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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雪》以主人公“卡”返回土耳其边境小城卡尔斯的亲身经历展现了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的文化冲突。以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对小说中各具身份意义的人物形象进行阐释：体现西方身份的苏纳伊、体现东方身份的神蓝、体现中间人身份的卡和体现女性身份的卡迪菲，进而探讨帕慕克对身份问题的探寻和对现世个体幸福的呼唤。
关键词：帕慕克；《雪》；身份问题
【中图分类号】I374.074
《雪》作为帕慕克唯一一部政治小说，讲述了1992年流亡德国的土耳其诗人“卡”返回土耳其，来到边境小城卡尔斯的灵魂之旅。追寻这个孤独、分裂的灵魂，作者展现的不仅是来自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冲突，更是不同文化的矛盾带给个体、民族的身份冲突。
一、西方现代文化的追随者——苏纳伊
《雪》中的苏纳伊·扎伊姆是一个以扮演激进分子著称的戏剧演员，一个深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的世俗精英，面对卡尔斯甚至土耳其的冲突和落后，他都坚信着“我们的未来就是欧洲”[1]194。他将自己与流亡德国的卡划分为同一个世界，即西方世界，拥有现代文明的地方；没有人读过艾略特的卡尔斯就是另一个世界，即东方世界，一个落后的、需要用西方现代文化改变的地方，他要把“非西方”变为“西方”——这就是一个东方主义者的视角。他采取的手段——令无辜群众丧命的流血政变；对待卡尔斯民众的态度——“他们太愚昧了，他们对现代艺术一无所知，他们是不可能现代起来的！”[1]425也是暴力的、具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萨义德指出，在西方化的今天，西方过去的衰败和东方曾经的辉煌让西方想要重构自我，西方为了建构自我，通过想象与附会，将东方异化为一片野蛮落后之地，将东方人魔鬼化为愚蠢、狡诈、暴力的生物。这样，东方主义将东方打碎按照西方的利益重组，而西方人和世俗主义者也把伊斯兰文化视为贫穷、愚昧的象征。苏纳伊正是这样一个被殖民化了的东方主义者，而最终，他自杀于舞台之上。这样的结局是作者在向我们暗示：这种全盘西化式的、“一元式”的文化身份所导向的革命道路终将走向失败。
作者对世俗主义者苏纳伊没有完全持批判态度，有些地方甚至是赞许的。整个故事中，苏纳伊更像一个悲剧英雄。他不是野心家，发动自杀式的政变不全然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更是为了救卡尔斯的民众脱离贫穷和落后；他在政变中虽然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但对民众确实怀有真切的同情，叫手下“不要过于残酷”[1]205。作者还不惜以东方学家式描写将卡尔斯的民众塑造成整日在茶馆中的失业、不幸、绝望、麻木而又贫穷的人，并以此对苏纳伊进行衬托。在男人们互相残杀，女人们纷纷自杀，人人对枪炮之声习以为常的卡尔斯，苏纳伊对于现代文明的追求分外孤独。
二、伊斯兰传统文化的信奉者——神蓝
神蓝表面上是一个温文尔雅，英俊自信，没有一丝宗教狂的影子的年轻人，而内在却是一个“伊斯兰狂热分子”[1]72。他常在电视节目中抛头露面，宣扬自己的主张，现实中又神出鬼没，实施暗杀行动、挑起暴力争端。神蓝坚持做一个独立的伊斯兰人，他不愿去模仿西方并且鄙视那些世俗主义者，卡在向他讲述德国一位“编辑”的生活细节时，他的厌恶和嘲讽展露无遗。神蓝对西方世界和世俗主义者的态度是极端的甚至不择手段的，他认为“只有一个西方，只有一种西方的观点。我们代表了另外一种观点。”[1]238神蓝信奉伊斯兰教，但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极端的宗教分子呢？
