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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高宗武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1942年5月至1943年2月，他在美国华盛顿家中完成回忆录《日本真相》（英文稿易书名《深入虎穴》）。曾经好友胡适审读，并提出修改。后屡次与美国出版商联系出版均未果。英文稿《深入虎穴》乃送胡佛研究所保存，而中文原始手稿则一直由高氏自己保存，绝不示人。1994年9月24日高宗武病逝，手稿则由其遗孀沈惟瑜接管。2004年沈惟瑜病逝，手稿由其孙子高昕继续保管。今年初，《书屋》杂志与高昕先生取得联系，他欣然将经过夏侯叙五先生整理的手稿交给《书屋》选载，并同意列入“书屋文丛”出版。
本期选载的“汪精卫出走之后”，系指1938年12月汪精卫从重庆出走，潜往河内前后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形。
高宗武 著 夏侯叙五 整理 注释
汪精卫的出走到现在为止，尚是世界上一个谜。许多美国朋友问我：何以他会出走呢？
那时，汉口、广州相继陷入敌手，当时国际间的援助，除了美国在各种担保之下的二千万商业借款〔1〕之外，别的一点声响也没有，在上海的美国人坦白地说：“同情是当然的，可是替你们打仗，那是不可能的。”我所居住的香港，当地英国政府对于日本人也十分迁就。当时有一些朋友非常忧虑，认为这样下去总非办法，至少有部分人怀疑抗战的前途。这时，日本人说愿意与中国了此战局，但要汪精卫出来主持，托我一位最亲信的日本朋友〔2〕来向我表示，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汪精卫及我的几位朋友。他们来信说，可以出来主和，但要日本说出具体的条件来。本来日本人最喜欢谈原则，不肯拿出具体的条件来，这一次日本人竟明白地答应说出几个条件来，而以汪本人公开主张和平为主要条件。汪本人呢，我公平地说，开始也并不是反对抗战，不过他看这样的抗下去，国际间的援助又是未知之数，结果非把中国抗完不可。最低的限度，在我所知道的范围之内，他的动机似乎尚没有非国民的动机。他也曾为革命运动做过刺客，冒过他人所不敢冒的险，我和他在政治上现在虽已分了手，同时我对他现在所做的事完全反对，但我对他个人不愿加以不必要的批评，或者这样的说，一般人看起来，一定以为我替汪辩护，替自己解释，这我也只好任人家批评和解释。
我对汪的出走，负七分之一的责任，我应该承受一切的错误和责备，我本身之被这位朋友欺骗，更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因为我太不够聪明，天天和日本人一起，结果还是受骗。这位朋友的姓名恕我暂不披露，因为我的个性，不愿冤枉任何一个人，就是敌人也一样。这位日本朋友之欺骗我，尚只不过是嫌疑，并没有十分证实，所以我不愿把他的名字说出来。退一步说，或者他来骗我，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日本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而且后来他也是劝我走开的一个人，所以我在道义上有替他留点余地的义务。
汪的出走，重庆方面的蒋介石完全不知道，汪出走之前，也没和蒋谈过，当时除了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曾仲鸣（汪之最重要秘书）等几人之外，连林柏生、褚民谊都不知道。当时有谣言说汪的出走是得到蒋之许可；也有人说蒋、汪是唱双簧的。日本方面对此说更是盛传，或者是日本人故意制造的。当时还有人说，汪出走的原因，是他在政治上不得意之故。这些全非事实。我特此再说明一声：汪的出走，蒋是完全不知道的，这是我对国际上应该负责声明的。
