于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作为个体的学者只能在特定类型和层次的知识领域中开展工作，他（她）也只能以这种特定方式进行知识、理论创新，服务总体社会。以工程思维来规范、规划所有学科和所有研究，实际上是用技术逻辑取代理论逻辑，用自然科学的逻辑取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逻辑，这不仅会强人所难，也将使“学术”变质，使得“学”不成“学”、“术”不成“术”。
　　其二，用行政的逻辑支配乃至取代学术的逻辑。
　　作为走后发外生型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面对西强中弱的历史态势，中国百余年来教育的现代化，主要是以国家为主导（通过国家规划、制度强制），在借鉴外来经验（特别是西方经验）基础上自上而下展开的。这一历史路径和发展机制，使得行政权力成了影响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一方面，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年专制集权历史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可能无视这一强大的历史惯性，甚至有必要“断裂”与传统的联系；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在国势贫弱、内忧外患频仍的情况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央政权，无疑是消除分裂势力、消弥内部纷争、降低内耗，有效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集中建设和重点突破所必须。但是，这也形成了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局面：政府集规划管理、评估评价、资源分配于一身，行政权力无孔不入。于是，国家在造就各种现代社会组织、各项现代事业的同时，也造就了这些组织和事业对于行政权力的严重依附关系，难以形成行业自主自律意识。在中国走出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日益发达、民间社会逐步兴起、行业自主自律需要日趋迫切的今天，这种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状况，本身就需要改变和改革。
　　“211”工程恰恰是在行政权力起主导甚至支配作用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建设的。行政组织倾向于用规范化、标准化和统一化方式来管理学术。工程思维所以大行其道，主要在于它与行政主义的这种内在契合。
　　早在1906年，科举废、学校兴，当时的人们普遍沉浸在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当中，以为“学校虽劣，犹愈于科举”，自此以后，中国“学术当日进”。面对此情此景，思想老辣的章太炎发表了虽略显极端（如把官学和私学对立起来）、却充满忧虑和深意的惊世骇俗之论：“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他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文史之学：“故知学术文史，在草野则理，在官府则衰。”（《说林下》，《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为什么这样说呢？学术与教育不同，学术研究重在创造新知，学校教育重在普及知识。普及知识，是国家的义务；为了普及知识，在可能和必要的情况下，国家建立的学校越多越好，其数量、规模和发展速度，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是可以预期的，因而也是可以规划的。创造新知特别是重大的理论和知识创新，上自国家，下至一个地区、单位乃至个人，都需要长期的积累、持之以恒的努力，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且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哪一个单位敢担保，它在10年或20年之内，一定能培养出特定数量的世界一流学者？又有哪一个研究者敢断言，自己在若干年后一定能成为世界一流学者，尽管他（或她）对己有此深望？把带有偶然性、难以预期的东西，当做确定无疑的目标，编织成精确无比的工程表，然后通过行政权力强制实行，除了干扰和限制创造之外，能有多少益处，实在值得怀疑。
