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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战略对话的背景
进入21世纪，尤其是“9·11”事件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态势。具体表现为：两国的高层交往不断密切，相互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双方在反恐、防扩散等领域展开有效合作，中美在两国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形成了有限但重要的共识。为此，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2003年年底称，美中关系处于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最好的时期。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机遇与挑战。首先，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美国对华关注从“中国问题”逐渐聚焦于“中国崛起”问题。一些美国人套用几百年来国际关系中大国盛衰轮回的思维框架，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认为“崛起的中国”必然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并在中国军力发展、经济和能源战略、“中国模式”、地区影响力等一系列问题上质疑中国的战略意图。中国方面也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意图报有疑虑，认为美国会因为两国在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等方面的不同，对中国采取限制、削弱、西化等消极措施。其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问题，如反恐、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防治禽流感、联合国改革、环境保护、开发清洁能源、打击跨国犯罪、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等为中美两国提供了新的、广阔的合作领域。而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以及两国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也使双方的利益和摩擦超越了双边的范畴开始走向全球。例如，如何解决伊核问题、朝核问题，如何看待中国在非洲、拉美的投资等等，日益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
面对两国关系中的这些机遇与挑战，为了构筑中美关系更加稳定的框架，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智利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向布什总统提出“开展两国战略对话”的建议，布什表示赞同。为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美国国务卿赖斯2005年3月访华，并与中方商定，双方每半年定期举行战略对话。
战略对话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所具有的自信、开放性和对中美关系的重视。而美国的积极回应表明，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政策决策者决定把与中国相关的问题提升到新历史高度处理，愿意同中国就双边、地区和全球重大战略性问题坦诚交换意见。
中美战略对话的特点
在中美开展高层对话之前，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许多对话机制，两国各个职能部门的官员也有定期和不定期会晤与沟通，这些都对稳定和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些对话都是集中在某一个问题或是某一个领域上，主要是为了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有着极强的功能性与专业性。而中美关系存在三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近期的、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如人民币汇率、纺织品贸易、反恐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另一个是中期问题，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长期问题，就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和一个世界头号强国之间如何相处，这里面有一个两国如何建立一些基本的战略互信的问题。
战略对话就是超越具体问题，就双方重大的安全关切进行磋商，就各自最为重大的战略关切进行坦率的会谈，释解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战略疑虑，确保双边关系长期平稳发展。正如中美战略对话美方首任对话代表佐利克指出的那样：“战略磋商旨在考察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发现问题，并讨论如何为美国人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共享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制订一个概念性框架”。总之，中美战略对话并非寻求作出决策，而是为中美政府间就一些超越具体职能部门授权之上的敏感问题和重大事务提供讨论和交流的新型平台，从而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探讨和规划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方向。
五次中美战略对话回顾
从2005年8月中美展开第一次战略对话算起，到目前为止双方共进行了五次战略对话。
中美首次战略对话于2005年8月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副外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共同主持了首次对话。在两天的会晤中双方讨论了台海、军事、能源、人权、反恐、贸易以及中美元首互访等议题。在有关的新闻发布会上，佐利克表示，“在会谈中，双方试图把双边的经济关系放在战略框架中考虑，并有机会相互提出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交换意见，这对于更加紧密地在一起工作非常有帮助。双方进行了非常开放的讨论，更好地理解了双方的意见，从而可以更好地解决分歧。”他称，连续七任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都是使中国更好地参与到世界安全、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中。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WTO成员、《核不扩散条约》成员。现在的关键是，考虑美中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如何减少在寻求共同利益时候的代价，维持稳定的合作机制。这是这几天大家着手做的，相信在将来的几年里也有意义。
