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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爱玲著作《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分别被张爱玲自己和美国译者Karen Kingsbury译为The Golden Cangue和Love in a Fallen City。同为张爱玲作品译文且都主要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但在译文美国市场的接受度却大相径庭。本文从译本之外的文化因素出发，主要从译者、时代背景、读者需求和赞助人等角度分析原因。
【关键词】The Golden Cangue； Love in a Fallen City； 接受度； 译者
【作者简介】方婷，北方工业大学。
一、理論依据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形成了文化学派。该学派主张强调译文之外的因素，比如译者、读者、时代背景、赞助人、政治统治需要等，把翻译放到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维度。
经过对比研究，学界前人普遍认为张爱玲和金凯筠都主要采用了“异化”或者说“对抗”的翻译策略。如果从传统翻译的“归化”或“异化”的角度来看，同一原作者的译介作品，在翻译策略一致的情况下，出版情况却产生了较大差异。本文以文化学派理论为基础，先介绍两篇译文接受度的差异情况，后探讨产生差异的原因。
二、张译与金译的接受度
1.张爱玲译作在西方的接受情况。1956年，张爱玲将《金锁记》翻译为Pink Tears，投稿遭出版商拒绝后，进一步改写为The Rouge of the North，但也遭到过退稿，直到1967年才由英国一家出版社出版，但市场反应仍是冷淡。最后，1971年，应夏志清教授邀请，张爱玲将《金锁记》改写为The Golden Cangue，收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夏志清教授主编的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之中，但也没有得到西方读者的关注。
2.金凯筠译张爱玲作品在西方的接受情况。2007年，“发行量大、影响深远，撰稿人多是学界、知识界一时之选”的《纽约书评》出版金凯筠的《倾城之恋》译本，被刘绍铭认为是“张爱玲作品‘出口’一大盛事”（刘绍铭，2007）。同年，知名的企鹅出版社再版了金译《“倾城之恋”及其他故事》。2007年，企鹅出版社还推出由她与其他译者合译的《“色戒”及其他故事》。张爱玲成为钱钟书之后，第二个进入企鹅经典丛书的现当代中国作家，说明了金译《倾城之恋》的成功。
三、张译与金译接受度差异的原因
1.译者的原因。“要深入、细致地探讨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就绕不开对翻译家本身的探讨。”（穆雷，诗怡，2003）译者本身是影响译文接受度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1）张爱玲的翻译特色。张爱玲的翻译活动贯穿了她整个文学生涯，尤其在赴美之后，翻译不仅成为她的谋生手段，更寄托了她打入英美文学界的希望。张爱玲的后半生除了少量的散文创作、几部小说作品以及《红楼梦》考证外，她的文学产品都是翻译作品”（孟昭毅，李载道，2005）
这一时期，张爱玲的译作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努力融入英语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中华身份认同。
1）适应美国主流文化。张爱玲的译作主要采用“异化”策略，但是为了适应英语读者的需要，顺应美国和西方社会文学作品的主流诗学，译文在原文基础上做了删改。例如《北地胭脂》，其译文改写了原作情节、省略人名、并增加了对中国文化特色内容的解释和介绍。英译《海上花》时，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感受与审美心理也对原作有删改。包括《金锁记》最初翻译为Pink Tears，投稿遭拒后，张进一步改写为The Rouge of the North。
2）强烈的中华身份认同。作为第一代华裔作家，张爱玲成年后移居美国，地理的距离带来的是精神与文化上的亲近，但越是亲近中国文化，就意味着越疏离美国读者。对于美国主流文化而言，张爱玲的作品属于“边缘”文化（王晓莺，2008），原作品所受关注就非常有限，同时兼为译者，用“不流畅”英语翻译出陌生的东方文明，使得译文与普通的美国读者的习惯产生了较大的距离。
从译者本身的身份认同和选择的翻译方法来说，普通的美国读者较难对张译产生兴趣。
（2）金凯筠的翻译概况与特色。金凯筠（Karen Kingsbury） 是美国当代汉学界知名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张爱玲研究专家。她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工作将近20年，2006年才回到美国。在翻译方法上，金凯筠多次在访谈提到她主要采用“异化”策略，特别是在Love in a Fallen City （2007） 的序言中，金凯筠坦言她力图让译文读者产生与原作读者相似甚至相当的反应（Eileen Chang， 2007， xv-xvi）。
从译者角度来说，张爱玲是带有强烈中国文化色彩的华裔作家兼译者，金凯筠是美国译者兼张学研究学者，对于目标的英语读者而言，金凯筠身为美国学者兼张学研究专家的身份，有着先天的优势与美国读者更亲近。
2.时代背景。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产生对抗，美国文坛也没能守住阵地而沦为政治的附庸。这种情况下，张爱玲作品所传递的东方文明，进一步被边缘化与排斥。The Golden Cangue 中描写的腐败衰落的封建社会，甚至被解读为张爱玲支持共产主义的证据，更使这部作品不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相比而言，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与初步成功，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参与到国际市场中，中美合作也愈加紧密，使得双方更有需求了解彼此，也可以说中文作品此时的译介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而不会像20世纪中前期举步维艰。这是张译与金译接受度因时代发展变化而不同的原因。