汪本来和近卫〔3〕约好，汪公开主和的通电当在近卫的宣言之后，后来因为蒋介石突然由前方回到重庆，汪恐被蒋发觉，走不成功，行期遂展缓数日。近卫本定12月14日由东京赴大阪公会堂演说，乘机将宣言的内容说出来，可是因为汪不能如期出走，近卫亦遂托病改期，对外宣称重伤风。这都是日本少壮军人今井〔4〕上校的设计，一纸少壮军人的电报，就可以令近卫称病不出门，不理国务，就一国的首相资格而论，近卫已犯了日本传统上所称的欺君之罪。
为什么汪出走前要近卫发表宣言呢？这一点据梅思平〔5〕对我说，汪精卫左右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人，这个人〔6〕的姓名恕我姑且不发表，这个人当时的意见是：主和是可以的，但必须是日本先发表中日和平的具体条件，同时这条件和宣言要在日皇主持的御前会上通过。这个人所以这样主张，第一，这个人也极端地不相信日本人；第二，这个人以为日本的皇帝可以镇压日本军人的无信，御前会议决定的东西，日本军人赖不了。这是此君对日本情形的隔膜，把日本皇帝的力量看得太大，其实呢？日本军人表面上对皇帝十分恭谨，而内心呢？也和对付傀儡政权的傀儡差不了多少。日本的皇帝这十几年来很走运，十年以前皇帝的威风远不及今日，但若说日本人人会替皇帝去死，这句话要修正，我亲自听过好几位日本同学骂天皇是无用的东西，只消费不生产，也有人主张把他赶走。
汪出来第一个目的地是安南〔7〕的河内，当时和汪一同飞出来的有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璧君等五人，当时我正在香港，中间一切消息，都由梅思平传话。12月29日，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由河内坐船抵香港，住在九龙约克道五号，当时我住在九龙林肯道六号，陈等带来汪所亲拟的公开主和通电〔8〕，汪写明白不许增一字，也不许减一字。汪的老友顾孟余君极端反对这个通电，主张不用发表，他的主张非常激烈，申明若不听他的话，则从此断绝朋友关系。我对于这宣言的内容也极端不赞成，这宣言是在河内拟的，我并没有参加意见，内容的确不大妥当，但是汪氏的意思不许增一字，不许改一字，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然而因为顾的反对，这宣言也搁了一天，因为要向汪请示，应否不发表，汪来电说仍旧要发表。汪之所以要发表，大概因为近卫的宣言既由他而来，他若不发通电，则反为不美，同时也是失信的。
他们在出走之前，据他们事后告诉我，彼此互相约好几点：（一）不攻击政府；（二）不入沦陷区域；（三）不和日本人发生经济上的金钱关系；（四）不做于整个国家不利的任何举动。在汪的通电发出之后，没有多大影响，当时他们决定静观，不做任何举动。
我于1月下旬奉汪电召赴河内见他，我在河内期间，有时候住在Metiopolitan Hotel，有时候住在汪之家内。汪在河内的住宅，可以说非常之简单，一切用具都是最便宜的东西，十足的表现难民的色彩。我在河内住了两星期，每天和汪的谈话时间平均有四小时，汪在那时候任何客人都不见，所以我们谈天的机会很多，有一句话，汪前前后后问过我不止三四次：“日本人的诚意如何？”我的答复：“至多只能把它当百分之四十看待。”关于这个问题，汪每次问我的话都是一样，我每次答他的话也是一样，可以说一个字也不改。他写了好几封信〔9〕，要我替他到日本去一次，试探日本方面的真意，信上的措辞也很大方。这我当然义不容辞，并商决和日本人谈话的要点，劝日本从速和中国政府恢复和平，同时信中也说明中国人之所以如此苦战，力抗日本，完全是日本遇事太无信用，为国家之生存计不得不战。
我从河内回来之后在香港住了几天，于2月14日由香港乘热田丸号到日本去，汪和我相约他的行动，是视我到东京后，打听东京的意见明白之后再作决定。在我旅行期间，他决定在河内静居。当时关于汪的行动，有许多主张，一部分人主张他先到欧洲去暂住；一部分人主张他到香港暂住；一部分人主张仍旧在河内静居，但是没有一个人主张他到上海去的。