　　更重要的是，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科学家的出现，从研究主体方面来看，不仅需要高超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基础，更需要一种攻苦食淡、超凡脱俗的精神气质，有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自由探索的勇气和摆脱一时一地之用的眼界。这种人百不出一、可遇而不可求，因而也难以规划出来。非要以权力为后盾、以利益为诱耳规划、规范之，只能重蹈科举制度的覆辙：“以利禄劝儒术”，导致的却是“以儒术殉利禄”。君不见：在行政权力起支配作用的条件下，各种科研规划、科研奖励，常常变成拥有不同行政权力资源的所谓“学者”之间，进行利益争夺和分配的工具。它在学术界所造成的恶果是：干事的人缺少必要的经费，有大量经费的人又不干事或粗制滥造。根据笔者观察，“211”也好，“985”也好，由于受“严密”的预算和报销规定的制约，很多经费无法用到真正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却可大肆挥霍于以开“学术”讨论会等为名义的集体旅游上。这不是建设，更不是发展，而是破坏——对于学术生态的严重破坏。因此，在进行新的“211”工程建设之前，似乎有必要对该工程已有建设进行一番“工程”式的检视：经费究竟是如何分配的？投入—产出的效果究竟如何？
　　我们这样说，当然不是否定规划和建设学术研究的必要性，而是强调规划要符合学术的本性，建设要遵循学术的逻辑。笔者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多年，不敢以专家自居，却多少有点儿研究的心得和体会，那就让我谈谈建设教育史学科应该遵循的逻辑。
　　同历史学的其他相关分支学科一样，教育史基本上属于人文学科。尽管教育史研究也以服务于现代社会及其教育发展为目标，但它“服务”的方式有自己的特性。教育史关注时下问题，主要是通过对于时下问题提供历史解释的方式进行的，即帮助人们了解：人类教育的问题是怎样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在历史学的视野中，产生时下教育问题的具体历史环境和条件是什么？由于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和历史过程的不可逆性，教育史研究者更加经常性的工作，则是用自己的生命与历史上的教育对话，通过对于特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和历史过程的理解、解释和描述，去呈现历史空间中丰富多彩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世界，让人们在历史阅读中，领受历史智慧和人文精神的熏陶。这种带有强烈人文色彩的文化积累，对于当前的教育政策、教育制度和教育教学方法的改进，或许无法提供立竿见影的意见或建议，却可收到“草色遥看近却无”、“春风化雨细无声”的长远效果。想想看，当一个教育史研究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引领一个教育工作者进入到像孔子那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伟大教育家的精神世界中时，后者从那里所体验到的智慧、境界，又岂是一个具体的教育政策方案或教学方法建议所能取代？更何况，一个真正的人文学者，其现实关怀常常不表现为以简单认同现实为前提的政策论证，而是以建设的态度去从事文化批判和精神解毒。考虑到任何制度、任何建设都可能带来新的“罪恶”，制度建设的使命与其说是追求最大的善，不如说是避免更大的恶，那么，这种文化批判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这种具有高度学术、文化和精神含量的教育史研究，也许并不需要太多的经费（大型文献整理以及运用人类学方法等的研究除外），却需要研究者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长期积累，潜心钻研，厚积勃发（尽管“厚积”未必“勃发”，但不“厚积”必将不发或乱发）。可如今的问题是，我们的“建设”硬要运用权力以及经费的大棒，强行规划。以至于有的大学竟然出台了这样的政策：博士生导师每招收一名博士生，须从自己的科研项目中提供配套经费6千元。这意味着一个导师若每年招收一名学生，至少每年要有一项6万元经费的项目，美其名曰“让研究生参与科研，用科研带动研究生培养”。且不论能否申请到这些项目和经费（在中国现有条件下，根本就难以为继），也不说处在入门阶段的研究生是否真的能协助老师搞研究（至少，他们无法替我读书，也无法替我为文），只要想一想每年完成一个项目，那“成果”会如何粗制滥造，后果便一目了然了。这到底是在带领研究生搞科研还是搞什么，只有天知道。怕只怕诸如此类的“工程”、建设，造就的不是一流的学术和人才，而是非驴非马的学界“老板”和“打工仔”。
　　须知，任何建设都包含着破坏的方面，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些东西，保护、不破坏它就是建设，刻意建设，反倒变成了破坏。在我看来，对于建设像教育史这样的学科，提供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制度环境，比什么都重要。
　　记得学界前辈、著名中国教育史家王炳照先生，曾经对有关人士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是：“由于受就业等因素的影响，教育史学科不可能在全国遍地开花；但像北师大这样历史悠久、肩负着中国教育学术发展重任的学校，却有条件、也有责任去保护它、去发展它。”道理出奇得简单，只是不知道：我们已习惯于行政干预、工程思维和金钱崇拜的“建设者”、“规划者”们，是否听得懂，也愿意听！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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