在与卡的第一次会面中，神蓝讲了《列王记》中鲁斯特姆征战的故事，他说：“曾几何时，……不计其数的人知道这个故事，……然而现在因为对西方的崇拜，几乎所有人都忘了这个故事……今天在伊斯坦布尔你找不到一个能买到《列王记》的书店。”[1]82神蓝对伊斯兰传统文化满怀的自豪与渴望，正如伟大的奥斯曼帝国带给所有伊斯兰主义者的记忆一样。过去，那是“欧洲的恐惧”；现在，是伊斯兰人缅怀的辉煌。在亚细亚旅馆的秘密会议上，伊斯兰人为“做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争辩不休，有的“为自己不是欧洲人而感到骄傲”有的说“他们永远也无法改变我们的灵魂。”[1]277还有人反驳说，我们好像装得比欧洲人更聪明尊贵，但要是有了免费签证，一样会趋之若鹜。这展现的实则是处在文化边缘、无人理睬的伊斯兰人的愤怒与自卑，是第三世界面对西方文化霸权无奈又矛盾的心理。神蓝，或者说所有的伊斯兰主义者，满怀着对过去帝国的追忆和对现在文化弱势地位的悲愤，当世俗主义者和“西方”的蔑视愈演愈烈时，他们也更容易走向极端。神蓝以“西方主义”来对抗“东方主义”，以一种霸权来对抗另一种霸权，这种解决身份冲突问题的方式被他的结局——被特别行动队击毙——给予了否定的答案。
三、中间人——卡
卡是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诗人，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的上流家庭，从小受着西式教育。在德国度过十二年的政治流放生活后回到伊斯坦布尔参加母亲的葬礼，又为寻找过去的意中人伊佩珂来到了卡尔斯。初到卡尔斯的卡，对当地的贫穷充满失望，把宗教视为愚昧落后的象征，甚至因为自己是从德国来的，是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很自然地有一种优越感，尤其那件在德国买的灰色大衣让他平添自信。这时的卡只有一种身份——来自西方的无神论者。但随着政变的发展，卡的身份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与世俗主义者苏纳伊交心，同伊斯兰狂热分子神蓝合作，甚至自己也渐渐开始信仰安拉。神蓝嘲讽他为“西方的间谍”[1]340，苏纳伊说他是“思想在欧洲、心系宗教狂、脑子一片混乱的诗人”[ ]213，卡则挣扎着说自己是“中立的调停人”[1]340。卡在世俗和伊斯兰两个阵营中的“反复无常”，不是因为无原则、无立场，而是对每一个人都怀着一种同情之心。在这里，卡被置于一个东西混杂的境地，东西文化在卡的身上互相渗透，他感到自己有两个灵魂。卡这种矛盾、分裂、模棱两可的状态正像是霍米·巴巴所说的“第三空间”，苏纳伊和神蓝的文化二元对立模式被打破，西方现代文化和伊斯兰传统文化被卡共同接纳、杂糅，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08的状态。 在德国，卡是被西方人边缘化的土耳其人，是他者；在卡尔斯，卡是被本民族边缘化的“西方人”，仍是他者。这种冲突的、无根的他者身份给卡带来了迷茫和矛盾，还有写诗的灵感，卡没有一直耽于身份冲突带来的痛苦，而是逐渐认同这种混杂的身份，并且在对诗和爱情的追求中超脱身份，忘怀身份。卡在卡尔斯一共完成了十九首诗，那是他对灵魂深处激烈冲突的体悟和对个体生命幸福的探索；他追求爱情，一心想要带伊佩珂离开卡尔斯，到法兰克福去，过贫穷但是幸福的生活。小说中的“我”对伊佩珂说过：“生活中除了爱情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幸福了。人们所写的小说，所看到的城市都不能让他们幸福。”[1]442这是作者对于追求个体幸福的一种呼唤——“生命苦短，应当珍惜，带上你的女孩，远走高飞。”[ ]114西方和东方、现代和传统，种种身份的冲突，这些无法让现世中的个体幸福，但是爱情可以。然而最终，因为卡间接杀死了神蓝，伊佩珂离卡而去，卡独自一人回到法兰克福，四年后被伊斯兰极端分子杀害，这样的结局恰是作者对无休止的身份冲突的谴责。
四、女性身份——卡迪菲
卡迪菲是小说中极具抗争精神的女性角色，她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不断转换着自己的宗教身份。第一次是由一个支持西化、无神论的女孩转变成了头巾女孩儿的领袖。她对卡说明了原因：“多年来他们对姑娘们说，‘把你们的头盖住’，突然又对她们说，‘露出头发，政府要求这样’”。[1]116戴头巾实则是为了反抗父权和政府对于女性的压迫。在这个看似文明的世界，女性常常成为男性施暴的牺牲品。无论女性在何种文化领域，都处于男权社会的附庸地位。莫汉蒂认为，妇女会“失去言说自己的能力，更为严重的是，第三世界妇女的生存经验和文化性存在，被相当程度地忽略了”[ ]67。