我于2月20日由香港直接到长崎，日本方面派我的老朋友犬养健（前日本宰相犬养毅之子）到长崎来接我。我到长崎之后，第一个我要去看的人是我的同乡前辈黄群〔10〕先生，二十年前在北京住过的人，或者知道这位黄先生。他是旧国会议员，梁启超做财政总长的时候，他是梁的最重要的顾问；他是研究系中最重要的一员。后来因为政治上的不得意，回到上海做生意，在上海开通易信托公司，自任总经理。1936年初夏，因为他的公司破产，就跑到日本去了，一直住到中国战事发生也没有回来。说起来，他干政治、做生意，都失败的，但我对他倒是非常尊敬，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方法来看他。他住在大滨，是长崎县的一个镇，就在云仙山下，面海背山，风景绝佳，于是我就约他到云仙山上一家旅馆见面，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那里。吃完晚饭之后，我就和这位黄先生在我寝室内谈天，一直谈到深夜四点钟。当天晚上我和他决定两点：
一、无论如何总要设法叫汪不被日本人利用，任何日本人分化中国的阴谋都要把它破坏了。
二、我到东京后，只听日本方面之意见，不作任何主张。
我们都是浙江温州人，温州有一种土话，与任何中国的土话都不同，于是我们精细地检查房间内有无录音机之后，就用我们家乡土话谈天。黄先生对我说，他本来是进步党，与国民党处在对立的地位，他今天之所以流亡海外，国民党也不能完全没有责任，但在国家这种危急存亡的时候，只有希望国民党成功，蒋委员长抗战胜利。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为国事奔走，希望我多多努力，替国家奔劳，勿畏难，勿怕人骂，说得十分诚恳。至于我所以对他特别尊敬的原因，是他的确与一般人不同，他每次和我谈话，总是希望我替国家做事，勿替个人打算；对我也特别的爱护，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1939年秋天，他来到上海，由我介绍他去见汪一次，与汪谈了两小时话，他力劝汪氏勿被日本人利用，赶快走开。汪答应他说，“宁死不让”，可惜这句话后来他未能履行。这都是后话了。
从云仙山上下来后，我又从长崎坐一部由美国新买来的飞机到东京，当时我在吐血之后，身体仍不大好，日本人在要利用你的时候，九十度的鞠躬，殷勤的招待，直是无微不至，所以我到了东京之后，就马上送我到箱根去住。箱根是日本名胜之一，养病是再好没有了。我住的旅馆名叫富尔屋旅馆，这旅馆是箱根最大、最新式、最舒服的地方，用日本式的家具装在西式的房间内，吃的东西非常之讲究，据说这旅馆的主人新近用了七十万元造的。这旅馆的主人非常讲究吃的方面，他抱定宗旨以旅馆报国，别的事他一概不管。或者他对我有所希望，于是招待得格外周到也难说的。我在那边住了一个星期，陪我谈天的人都是首相之子、元老之孙，他们都是日本数一数二的自由主义者，所以和我格外谈得来。这或者是日本军人知道我的弱点，若要骗我，一定先叫我相信他们，不过我虽在日本人周到招待之下，我仍旧没有片刻忘记我那些被杀戮的中国士兵与同胞，那些被奸污的中国妇女。我在旅馆中常自己问自己：何以日本人如此厚我？如此薄待我的同胞？愈发问，愈怀疑；愈怀疑，愈不安，所以这一个星期的生活，可以说是我最痛苦的生活。这一星期过去之后，听说有部分的日本新闻记者知道我住在箱根，于是为保守秘密起见，当天晚上匆匆下山，坐汽车到东京，住在一个富翁的家中。这富翁的姓名我忘记了，他虽不十分出名，但也是一位百万长者。他家中有女佣二人，男佣一人，书生一人，在日本人家中，有这样的排场，可说一定是很有钱的了。我在他家中休息了一两天，犬养来告诉我，说我要见的人都约好了。我第一去见板垣征四郎〔11〕中将，当时板垣是陆军部长，东条英机是陆军次长。我最注意的是日本军部的意见，所以在看任何人之前，第一个先去看板垣，我和他谈话的要旨，据我记忆（今日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只在场旁听，不发言），日本是1939年3月5日上午十时半，地点在东京陆军大臣官邸。
板垣：先生孤身深入敌国，本人特地表示敬意。
