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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医学临床治疗领域和医学试验研究领域中，尊重病人和试验研究受试者的知情与知情权日益成为上述领域中的一个核心评价指标，但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存在对知情权理解的误区和实践盲区，本文尝试通过讨论知情、知情权的形成条件、形成过程，来明确知情权的目的，最终达成医学工作者对知情、知情权认识和理解的共识，为真正保障患者、受试者的知情权实现理论方面的推进。
关键词 知情 知情权 形成条件 目的
基金项目：2012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点项目资助（12ZS110）；2013年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E2-B132）。
作者简介：张成林，上海中医药大学2014级研究生；李久辉，上海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7.315
现代医学临床治疗领域和医学试验研究领域中，尊重病人和试验研究受试者的知情与知情权日益成为上述领域中的一个核心评价指标，或者说实践行为准则。但是，国人、医生、医学试验研究的研究者还未能真正认识、理解病人和试验研究受试者的知情与知情权本质。在有些情况下，医生、医学试验研究的研究者仅仅将知情行为视作其实践工作的免责手段，而非其實践工作职责的一部分来加以重视；对病人而言，知情与知情权则更像是一个程序过程，可有可无，不清楚知情行为所代表的内容和意义。国人虽然在医学临床治疗领域和医学试验研究领域中触及知情权，但这一领域中的法律和法规的并没能将这一问题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或者说，如何对违反者进行处罚。将这一概念明确表达定义的却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 显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提及的知情与知情权的概念与医学临床治疗领域和医学试验研究领域中的知情与知情权的概念有重叠，在内涵上仍有较大的差别。
在这里，以知情、知情权为研究对象，研究知情、知情权的形成条件，还原知情、知情权的形成过程，阐述建立知情、知情权的意义，探索保障病人和受试者知情权的方法。以期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践行知情行为，保障知情权。
一、 知情、知情权形成的条件
医学领域的知情、知情权的概念大约出现在上世纪中叶，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中叶开始出现某些可能产生知情、知情权的因素，研究和梳理与此相关的大事件，将可引导我们寻找到那些促使形成知情、知情权概念的因素。与此同时，还应该考察上世纪中叶西方社会制度对上述大事件的反应、思考、应对方式等内容。
（一）现代人文精神是形成知情、知情权的必要条件
1. 《世界人权宣言》。由1946年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负责起草，加拿大法学专家约翰·汉弗莱是主要起草人，该文件于1948年12月10日提交联合国大会表决并获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为：“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包括寻求、传达、接受信息的权利，即自由交流信息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继承、吸取了人类文化遗产中有关自由、平等、人权的一般观念，以及近现代西方国家有关人权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人民争取、维护人权的强烈愿望。《世界人权宣言》贡献是：对人权主体的规定比过去明确与完全，真正体现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代表了战后人文精神的新水平，丰富和发展了人权概念。
2. 《纽伦堡法典》。该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规范人体试验的法典。于1946年公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纽伦堡成立了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纽伦堡法典》是1946年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是法庭决议的一部分，内容涉及有关人体试验的十点声明，其基本原则有两个：第一，人体试验必须有利于社会，第二，人体试验应该符合伦理道德和法律。这部国际法可以说是医学科研领域工作者、立法者及民众对人权理念探索性思考的结晶。
3. 《赫尔辛基宣言》。1964年经第十八届世界医学会同意提出的一个医学伦理学宣言。其内容围绕医学科学研究中运用人体时应该遵循的原则。该宣言制订了涉及人体试验研究对象的伦理道德原则，是一项包括以人作为受试对象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原则和限制条件，也是关于涉及人体试验的第二个国际性文件，比《纽伦堡法典》更加全面、具体和完善。也体现出人文精神不断深入思考的结果，是人文精神进一步趋向指导人类实践活动的表现。
（二）契约社会、法制社会是形成知情、知情权的必要条件
契约精神在西方社会源远流长，是西方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成分。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后世西方社会的契约理论、契约精神影响深刻。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关于正义的论述，蕴含着丰富的契约思想，提出了交换正义的概念。交换正义是人们进行交易的行为准则——不得损人利己是交换正义的基本原则。现代西方契约精神是从其早先的契约理论推演而来，在其民主法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市民社会私主体的契约精神促进了商品交易的发展，创造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建立基本秩序的传统方式；另一方面根据私人契约精神，在公法领域契约精神模式成为控制公权力的模式。
契约精神的本质是“契约自由”的理念，契约精神本体上存在四个重要内容：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契约信守精神、契约救济精神。契约自由精神是契约精神的核心内容。西方人權理念中就一直存在经济自由中的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是指缔结契约的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缔约双方平等的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互为对待给付，无人有超出契约的特权。为了达到契约的平等精神，违背契约者要受到制裁，受损害方将得到利于自己的救济。契约精神完美的体现了平等精神。