第二次战略对话于2005年12月7日在华盛顿举行。为期两天的对话内容广泛而全面，涉及两国间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并寻求进行合作的领域，其中包括在一些非传统的安全问题上进行合作，如禽流感、能源安全、防扩散和经济合作等。双方还讨论一些敏感的话题，如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中国在非洲、中东和拉美寻求能源问题等。同时双方还就佐利克在当年9月20日有关中美关系的演讲中提出的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的观点进行了讨论，进一步明确究竟什么是彼此的“相关利益”，怎样成为“利益相关方”。会谈期间，美方还安排戴秉国副外长参观罗斯福总统故居，美方特别表示，这些地方是“活的象征”，“参观活动是为了让中方更直接感受到二战后，美国的盟国在建设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努力，实现共赢。” 佐立克在会后发表的书面声明中称，“如何在现有国际体系内合作以建设更加安全、繁荣、尊重人权和法治世界”问题上，中美双方“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佐立克肯定了两国间建立起的各种论坛、对话的重要性，而且这种交流将继续进行下去。战略对话是要放眼未来，构筑“美中关系的战略框架”。双方一致认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两国以建设性的态度看待和认识对方十分重要，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合作领域不断增加，两国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
第三次战略对话于2006年11月8日在北京举行。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与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伯恩斯主持这一对话。杨洁篪表示，通过共同努力，这次对话会取得积极成果。伯恩斯表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两国不仅可以推动双边关系，还可以就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交换意见，因为我们对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都负有责任。
第四次战略对话于2007年6月20-21日在华盛顿举行。此次对话由戴秉国副外长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主持。双方回顾了多年来中美关系取得的长足发展，表示将坚定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同时双方围绕着朝鲜半岛核及东北亚地区安全、伊 朗核、苏丹达尔富尔、气候变化、能源安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广泛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表示要在上述领域加强对话、协调与合作，继续丰富两国关系的全球意义和战略内涵。
中美第五次战略对话于2008年1月17-18日在贵阳举行。这是战略对话首次在两国首都以外的地方举行。双方的首席对话代表依然是戴秉国和内格罗蓬特。此次战略对话双方首次吸纳军方人员参加，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丁进攻少将和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詹姆斯·辛恩与会。这无疑拓宽了对话的内容，加重了对话的分量，对于健全和完善中美战略对话，具有重要意义。台湾、伊朗、军事透明等问题成为会谈的首要议题。会议的举行对两国而言都恰值关键时刻。中方正在为如何应对定于3月22日举行的台湾领导人“选举”做准备。而内格罗蓬特的访问与美国发起新一轮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的制裁相巧合。另外，中美间热点问题不断。去年9月，美国宣布拟向台湾地区出售12架P－3c型反潜巡逻机和3架整机零件，以及144枚“标准－2型”防空导弹。11月，美方再次表示，拟向台湾地区出售3套“爱国者－2”型反导设备升级系统及附属设备，总价值近10亿美元。几天后，美国“小鹰”号航母战斗群在未能停靠香港进行补给后，公然穿越台湾海峡，引发国际舆论关注。通过对话，美方在中方最为关心的台海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内格罗蓬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认为台湾的“入联公投”具有“挑衅”意味，举办这样的“公投”是个错误。这样的表态虽然没有超出此前美国政府的表述，但内格罗蓬特在中国再次做出这样的表态对扼制“台独”仍具有积极意义。
中美战略对话的成果和意义
中美战略对话的展开对维护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之间关系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中美战略对话是中美关系机制化的一个重要体现。人们经常用“复杂”来形容中美关系的特性。的确，作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最为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中美两国之间总是呈现出一幅充满矛盾和悖论的图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美两国已形成了深度的相互依赖，两国在维护全球和地区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应对全球化面临的各种挑战等各个方面拥有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与此同时，由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的差异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以及各种交往的增多，又存在着许多的矛盾和摩擦。作为两个存在着许多差异的大国，两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的纠纷是正常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管理和应对这些问题。近些年来，中美之间尽管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仍实现了比较平稳的发展，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在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双边关系的机制化程度有了长足的进展，近些年来，这其中包括，两国首脑经常性会面并经常通过热线联系，中美商贸联委会、科技合作联委会，两国在反恐、防扩散、人权、避免海上危机等领域的对话等。而中美战略对话的实施和展开，开辟了中美关系机制化一种全新的形式，正如美国一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指出的那样，这种定期的对话机制并不是两国间有了问题才设立的，而是旨在让彼此能更好地、更清楚地了解对方，让双方都能设身处地地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这样，两国发生猜疑和误解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从五次对话的内容和效果来看，中美战略对话显然在这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并产生了外溢效果，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受中美战略对话效应的启发，2006年年底，两国政府又开启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总之，各种类型的对话已成为中美关系机制化的有效形式，它们正在使“复杂”的中美关系得到更有效的管理。