高：余以为中日两国长此战争下去，总非善策，若日本有意结束战事，而且其条件为中国所能接受者，余以为双方应速想办法。但余此来，既非和平之使节，亦非代表政府或个人，仅以我自己个人自由之立场，欲明了贵国之态度。你把我当作战时敌国的情报员看待也可以的。
板垣：日本自想结束战争，但非蒋介石先生下野，国民政府改组不可。日本之作战目的，在求事体之根本解决。
高：何谓根本解决？
板垣：彻底消灭抗日亲英美之国民，但并非侵略中国。
高：此语余殊不解。先生在中国多年，对中国事情想必极清楚。但先生未到过南京，未与现在政府之主要人及青年接触，亦一缺点，日本若以为中国之抗日情绪，由蒋介石先生而来则误矣。中国之抗日情绪，乃日本数十年来侵略政策之所致，先生对此中因果略加研究，则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板垣：本人不承认对华有侵略行为，此皆英美人之离间政策，切不可信。
高：此非英美人之宣传与离间，实中国人所亲自感觉者，先生须知今日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不远千里而来与君面谈，实亦感觉日本侵略政策最深刻之一人。问题是日本侵略政策有无止境，率直奉告，我不敢希望日本不侵略，你也不必和我解释这一层。
板垣：先生亦作此言，甚为惊异！然中日问题只要中国有决心，则日本不侵略之态度甚易表明。
高：请问如何则可谓中国有决心？所谓决心者，中国决心做日本之朝鲜乎？“满洲国”乎？
板垣：先生欲先得条件而归乎？若无决心，而先谈条件，则根本错误。
高：你问中国有无决心，则我先问日本之决心如何？不然我人即有决心，亦无用处。现在日本有几十万大军在中国领土上，中国并无一兵一卒在日本领土上，日本若无决心把军队撤退，则中国即有十二分决心，亦无济于事。贵国军人从前也曾对我说过日本在满洲无领土野心，日本政府对世界上宣传之政策，亦说对满洲无领土野心，试看今日情形，谁敢相信？
板垣：日本决无把中国变为第二“满洲国”之意，去年日本在华北之某要人（他并未说明是谁，大概是指寺内大将）曾有此提议，余力反对，此点请完全放心。日本政策之核心，乃在求亚洲人与欧美人之绝对平等，而后方有资格与欧美讨论其他问题。总之，日本政策之对象，是欧美不是中国，日本不容许欧美任何国家有任何特权。
高：日本欲与欧美绝对平等，此固日本之合理要求，余亦同情，但请问先生亦知中国人欲绝对与日本人平等之心理，日本是否有以绝对平等对待中国之决心乎？
板垣：日本在精神上绝对对中国平等。日本对华政策军事上为共同防共，共同排斥苏联，经济上为经济合作共同打击英美，经过此次大战后，日本深感中国军队作战之能力，若将来能与日本分担防御亚洲之任务，则实属理想之事。即三民主义，日本亦不反对，不过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似应设法修正。对于北平及南京之组织，亦无坚持到底之意。
……
接着，我又去见近卫文麿公爵，会见是在他家中。他在东京有两处住宅，一住在Megico，一处在萩漥（Ogikulo），这次会见是在萩漥。陪我去的是犬养健，谈话的时候，只有我和近卫两人，犬养健在外面等着。近卫与我谈话的要旨现在尚能记忆：
日中战事至今尚未结束，我个人对贵国及国民实在遗憾至极。四五年前，蒋作宾先生任驻日大使时，曾间接托人来访我，嘱我为两国邦交努力，并与蒋介石先生交好。当时我在贵族院担任院长，对日中国交虽感兴趣，但非我之责任，故无法顾问。未料我的内阁时期内，竟演此空前巨变，此皆我过去对中国问题欠努力，欠注意，若过去多努力一点，多注意一点，或不致如此。但日本有一句谚语：“雨后地固”，经过此次巨变后，两国民族互相认识，今后互相合作或较容易了。在过去，日本人以为中国人不爱国，不肯为国家打仗；中国人以为日本作战六个月，即会财政破产，或者国内发生革命，现在彼此均可相当了解。先生为了解日本情况最深之人，今日不妨坦言，日本的确因战事感受极困与痛苦，但决不会引起革命，尤其是日本人有一种特殊性格，即越遇困难越会奋斗，而此次贵国作战之勇敢，亦使日本人心折，或者非经过此次试验，彼此无从知道，故国交亦无法改善，经过此次教训后，一切比较易办，虽属悲惨，但前途并不悲观。