由此可以看出，由古希腊发端的契约精神最终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精神，西方社会成为具有契约精神特征的社会，或可称之为契约社会，以及由此基础建立的法制社会。
关键词 知情 知情权 形成条件 目的
基金项目：2012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点项目资助（12ZS110）；2013年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E2-B132）。
作者简介：张成林，上海中医药大学2014级研究生；李久辉，上海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7.315
现代医学临床治疗领域和医学试验研究领域中，尊重病人和试验研究受试者的知情与知情权日益成为上述领域中的一个核心评价指标，或者说实践行为准则。但是，国人、医生、医学试验研究的研究者还未能真正认识、理解病人和试验研究受试者的知情与知情权本质。在有些情况下，医生、医学试验研究的研究者仅仅将知情行为视作其实践工作的免责手段，而非其實践工作职责的一部分来加以重视；对病人而言，知情与知情权则更像是一个程序过程，可有可无，不清楚知情行为所代表的内容和意义。国人虽然在医学临床治疗领域和医学试验研究领域中触及知情权，但这一领域中的法律和法规的并没能将这一问题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或者说，如何对违反者进行处罚。将这一概念明确表达定义的却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 显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提及的知情与知情权的概念与医学临床治疗领域和医学试验研究领域中的知情与知情权的概念有重叠，在内涵上仍有较大的差别。
在这里，以知情、知情权为研究对象，研究知情、知情权的形成条件，还原知情、知情权的形成过程，阐述建立知情、知情权的意义，探索保障病人和受试者知情权的方法。以期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践行知情行为，保障知情权。
一、 知情、知情权形成的条件
医学领域的知情、知情权的概念大约出现在上世纪中叶，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中叶开始出现某些可能产生知情、知情权的因素，研究和梳理与此相关的大事件，将可引导我们寻找到那些促使形成知情、知情权概念的因素。与此同时，还应该考察上世纪中叶西方社会制度对上述大事件的反应、思考、应对方式等内容。
（一）现代人文精神是形成知情、知情权的必要条件
1. 《世界人权宣言》。由1946年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负责起草，加拿大法学专家约翰·汉弗莱是主要起草人，该文件于1948年12月10日提交联合国大会表决并获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为：“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包括寻求、传达、接受信息的权利，即自由交流信息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继承、吸取了人类文化遗产中有关自由、平等、人权的一般观念，以及近现代西方国家有关人权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人民争取、维护人权的强烈愿望。《世界人权宣言》贡献是：对人权主体的规定比过去明确与完全，真正体现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代表了战后人文精神的新水平，丰富和发展了人权概念。
2. 《纽伦堡法典》。该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规范人体试验的法典。于1946年公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纽伦堡成立了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纽伦堡法典》是1946年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是法庭决议的一部分，内容涉及有关人体试验的十点声明，其基本原则有两个：第一，人体试验必须有利于社会，第二，人体试验应该符合伦理道德和法律。这部国际法可以说是医学科研领域工作者、立法者及民众对人权理念探索性思考的结晶。
3. 《赫尔辛基宣言》。1964年经第十八届世界医学会同意提出的一个医学伦理学宣言。其内容围绕医学科学研究中运用人体时应该遵循的原则。该宣言制订了涉及人体试验研究对象的伦理道德原则，是一项包括以人作为受试对象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原则和限制条件，也是关于涉及人体试验的第二个国际性文件，比《纽伦堡法典》更加全面、具体和完善。也体现出人文精神不断深入思考的结果，是人文精神进一步趋向指导人类实践活动的表现。
（二）契约社会、法制社会是形成知情、知情权的必要条件
契约精神在西方社会源远流长，是西方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成分。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后世西方社会的契约理论、契约精神影响深刻。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关于正义的论述，蕴含着丰富的契约思想，提出了交换正义的概念。交换正义是人们进行交易的行为准则——不得损人利己是交换正义的基本原则。现代西方契约精神是从其早先的契约理论推演而来，在其民主法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市民社会私主体的契约精神促进了商品交易的发展，创造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建立基本秩序的传统方式；另一方面根据私人契约精神，在公法领域契约精神模式成为控制公权力的模式。
契约精神的本质是“契约自由”的理念，契约精神本体上存在四个重要内容：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契约信守精神、契约救济精神。契约自由精神是契约精神的核心内容。西方人權理念中就一直存在经济自由中的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是指缔结契约的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缔约双方平等的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互为对待给付，无人有超出契约的特权。为了达到契约的平等精神，违背契约者要受到制裁，受损害方将得到利于自己的救济。契约精神完美的体现了平等精神。
由此可以看出，由古希腊发端的契约精神最终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精神，西方社会成为具有契约精神特征的社会，或可称之为契约社会，以及由此基础建立的法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