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3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75(2009)20-016-01
　　
　　生物进化是自然界最基本的事实之一,是特殊的生物运动形式。达尔文对生物进化的揭示,不仅否认了地球上人的特殊中心地位,而且也否定了“上帝造人”的功绩,从而奠定了一种具有深刻意义上的思想变革,科学史上一般称之为“达尔文革命”。然而,自进化论产生以来,不论是生物进化本身还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都广泛地引起人们的思考与争论。
　　
　　一、 生物进化中的渐变与骤变
　　
　　中国著名生物学家陈世骧指出:“进化是渐进过程,又是跃进过程,在漫长的生命历史中,曾有许多重大创新,表现为巨大的跃进。例如,从非细胞形态到细胞形态,从异养到自养、从厌养到需养、从无性到有性、从原核生物到真核生物、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等等,都是生命史上的巨大的跃进,没有这些跃进,进化在一定的阶段就会停滞不前。
　　与渐变、骤变相连的另一对立学说是常规灭绝与突灭。生物的灭亡有两种,一种是达尔文主张的,渐变的新种取代了老物种,称之为常规灭绝,一种是实变论者主张的,在较短时间内生物整体性大灭绝。
　　遗传学的研究也为渐变和骤变之争提供了新的证据。达尔文不清楚生物遗传和变异的原因,他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无法解释遗传学说的机制,达尔文说变异是微小的或难以察觉的,变异并不是一下子就出现,所以进化是渐变的。达尔文以后的遗传学的研究对此提出了明显的挑战。基因学说的建立者摩尔根主张,变异是小而突变的,个体中的连续变异大量是不遗传的,他所强调的是,孟德尔比率和明显“颗粒遗传”的非连续变异的作用。现代遗传学的研究也表明,大多数情况下,进化确实有渐变特征,但自然界的多倍体现象使生物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倍增变化却是渐变无法解释的,基因的变化并没有方向性和连续性,生物个体在一生中受环境影响直接使个体的基因型朝着适应环境变化的证据是不存在的。
　　
　　二、 生物进化中的必然与偶然
　　
　　基因组的研究表明,人类产生语言中枢纯属偶然的意外,大约600万年前,一类猿猴的相关染色体上的两个基因发生了变异,使它的后代意外的有了语言活动能力,所以人类是幸运的、意外的获得了使思维迅速发展的语言中枢。相应的基因突变后,人类大脑边层上语言中枢的产生和发展也就成了必然,人类的思维和认识得以提升也是必然的。
　　生物进化就是一种极大偶然性与各种必然性的高度的统一。在外部干扰和内部变化占支配作用的时候,偶然性决定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前途和方向,成为必然性的基础和源泉,而必然性则表现为偶然性的放大、选择和延伸。
　　
　　三、 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
　　
　　自然界的生物无不经受着残酷的自然选择,所谓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一条鱼产无数的卵,但最后能发育成熟的子鱼的数量非常之少,其余的要么是没有发育即死亡,要么在发育过程中变成了其它动物的食饵,即“弱肉强食”。
　　大量考古及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即便在奴隶制社会,人类的平均寿命也是很低的,相当数量的人在到达生殖年龄之前即死亡或尚未得到配偶便结束了一生。从生物学上讲,既便只有少许遗传缺陷,恐怕很难生存,一旦表现异常,大多马上被除掉。大部分身强智广的人,在一夫多妻制度下会留下许多孩子,而体力智力比较差的人即便生存下来,也大多没有结婚的机会,缺陷者携带的基因就永远消失,优生劣汰的原则完全毫不留情地抑制了不良基因的增加,对个体虽然是残酷的,但保证了种族在生存斗争中处于整体有利的竞争地位。
　　人类的爱心和社会性机制使人类必须去改善福利以满足老弱病残的需要,甚至使有缺陷者受到比正常人更优厚的保护和资助,而医学和科学的进步已能成功地把遗传性缺陷治疗得近于正常,这些措施本身是受人们欢迎的,任何人也不会反对,但是,本应从群体中淘汰的不健康基因今后却要传递给下代,使后代遗传病的出现概率增加。这种由于人工的社会性选择或自然选择的缓和保留积累的“有害基因”会明显加重我们的子孙的负担。因此,不论是人工选择的偏向还是自然选择压力的缓和,带给人类的长久影响都是应该被重新认识的。
　　从统计上也表明,斐济岛人、印第安人及非洲里人、爱斯基摩人男性色盲的频率远在3%以下,而欧美白人,亚洲城市居民中的比率是7%以上。在现代,交通事故是造成死亡的重要原因,而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交通机构一般不会录用色盲人员作为现场工作人员,因此,可以设想,交通事故中死亡者中色盲异常的比例要稍低于群体,所以色盲今后将有继续增加的倾向。
　　总之,从整体上来看,对人类的自然选择的压力在逐渐变得缓和,而人类由于自身变化价值方面的要求,人工选择保留的性状类型不一定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有利的,也就是说,人类后代的负担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这也是人类留给自然界的一种作为,另一方面,人类的人工选择作用于人类周围的一些动植物,使它们朝着对人类有利的方向发展,而留给这些动植物乃至整个生物届的也可能是一种人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