日本在战事发生后，天天想收拾残局，我每次晋谒皇帝陛下，都命我从速结束战争，尤以皇太后陛下对两国国民无辜受累，屡次向我表示遗憾。但两国多年积怨，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一切都要靠我们去努力，方可做到。
当时我问：“日本报纸常有‘日满支’字样，这是中国人最不痛快的！中国的东北四省，日本人故意叫他做满洲，我在日本做学生时，看见日本报纸上有满洲等字样，最初我不甚了解，因为我在中小学地理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发现过满洲的字样，这完全是日本人分而治之的毒计，请问先生也认为‘满洲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
近卫答道：“日本除极少数无识者外，大多数人皆无有要把中国造成第二‘满洲国’的意思，如‘满洲国’那样的国家，是不成什么样子的。不过此话只能作为我与你之间的秘密谈话，不然外人听了，必生极大的问题。我可以明言，日中两国自应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上，不过过渡时期，有许多不痛快的事，一时或者难免，此则双方皆须忍耐。努力日中两国国交，可以说是我的先人留下的遗言，决不会忘记！”
我在3月11日由神户乘美国邮船格非尔总统号回香港。这条船是直接由神户开往香港，在上海不停留，所以容易保守行踪的秘密。3月16日抵达香港。第二天，即有朋友要我到河内去，恰在那时我病了，所以我写成东行报告，托汪夫人（她将于19日乘飞机去河内）带去，另外有一封信是我起草给汪精卫的，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陈璧君和我都签了名。信主要说明日本之诚意仍不够，我辈做积极的和平主张，今后一切尚待静观，不能有任何行动，因为我对日本人的甜言蜜语一向不敢多相信的。未料汪太太到达河内的第二天，汪宅发生谋杀案〔12〕，汪的最亲信秘书曾仲鸣因伤而死，曾太太及汪的侄子亦受重伤，而汪氏夫妇仅以身免。汪是最富情感而最易冲动的人，于事变之第二日，即来电要求赴北平帮王克敏〔13〕之忙，从速恢复中日和谈，以贯彻他的主张。当时我的主张是，倘若河内不能再住下去，最好赴欧洲休息，极力反对他向东走，因为一旦东去，等于溥仪出关，最危险不过，结果则欲罢不能。当时知汪最深、与汪历史最久的人陈公博对我说：“现在汪先生所受刺激太深，而且曾仲鸣一死，赴欧事则极度困难，因为过去汪之出走，一切皆由仲鸣料理，今仲鸣一死，出洋一层事实上已不可能，徒增汪之伤心。现在唯一补救的办法，只有分两层去做：第一，我们反对汪去北平；第二，我们答应汪先生来香港或去上海。这样，或可减少汪的反感和伤心，以后的事再从长计议。”
当时我们以为陈的话很合乎情理，大家都赞成，就照他的意思，拟了一个给汪的电报，告以我们正在设法接他来香港或去上海，但北平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特务人员开始大肆活动，到河内去的当然很多，同时我们几个极少数的朋友之中，也意见不一致起来，周佛海、梅思平主张速干，马上离开香港；陈公博、陶希圣主张慎重。我呢？表面上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在这几个朋友之中，我是吃过日本人苦头的，凭我过去的经验，当然是偏于慎重，不过我那时候所处的地位比任何人都重要，所以我不敢轻易表示意见。陈公博以为我和日本人的关系最密切，我一定是主张干的人，后来他托他最亲信的朋友何炳贤〔14〕君来和我试谈几次，才知道我是极端主张慎重的。这时候，周、梅和陶因为主张不一致，时有口角，我呢？则保持中立。当时我的用意是想维系朋友们的感情，有事大家好好商量，而对外则极力想推迟汪的行动。