3.读者的需求。二战后，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创作的《大地》三部曲塑造了一个个勤劳、坚毅、质朴、善良的中国农民形象，“垮掉的一代”期望以“如田园诗般和平安宁的中国文化救赎欧洲的精神文化危机”（陈吉荣，2007：5）。但是“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学家。”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00页）《金锁记》被译介为英语后，美国读者缺乏对中国的了解与文化共鸣，悲惨的七巧完全变成一个变态的老女人，她的人生悲剧也无法转化为读者的同情心，张爱玲对人性的批判与揭露直接幻灭了英语读者的期望。相比之下，尽管《倾城之恋》也讲述了同一段历史，但是故事始终给了观众美好的期待，整个情节也更为轻松。
四、赞助人
《金锁记》译本Pink Tears、The Golden Cangue及改写译本The Rouge of the North都曾遭到出版商拒绝或退稿，但Love in a Fallen City由New York Review Book出版。单以出版社声誉来说，《纽约书评》在全世界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另外，奥斯卡最佳导演李安等名人也为Love in a Fallen City撰写赞助词，这也为金译打开市场提供条件。相比之下，张爱玲作为第一代华裔作家，凭一己之力想要在美国“出名”，就显得十分势单力薄。
五、结语
本文从文化转向的翻译理论出发，从译者、时代背景、读者需求和赞助人等方面，分析了张译《金锁记》与金译《倾城之恋》在西方市场接受度差异的原因。两部著作作者都是张爱玲，所描绘的故事也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和同一地点上海和同一群体，而且译者都采用了相似的翻译方法，但是出版情况或者说接受度却不尽相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从中看出时代的变化、读者需求的变化，以此说明翻译不完全是一个语言间的转换，而是与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综合体。此文所做的研究有限，以期未来在相似问题上有更多更充分的科学研究。
参考文献：
[1]Eileen Chang，Love in a Fallen City[J].New York：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7.
[2]张爱玲.倾城之恋[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3]夏志清，刘绍铭译.中国现代小说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刘绍铭.到底是张爱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5]穆雷，诗怡.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兼评中国翻译家研究[J].中国翻译，2003，1：12-18.
[6]王晓莺.多元视界下的张爱玲的翻译.中国翻译，2008，5.
[7]陈吉荣.谈本位论观照之下的《金锁记》自译[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2007.
【关键词】The Golden Cangue； Love in a Fallen City； 接受度； 译者
【作者简介】方婷，北方工业大学。
一、理論依据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形成了文化学派。该学派主张强调译文之外的因素，比如译者、读者、时代背景、赞助人、政治统治需要等，把翻译放到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维度。
经过对比研究，学界前人普遍认为张爱玲和金凯筠都主要采用了“异化”或者说“对抗”的翻译策略。如果从传统翻译的“归化”或“异化”的角度来看，同一原作者的译介作品，在翻译策略一致的情况下，出版情况却产生了较大差异。本文以文化学派理论为基础，先介绍两篇译文接受度的差异情况，后探讨产生差异的原因。
二、张译与金译的接受度
1.张爱玲译作在西方的接受情况。1956年，张爱玲将《金锁记》翻译为Pink Tears，投稿遭出版商拒绝后，进一步改写为The Rouge of the North，但也遭到过退稿，直到1967年才由英国一家出版社出版，但市场反应仍是冷淡。最后，1971年，应夏志清教授邀请，张爱玲将《金锁记》改写为The Golden Cangue，收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夏志清教授主编的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之中，但也没有得到西方读者的关注。
2.金凯筠译张爱玲作品在西方的接受情况。2007年，“发行量大、影响深远，撰稿人多是学界、知识界一时之选”的《纽约书评》出版金凯筠的《倾城之恋》译本，被刘绍铭认为是“张爱玲作品‘出口’一大盛事”（刘绍铭，2007）。同年，知名的企鹅出版社再版了金译《“倾城之恋”及其他故事》。2007年，企鹅出版社还推出由她与其他译者合译的《“色戒”及其他故事》。张爱玲成为钱钟书之后，第二个进入企鹅经典丛书的现当代中国作家，说明了金译《倾城之恋》的成功。
三、张译与金译接受度差异的原因
1.译者的原因。“要深入、细致地探讨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就绕不开对翻译家本身的探讨。”（穆雷，诗怡，2003）译者本身是影响译文接受度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1）张爱玲的翻译特色。张爱玲的翻译活动贯穿了她整个文学生涯，尤其在赴美之后，翻译不仅成为她的谋生手段，更寄托了她打入英美文学界的希望。张爱玲的后半生除了少量的散文创作、几部小说作品以及《红楼梦》考证外，她的文学产品都是翻译作品”（孟昭毅，李载道，2005）
这一时期，张爱玲的译作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努力融入英语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中华身份认同。