卡尔斯的这些头巾女孩就是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她们是伊斯兰传统文化的信仰者，却被政府、家人要求摘掉头巾，没有人会顾及她们自己的意愿，像神蓝这样的伊斯兰狂热分子不但将她们的自杀作为政治工具，甚至认为，自杀的女孩根本算不上是穆斯林，因为“自杀是对真主的亵渎”。于是这些“失语”的女性只有通过自杀来为自己争取自由和尊严，来“对自己的身体做主”[1]127。第二次转换是卡迪菲在《卡尔斯的悲剧》中出演的最后一幕，她开枪打死了苏纳伊——一个世俗主义的代言人，然后摘掉了头巾——伊斯兰妇女的“旗帜”，这是卡迪菲渴望脱离两种“主义”，站在女性的角度去言说自身的象征。但这与卡尔斯内部文化二元对立与冲突的背景是相抵触的，卡迪菲带上头巾，就意味着支持伊斯兰主义，也会得到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摘掉头巾，就意味着对世俗主义的支持，也会得到世俗主义者的支持，她不得不被动地从属于某一阵营，也就被动地陷入了“非此即彼”的境地。这也就能解释卡迪菲在无休无止的文化和身份冲突中无奈而无助的选择了——从监牢中出来后嫁给了宗教学生法泽尔，平淡度日，销声匿迹。
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道：“土耳其在短期内很难在欧盟成员、前苏联突厥语同盟和伊斯兰复兴这三个取得认同并且做出取舍，这个大半个世纪风雨飘摇的国家仍将无所适从。”[ ]55这是对土耳其非欧非亚、似欧似亚的尴尬处境的精准概括。土耳其的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混杂的文化，所以，卡的多元混杂的身份才是土耳其人真正的身份。伊斯坦布尔造就了帕慕克，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帕慕克和他的小说，是一座联结着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桥梁，也是一条个体在无限的冲突中寻找幸福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雪[M].沈志兴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2]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张虎.奥尔罕·帕慕克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5.
[4]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关键词：帕慕克；《雪》；身份问题
【中图分类号】I374.074
《雪》作为帕慕克唯一一部政治小说，讲述了1992年流亡德国的土耳其诗人“卡”返回土耳其，来到边境小城卡尔斯的灵魂之旅。追寻这个孤独、分裂的灵魂，作者展现的不仅是来自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冲突，更是不同文化的矛盾带给个体、民族的身份冲突。
一、西方现代文化的追随者——苏纳伊
《雪》中的苏纳伊·扎伊姆是一个以扮演激进分子著称的戏剧演员，一个深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的世俗精英，面对卡尔斯甚至土耳其的冲突和落后，他都坚信着“我们的未来就是欧洲”[1]194。他将自己与流亡德国的卡划分为同一个世界，即西方世界，拥有现代文明的地方；没有人读过艾略特的卡尔斯就是另一个世界，即东方世界，一个落后的、需要用西方现代文化改变的地方，他要把“非西方”变为“西方”——这就是一个东方主义者的视角。他采取的手段——令无辜群众丧命的流血政变；对待卡尔斯民众的态度——“他们太愚昧了，他们对现代艺术一无所知，他们是不可能现代起来的！”[1]425也是暴力的、具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萨义德指出，在西方化的今天，西方过去的衰败和东方曾经的辉煌让西方想要重构自我，西方为了建构自我，通过想象与附会，将东方异化为一片野蛮落后之地，将东方人魔鬼化为愚蠢、狡诈、暴力的生物。这样，东方主义将东方打碎按照西方的利益重组，而西方人和世俗主义者也把伊斯兰文化视为贫穷、愚昧的象征。苏纳伊正是这样一个被殖民化了的东方主义者，而最终，他自杀于舞台之上。这样的结局是作者在向我们暗示：这种全盘西化式的、“一元式”的文化身份所导向的革命道路终将走向失败。