当时我的日本朋友犬养君已和日本陆军少将影佐探知汪宅被刺案的消息，不等我们的同意，已有日本汽船公司的货船“北满丸”由东京直接开往河内，他来电约我到河内晤面。我不但不去，还发电阻止他们去河内，同时我又发电给汪，请他无论如何不能在河内接见这两个日本人。同时我又约请中国名流杜月笙见面，请他以在野之身设法减少汪的冲动。这两位日本人是用商人的名义去河内的，他们所坐的船是五千吨的货船，对法国人说是收拾破铜烂铁来的，所以法国人不提防。
当时我们在香港的接洽结果是，香港当局声明，汪来不负保护之责。如惊弓之鸟的汪氏，不能到这不肯负责保护他的香港来，所以剩下来的路只有上海一条。因为汪在法租界有房子，法租界不能算是日本占领地，法国当局和汪个人的感情亦不坏，所以当时我的朋友们一心一意赞成他到上海去。但是我总觉得不妥当，十分迟疑。有一天晚上，我和公博在九龙林肯道曹君处谈天，我就提议和公博二人再去一电报给汪，做最后之劝阻。公博说，与其联名打电报，不如分别去电，因为彼此分别去电，在汪看来，我们两人意见不约而同，或者效力大一点。我第二天就发了一通很长的电报，劝汪氏再作考虑，取消东行，最好到欧洲去，不然迁居西贡或其他地方亦可。
那时候，犬养、影佐已到了河内，直接要求见汪，同时来电要我去。我就发了一纸恳切的电报，请他们不要骗汪去上海，大意是：
我东行的结果，知道日本并无充分的诚意，所谓日本已经因中日战争而觉悟，乃特务人员之外交辞令，无法可信，已上台的北平王克敏，近来天天对人流泪，说上了日本人的当，所以我不愿我的朋友汪氏再做第二个王克敏。还请你们先去弄明白你家中事，以后再说吧。
同时我仍电请汪勿见这两个日本人，以免麻烦。我这个给日本人的电报是请汪转的。当时汪以为我这个电报太不客气，不必送去，不过当时我派在汪处的代表周隆庠〔15〕君主张送去，并说我对日本一向如此的。
周佛海、梅思平二人要到上海去候汪，并请我同行，而此时我暗中尚设法阻止汪的东行，这时候我的处境非常困难。一天早晨，我果然接到陶希圣君的亲笔信，大意说，“现在只有你可以救汪先生，我愿意双腿跪在你（指我）面前，请你救救他”。这封信我并没有给第二个人看，看完了之后就用洋火把它烧了，现在我是第一次披露这封信，因为我自信，我的意思和陶君一样，所以用不着和其他人讨论或商量。汪当时决意赴沪，但尚欲守住两点：
一、不坐日本船；
二、不住虹口。
他在河内雇了一只七百吨的法国船，预定坐这只船直放上海。
4月27日汪离开河内。在临走的前天，因为犬养、影佐和矢野三人的再三要求，汪接见了他们。犬养代表政府，影佐代表军部，矢野代表外交部，这三位日本人见了汪便号啕大哭，汪氏亦流泪。所以这一场见面，除彼此相对而哭，并无任何说话，但日本人的这一场大哭，就把汪氏哭走了。
汪所坐的七百吨法国船和日本人的北满丸先后由河内出发。中途遇到飓风，因此汪的小船与那五千吨的日本船失去了联系，听说曾一度被风吹到日本所占领的一个海岛上，有一日本海军大佐曾登船来检查，差不多被日本的海军扣留，结果是由日本派飞机在海面搜索才发现。找到了以后，他们也只好由小船上了日本的货船北满丸。这时候，周、梅两君已到了上海，而且接受日本人的意见住在虹口，我们在香港十分失望。5月1日，杜月笙氏来劝我说，无论如何勿去上海，态度十分诚恳。他是一位上海的名人，他生平不做官，也没有多大学问，但是他是很讲信义的任侠，所以有许多人佩服他，同时也有许多人怕他。他劝我勿离开香港，只要我在香港，我的安全，他拍拍胸膛说可以替我负责。我也很坦白地告诉他，上海我是要去的，因为我们的几个朋友当初大家一致主和，现在他们去了，论友谊说，我不能单独留在香港，不过我有一句话可以告诉你，他们若到南京去做傀儡，那我一定不干的！不但不干，届时我一定会有明显的表示。这是1939年5月1日下午四时至六时，我在我的住宅九龙林肯道六号说的话。