其次，中美战略对话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从布什政府第二任期起，中美两国政府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开始了探索两国关系新框架的努力，其核心问题是全球最大的西方发达国家与最大的、正在快速发展、影响力迅速扩大发展中大国如何相处。2005年9月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的题为《中国向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最为著名。他在演讲中反复提出的美国愿把中国视作“利益攸关者”。这种说法普遍被看做是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一种创新思维，对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而中美第一次战略对话举行与一个多月后佐利克发表这篇著名的讲话有着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而第二次战略对话与这种提法被正式写入布什政府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存在着某种关联性。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战略对话在一定时间和阶段起到了佐利克所说的为两国关系提供“概念性框架”的作用。
第三，中美战略对话是双方增进互信的一个重要平台。目前，中美之间最不确定的、但也是最需面对的就是战略互信问题。它既是化解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必要前提，也是防止危机发生最有效的防波堤。美国方面认为，中国的崛起虽不像恐怖主义那样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但却是更深刻的长远挑战；中国虽然难以像俄罗斯那样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但却是未来面临的最综合、最全面的挑战。而中国方面对美国对华战略意图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而战略对话为双方降低和减少这些疑虑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渠道。从五次战略对话的内容来看，涉及到有关中美互信的方方面面，从台湾问题，到人民币汇率；从和平崛起到军事透明度；从达尔富尔到拉丁美洲；从朝核问题到伊核问题；从能源到环境。两国在这些问题上展开开诚布公的讨论，有助于双方在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上理解彼此的利益关切，达成一定的战略理解。例如，中美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对话，部分地改变了布什政府对中国非洲政策的看法。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对话，推动了美方在扼制“台独”方面的表态。
当然，在看到中美战略对话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战略对话不可能解决双边所有的战略关切。中美之间的问题和矛盾有许多深刻而有持久，有时甚至是花样翻新。最近美国空军发表了《战略白皮书》，称中俄两国是对美国的主导优势形成挑战的“支配性力量”；而去年年底发生的“小鹰号”事件表明，中美战略互信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种定期的交流机制毕竟开辟了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中美关系永远不能期望出现所谓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有问题时，有畅通沟通机制，不断在沟通中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稳定的大国关系应有的常态，也是中美战略对话的核心意义所在。
进入21世纪，尤其是“9·11”事件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态势。具体表现为：两国的高层交往不断密切，相互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双方在反恐、防扩散等领域展开有效合作，中美在两国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形成了有限但重要的共识。为此，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2003年年底称，美中关系处于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最好的时期。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机遇与挑战。首先，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美国对华关注从“中国问题”逐渐聚焦于“中国崛起”问题。一些美国人套用几百年来国际关系中大国盛衰轮回的思维框架，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认为“崛起的中国”必然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并在中国军力发展、经济和能源战略、“中国模式”、地区影响力等一系列问题上质疑中国的战略意图。中国方面也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意图报有疑虑，认为美国会因为两国在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等方面的不同，对中国采取限制、削弱、西化等消极措施。其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问题，如反恐、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防治禽流感、联合国改革、环境保护、开发清洁能源、打击跨国犯罪、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等为中美两国提供了新的、广阔的合作领域。而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以及两国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也使双方的利益和摩擦超越了双边的范畴开始走向全球。例如，如何解决伊核问题、朝核问题，如何看待中国在非洲、拉美的投资等等，日益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
面对两国关系中的这些机遇与挑战，为了构筑中美关系更加稳定的框架，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智利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向布什总统提出“开展两国战略对话”的建议，布什表示赞同。为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美国国务卿赖斯2005年3月访华，并与中方商定，双方每半年定期举行战略对话。
战略对话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所具有的自信、开放性和对中美关系的重视。而美国的积极回应表明，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政策决策者决定把与中国相关的问题提升到新历史高度处理，愿意同中国就双边、地区和全球重大战略性问题坦诚交换意见。
中美战略对话的特点