作者对世俗主义者苏纳伊没有完全持批判态度，有些地方甚至是赞许的。整个故事中，苏纳伊更像一个悲剧英雄。他不是野心家，发动自杀式的政变不全然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更是为了救卡尔斯的民众脱离贫穷和落后；他在政变中虽然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但对民众确实怀有真切的同情，叫手下“不要过于残酷”[1]205。作者还不惜以东方学家式描写将卡尔斯的民众塑造成整日在茶馆中的失业、不幸、绝望、麻木而又贫穷的人，并以此对苏纳伊进行衬托。在男人们互相残杀，女人们纷纷自杀，人人对枪炮之声习以为常的卡尔斯，苏纳伊对于现代文明的追求分外孤独。
二、伊斯兰传统文化的信奉者——神蓝
神蓝表面上是一个温文尔雅，英俊自信，没有一丝宗教狂的影子的年轻人，而内在却是一个“伊斯兰狂热分子”[1]72。他常在电视节目中抛头露面，宣扬自己的主张，现实中又神出鬼没，实施暗杀行动、挑起暴力争端。神蓝坚持做一个独立的伊斯兰人，他不愿去模仿西方并且鄙视那些世俗主义者，卡在向他讲述德国一位“编辑”的生活细节时，他的厌恶和嘲讽展露无遗。神蓝对西方世界和世俗主义者的态度是极端的甚至不择手段的，他认为“只有一个西方，只有一种西方的观点。我们代表了另外一种观点。”[1]238神蓝信奉伊斯兰教，但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极端的宗教分子呢？
在与卡的第一次会面中，神蓝讲了《列王记》中鲁斯特姆征战的故事，他说：“曾几何时，……不计其数的人知道这个故事，……然而现在因为对西方的崇拜，几乎所有人都忘了这个故事……今天在伊斯坦布尔你找不到一个能买到《列王记》的书店。”[1]82神蓝对伊斯兰传统文化满怀的自豪与渴望，正如伟大的奥斯曼帝国带给所有伊斯兰主义者的记忆一样。过去，那是“欧洲的恐惧”；现在，是伊斯兰人缅怀的辉煌。在亚细亚旅馆的秘密会议上，伊斯兰人为“做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争辩不休，有的“为自己不是欧洲人而感到骄傲”有的说“他们永远也无法改变我们的灵魂。”[1]277还有人反驳说，我们好像装得比欧洲人更聪明尊贵，但要是有了免费签证，一样会趋之若鹜。这展现的实则是处在文化边缘、无人理睬的伊斯兰人的愤怒与自卑，是第三世界面对西方文化霸权无奈又矛盾的心理。神蓝，或者说所有的伊斯兰主义者，满怀着对过去帝国的追忆和对现在文化弱势地位的悲愤，当世俗主义者和“西方”的蔑视愈演愈烈时，他们也更容易走向极端。神蓝以“西方主义”来对抗“东方主义”，以一种霸权来对抗另一种霸权，这种解决身份冲突问题的方式被他的结局——被特别行动队击毙——给予了否定的答案。
三、中间人——卡
卡是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诗人，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的上流家庭，从小受着西式教育。在德国度过十二年的政治流放生活后回到伊斯坦布尔参加母亲的葬礼，又为寻找过去的意中人伊佩珂来到了卡尔斯。初到卡尔斯的卡，对当地的贫穷充满失望，把宗教视为愚昧落后的象征，甚至因为自己是从德国来的，是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很自然地有一种优越感，尤其那件在德国买的灰色大衣让他平添自信。这时的卡只有一种身份——来自西方的无神论者。但随着政变的发展，卡的身份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与世俗主义者苏纳伊交心，同伊斯兰狂热分子神蓝合作，甚至自己也渐渐开始信仰安拉。神蓝嘲讽他为“西方的间谍”[1]340，苏纳伊说他是“思想在欧洲、心系宗教狂、脑子一片混乱的诗人”[ ]213，卡则挣扎着说自己是“中立的调停人”[1]340。卡在世俗和伊斯兰两个阵营中的“反复无常”，不是因为无原则、无立场，而是对每一个人都怀着一种同情之心。在这里，卡被置于一个东西混杂的境地，东西文化在卡的身上互相渗透，他感到自己有两个灵魂。卡这种矛盾、分裂、模棱两可的状态正像是霍米·巴巴所说的“第三空间”，苏纳伊和神蓝的文化二元对立模式被打破，西方现代文化和伊斯兰传统文化被卡共同接纳、杂糅，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08的状态。 在德国，卡是被西方人边缘化的土耳其人，是他者；在卡尔斯，卡是被本民族边缘化的“西方人”，仍是他者。