1）适应美国主流文化。张爱玲的译作主要采用“异化”策略，但是为了适应英语读者的需要，顺应美国和西方社会文学作品的主流诗学，译文在原文基础上做了删改。例如《北地胭脂》，其译文改写了原作情节、省略人名、并增加了对中国文化特色内容的解释和介绍。英译《海上花》时，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感受与审美心理也对原作有删改。包括《金锁记》最初翻译为Pink Tears，投稿遭拒后，张进一步改写为The Rouge of the North。
2）强烈的中华身份认同。作为第一代华裔作家，张爱玲成年后移居美国，地理的距离带来的是精神与文化上的亲近，但越是亲近中国文化，就意味着越疏离美国读者。对于美国主流文化而言，张爱玲的作品属于“边缘”文化（王晓莺，2008），原作品所受关注就非常有限，同时兼为译者，用“不流畅”英语翻译出陌生的东方文明，使得译文与普通的美国读者的习惯产生了较大的距离。
从译者本身的身份认同和选择的翻译方法来说，普通的美国读者较难对张译产生兴趣。
（2）金凯筠的翻译概况与特色。金凯筠（Karen Kingsbury） 是美国当代汉学界知名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张爱玲研究专家。她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工作将近20年，2006年才回到美国。在翻译方法上，金凯筠多次在访谈提到她主要采用“异化”策略，特别是在Love in a Fallen City （2007） 的序言中，金凯筠坦言她力图让译文读者产生与原作读者相似甚至相当的反应（Eileen Chang， 2007， xv-xvi）。
从译者角度来说，张爱玲是带有强烈中国文化色彩的华裔作家兼译者，金凯筠是美国译者兼张学研究学者，对于目标的英语读者而言，金凯筠身为美国学者兼张学研究专家的身份，有着先天的优势与美国读者更亲近。
2.时代背景。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产生对抗，美国文坛也没能守住阵地而沦为政治的附庸。这种情况下，张爱玲作品所传递的东方文明，进一步被边缘化与排斥。The Golden Cangue 中描写的腐败衰落的封建社会，甚至被解读为张爱玲支持共产主义的证据，更使这部作品不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相比而言，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与初步成功，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参与到国际市场中，中美合作也愈加紧密，使得双方更有需求了解彼此，也可以说中文作品此时的译介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而不会像20世纪中前期举步维艰。这是张译与金译接受度因时代发展变化而不同的原因。
3.读者的需求。二战后，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创作的《大地》三部曲塑造了一个个勤劳、坚毅、质朴、善良的中国农民形象，“垮掉的一代”期望以“如田园诗般和平安宁的中国文化救赎欧洲的精神文化危机”（陈吉荣，2007：5）。但是“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学家。”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00页）《金锁记》被译介为英语后，美国读者缺乏对中国的了解与文化共鸣，悲惨的七巧完全变成一个变态的老女人，她的人生悲剧也无法转化为读者的同情心，张爱玲对人性的批判与揭露直接幻灭了英语读者的期望。相比之下，尽管《倾城之恋》也讲述了同一段历史，但是故事始终给了观众美好的期待，整个情节也更为轻松。
四、赞助人
《金锁记》译本Pink Tears、The Golden Cangue及改写译本The Rouge of the North都曾遭到出版商拒绝或退稿，但Love in a Fallen City由New York Review Book出版。单以出版社声誉来说，《纽约书评》在全世界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另外，奥斯卡最佳导演李安等名人也为Love in a Fallen City撰写赞助词，这也为金译打开市场提供条件。相比之下，张爱玲作为第一代华裔作家，凭一己之力想要在美国“出名”，就显得十分势单力薄。
五、结语
本文从文化转向的翻译理论出发，从译者、时代背景、读者需求和赞助人等方面，分析了张译《金锁记》与金译《倾城之恋》在西方市场接受度差异的原因。两部著作作者都是张爱玲，所描绘的故事也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和同一地点上海和同一群体，而且译者都采用了相似的翻译方法，但是出版情况或者说接受度却不尽相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从中看出时代的变化、读者需求的变化，以此说明翻译不完全是一个语言间的转换，而是与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综合体。此文所做的研究有限，以期未来在相似问题上有更多更充分的科学研究。
参考文献：
[1]Eileen Chang，Love in a Fallen City[J].New York：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7.
[2]张爱玲.倾城之恋[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3]夏志清，刘绍铭译.中国现代小说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刘绍铭.到底是张爱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5]穆雷，诗怡.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兼评中国翻译家研究[J].中国翻译，2003，1：12-18.
[6]王晓莺.多元视界下的张爱玲的翻译.中国翻译，2008，5.
[7]陈吉荣.谈本位论观照之下的《金锁记》自译[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