在中美开展高层对话之前，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许多对话机制，两国各个职能部门的官员也有定期和不定期会晤与沟通，这些都对稳定和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些对话都是集中在某一个问题或是某一个领域上，主要是为了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有着极强的功能性与专业性。而中美关系存在三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近期的、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如人民币汇率、纺织品贸易、反恐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另一个是中期问题，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长期问题，就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和一个世界头号强国之间如何相处，这里面有一个两国如何建立一些基本的战略互信的问题。
战略对话就是超越具体问题，就双方重大的安全关切进行磋商，就各自最为重大的战略关切进行坦率的会谈，释解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战略疑虑，确保双边关系长期平稳发展。正如中美战略对话美方首任对话代表佐利克指出的那样：“战略磋商旨在考察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发现问题，并讨论如何为美国人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共享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制订一个概念性框架”。总之，中美战略对话并非寻求作出决策，而是为中美政府间就一些超越具体职能部门授权之上的敏感问题和重大事务提供讨论和交流的新型平台，从而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探讨和规划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方向。
五次中美战略对话回顾
从2005年8月中美展开第一次战略对话算起，到目前为止双方共进行了五次战略对话。
中美首次战略对话于2005年8月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副外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共同主持了首次对话。在两天的会晤中双方讨论了台海、军事、能源、人权、反恐、贸易以及中美元首互访等议题。在有关的新闻发布会上，佐利克表示，“在会谈中，双方试图把双边的经济关系放在战略框架中考虑，并有机会相互提出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交换意见，这对于更加紧密地在一起工作非常有帮助。双方进行了非常开放的讨论，更好地理解了双方的意见，从而可以更好地解决分歧。”他称，连续七任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都是使中国更好地参与到世界安全、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中。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WTO成员、《核不扩散条约》成员。现在的关键是，考虑美中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如何减少在寻求共同利益时候的代价，维持稳定的合作机制。这是这几天大家着手做的，相信在将来的几年里也有意义。
第二次战略对话于2005年12月7日在华盛顿举行。为期两天的对话内容广泛而全面，涉及两国间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并寻求进行合作的领域，其中包括在一些非传统的安全问题上进行合作，如禽流感、能源安全、防扩散和经济合作等。双方还讨论一些敏感的话题，如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中国在非洲、中东和拉美寻求能源问题等。同时双方还就佐利克在当年9月20日有关中美关系的演讲中提出的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的观点进行了讨论，进一步明确究竟什么是彼此的“相关利益”，怎样成为“利益相关方”。会谈期间，美方还安排戴秉国副外长参观罗斯福总统故居，美方特别表示，这些地方是“活的象征”，“参观活动是为了让中方更直接感受到二战后，美国的盟国在建设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努力，实现共赢。” 佐立克在会后发表的书面声明中称，“如何在现有国际体系内合作以建设更加安全、繁荣、尊重人权和法治世界”问题上，中美双方“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佐立克肯定了两国间建立起的各种论坛、对话的重要性，而且这种交流将继续进行下去。战略对话是要放眼未来，构筑“美中关系的战略框架”。双方一致认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两国以建设性的态度看待和认识对方十分重要，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合作领域不断增加，两国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
第三次战略对话于2006年11月8日在北京举行。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与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伯恩斯主持这一对话。杨洁篪表示，通过共同努力，这次对话会取得积极成果。伯恩斯表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两国不仅可以推动双边关系，还可以就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交换意见，因为我们对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都负有责任。
第四次战略对话于2007年6月20-21日在华盛顿举行。此次对话由戴秉国副外长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主持。双方回顾了多年来中美关系取得的长足发展，表示将坚定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同时双方围绕着朝鲜半岛核及东北亚地区安全、伊 朗核、苏丹达尔富尔、气候变化、能源安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广泛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表示要在上述领域加强对话、协调与合作，继续丰富两国关系的全球意义和战略内涵。
中美第五次战略对话于2008年1月17-18日在贵阳举行。这是战略对话首次在两国首都以外的地方举行。双方的首席对话代表依然是戴秉国和内格罗蓬特。此次战略对话双方首次吸纳军方人员参加，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丁进攻少将和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詹姆斯·辛恩与会。这无疑拓宽了对话的内容，加重了对话的分量，对于健全和完善中美战略对话，具有重要意义。台湾、伊朗、军事透明等问题成为会谈的首要议题。会议的举行对两国而言都恰值关键时刻。中方正在为如何应对定于3月22日举行的台湾领导人“选举”做准备。而内格罗蓬特的访问与美国发起新一轮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的制裁相巧合。另外，中美间热点问题不断。去年9月，美国宣布拟向台湾地区出售12架P－3c型反潜巡逻机和3架整机零件，以及144枚“标准－2型”防空导弹。11月，美方再次表示，拟向台湾地区出售3套“爱国者－2”型反导设备升级系统及附属设备，总价值近10亿美元。几天后，美国“小鹰”号航母战斗群在未能停靠香港进行补给后，公然穿越台湾海峡，引发国际舆论关注。通过对话，美方在中方最为关心的台海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内格罗蓬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认为台湾的“入联公投”具有“挑衅”意味，举办这样的“公投”是个错误。这样的表态虽然没有超出此前美国政府的表述，但内格罗蓬特在中国再次做出这样的表态对扼制“台独”仍具有积极意义。