这种冲突的、无根的他者身份给卡带来了迷茫和矛盾，还有写诗的灵感，卡没有一直耽于身份冲突带来的痛苦，而是逐渐认同这种混杂的身份，并且在对诗和爱情的追求中超脱身份，忘怀身份。卡在卡尔斯一共完成了十九首诗，那是他对灵魂深处激烈冲突的体悟和对个体生命幸福的探索；他追求爱情，一心想要带伊佩珂离开卡尔斯，到法兰克福去，过贫穷但是幸福的生活。小说中的“我”对伊佩珂说过：“生活中除了爱情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幸福了。人们所写的小说，所看到的城市都不能让他们幸福。”[1]442这是作者对于追求个体幸福的一种呼唤——“生命苦短，应当珍惜，带上你的女孩，远走高飞。”[ ]114西方和东方、现代和传统，种种身份的冲突，这些无法让现世中的个体幸福，但是爱情可以。然而最终，因为卡间接杀死了神蓝，伊佩珂离卡而去，卡独自一人回到法兰克福，四年后被伊斯兰极端分子杀害，这样的结局恰是作者对无休止的身份冲突的谴责。
四、女性身份——卡迪菲
卡迪菲是小说中极具抗争精神的女性角色，她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不断转换着自己的宗教身份。第一次是由一个支持西化、无神论的女孩转变成了头巾女孩儿的领袖。她对卡说明了原因：“多年来他们对姑娘们说，‘把你们的头盖住’，突然又对她们说，‘露出头发，政府要求这样’”。[1]116戴头巾实则是为了反抗父权和政府对于女性的压迫。在这个看似文明的世界，女性常常成为男性施暴的牺牲品。无论女性在何种文化领域，都处于男权社会的附庸地位。莫汉蒂认为，妇女会“失去言说自己的能力，更为严重的是，第三世界妇女的生存经验和文化性存在，被相当程度地忽略了”[ ]67。卡尔斯的这些头巾女孩就是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她们是伊斯兰传统文化的信仰者，却被政府、家人要求摘掉头巾，没有人会顾及她们自己的意愿，像神蓝这样的伊斯兰狂热分子不但将她们的自杀作为政治工具，甚至认为，自杀的女孩根本算不上是穆斯林，因为“自杀是对真主的亵渎”。于是这些“失语”的女性只有通过自杀来为自己争取自由和尊严，来“对自己的身体做主”[1]127。第二次转换是卡迪菲在《卡尔斯的悲剧》中出演的最后一幕，她开枪打死了苏纳伊——一个世俗主义的代言人，然后摘掉了头巾——伊斯兰妇女的“旗帜”，这是卡迪菲渴望脱离两种“主义”，站在女性的角度去言说自身的象征。但这与卡尔斯内部文化二元对立与冲突的背景是相抵触的，卡迪菲带上头巾，就意味着支持伊斯兰主义，也会得到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摘掉头巾，就意味着对世俗主义的支持，也会得到世俗主义者的支持，她不得不被动地从属于某一阵营，也就被动地陷入了“非此即彼”的境地。这也就能解释卡迪菲在无休无止的文化和身份冲突中无奈而无助的选择了——从监牢中出来后嫁给了宗教学生法泽尔，平淡度日，销声匿迹。
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道：“土耳其在短期内很难在欧盟成员、前苏联突厥语同盟和伊斯兰复兴这三个取得认同并且做出取舍，这个大半个世纪风雨飘摇的国家仍将无所适从。”[ ]55这是对土耳其非欧非亚、似欧似亚的尴尬处境的精准概括。土耳其的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混杂的文化，所以，卡的多元混杂的身份才是土耳其人真正的身份。伊斯坦布尔造就了帕慕克，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帕慕克和他的小说，是一座联结着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桥梁，也是一条个体在无限的冲突中寻找幸福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雪[M].沈志兴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2]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张虎.奥尔罕·帕慕克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5.
[4]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