中美战略对话的成果和意义
中美战略对话的展开对维护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之间关系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中美战略对话是中美关系机制化的一个重要体现。人们经常用“复杂”来形容中美关系的特性。的确，作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最为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中美两国之间总是呈现出一幅充满矛盾和悖论的图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美两国已形成了深度的相互依赖，两国在维护全球和地区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应对全球化面临的各种挑战等各个方面拥有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与此同时，由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的差异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以及各种交往的增多，又存在着许多的矛盾和摩擦。作为两个存在着许多差异的大国，两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的纠纷是正常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管理和应对这些问题。近些年来，中美之间尽管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仍实现了比较平稳的发展，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在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双边关系的机制化程度有了长足的进展，近些年来，这其中包括，两国首脑经常性会面并经常通过热线联系，中美商贸联委会、科技合作联委会，两国在反恐、防扩散、人权、避免海上危机等领域的对话等。而中美战略对话的实施和展开，开辟了中美关系机制化一种全新的形式，正如美国一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指出的那样，这种定期的对话机制并不是两国间有了问题才设立的，而是旨在让彼此能更好地、更清楚地了解对方，让双方都能设身处地地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这样，两国发生猜疑和误解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从五次对话的内容和效果来看，中美战略对话显然在这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并产生了外溢效果，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受中美战略对话效应的启发，2006年年底，两国政府又开启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总之，各种类型的对话已成为中美关系机制化的有效形式，它们正在使“复杂”的中美关系得到更有效的管理。
其次，中美战略对话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从布什政府第二任期起，中美两国政府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开始了探索两国关系新框架的努力，其核心问题是全球最大的西方发达国家与最大的、正在快速发展、影响力迅速扩大发展中大国如何相处。2005年9月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的题为《中国向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最为著名。他在演讲中反复提出的美国愿把中国视作“利益攸关者”。这种说法普遍被看做是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一种创新思维，对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而中美第一次战略对话举行与一个多月后佐利克发表这篇著名的讲话有着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而第二次战略对话与这种提法被正式写入布什政府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存在着某种关联性。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战略对话在一定时间和阶段起到了佐利克所说的为两国关系提供“概念性框架”的作用。
第三，中美战略对话是双方增进互信的一个重要平台。目前，中美之间最不确定的、但也是最需面对的就是战略互信问题。它既是化解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必要前提，也是防止危机发生最有效的防波堤。美国方面认为，中国的崛起虽不像恐怖主义那样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但却是更深刻的长远挑战；中国虽然难以像俄罗斯那样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但却是未来面临的最综合、最全面的挑战。而中国方面对美国对华战略意图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而战略对话为双方降低和减少这些疑虑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渠道。从五次战略对话的内容来看，涉及到有关中美互信的方方面面，从台湾问题，到人民币汇率；从和平崛起到军事透明度；从达尔富尔到拉丁美洲；从朝核问题到伊核问题；从能源到环境。两国在这些问题上展开开诚布公的讨论，有助于双方在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上理解彼此的利益关切，达成一定的战略理解。例如，中美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对话，部分地改变了布什政府对中国非洲政策的看法。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对话，推动了美方在扼制“台独”方面的表态。
当然，在看到中美战略对话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战略对话不可能解决双边所有的战略关切。中美之间的问题和矛盾有许多深刻而有持久，有时甚至是花样翻新。最近美国空军发表了《战略白皮书》，称中俄两国是对美国的主导优势形成挑战的“支配性力量”；而去年年底发生的“小鹰号”事件表明，中美战略互信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种定期的交流机制毕竟开辟了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中美关系永远不能期望出现所谓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有问题时，有畅通沟通机制，不断在沟通中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稳定的大国关系应有的常态，也是中美战略对话的核心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