5月3日，我乘日本邮船会社（N.Y.K.）的龙甲丸离开香港。5月2日晚七时，我从九龙过海到香港，日本三菱银行的支店长本田君来接我，当天晚上，我就住在本田君家。第二天早晨，由三菱公司的专用小船把我送到龙甲丸。同行的有一日本陆军大佐一田。他说，他用假名在香港开“铺子”，实际上他是日本陆军很重要的一个人，我到这时候才知道日本人组织的严密与宏大，政府官员和商人是不分的。当时日本驻香港的总领事来送行，上了船之后，碰见由河内回来的矢野君。船上很寂寞，矢野常到我的房间谈天，因为要保守秘密起见，不出我房门一步，东西也是拿到房间内吃的。他说，日本明治维新时，有尊王攘夷同时并进的议论，当时的日本攘夷论，就是今日的中国抗日论，幸得当时日本的先辈观察时局十分明白，把攘夷论镇压下去，也因此牺牲了不少爱国志士的生命，但就今日看来，当时的政策是对的。贵国今日统一与抗日并进，非常危险，他请教我如何收拾战局，并表示很佩服蒋委员长及中国抗战的力量，似乎十分诚恳。我很老实地告诉他，我是主张中国问题早点解决的人，同时我也是反对傀儡政权最烈的人。日本若要用傀儡则是另一问题，若真欲求得东亚的和平，则非向重庆的国民政府去讲和不可。事后我才知道矢野这一番话，是受了军部的命令来试探我的，当然我并不怕他的试探。
高宗武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1942年5月至1943年2月，他在美国华盛顿家中完成回忆录《日本真相》（英文稿易书名《深入虎穴》）。曾经好友胡适审读，并提出修改。后屡次与美国出版商联系出版均未果。英文稿《深入虎穴》乃送胡佛研究所保存，而中文原始手稿则一直由高氏自己保存，绝不示人。1994年9月24日高宗武病逝，手稿则由其遗孀沈惟瑜接管。2004年沈惟瑜病逝，手稿由其孙子高昕继续保管。今年初，《书屋》杂志与高昕先生取得联系，他欣然将经过夏侯叙五先生整理的手稿交给《书屋》选载，并同意列入“书屋文丛”出版。
本期选载的“汪精卫出走之后”，系指1938年12月汪精卫从重庆出走，潜往河内前后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形。
高宗武 著 夏侯叙五 整理 注释
汪精卫的出走到现在为止，尚是世界上一个谜。许多美国朋友问我：何以他会出走呢？
那时，汉口、广州相继陷入敌手，当时国际间的援助，除了美国在各种担保之下的二千万商业借款〔1〕之外，别的一点声响也没有，在上海的美国人坦白地说：“同情是当然的，可是替你们打仗，那是不可能的。”我所居住的香港，当地英国政府对于日本人也十分迁就。当时有一些朋友非常忧虑，认为这样下去总非办法，至少有部分人怀疑抗战的前途。这时，日本人说愿意与中国了此战局，但要汪精卫出来主持，托我一位最亲信的日本朋友〔2〕来向我表示，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汪精卫及我的几位朋友。他们来信说，可以出来主和，但要日本说出具体的条件来。本来日本人最喜欢谈原则，不肯拿出具体的条件来，这一次日本人竟明白地答应说出几个条件来，而以汪本人公开主张和平为主要条件。汪本人呢，我公平地说，开始也并不是反对抗战，不过他看这样的抗下去，国际间的援助又是未知之数，结果非把中国抗完不可。最低的限度，在我所知道的范围之内，他的动机似乎尚没有非国民的动机。他也曾为革命运动做过刺客，冒过他人所不敢冒的险，我和他在政治上现在虽已分了手，同时我对他现在所做的事完全反对，但我对他个人不愿加以不必要的批评，或者这样的说，一般人看起来，一定以为我替汪辩护，替自己解释，这我也只好任人家批评和解释。
我对汪的出走，负七分之一的责任，我应该承受一切的错误和责备，我本身之被这位朋友欺骗，更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因为我太不够聪明，天天和日本人一起，结果还是受骗。这位朋友的姓名恕我暂不披露，因为我的个性，不愿冤枉任何一个人，就是敌人也一样。这位日本朋友之欺骗我，尚只不过是嫌疑，并没有十分证实，所以我不愿把他的名字说出来。退一步说，或者他来骗我，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日本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而且后来他也是劝我走开的一个人，所以我在道义上有替他留点余地的义务。
汪的出走，重庆方面的蒋介石完全不知道，汪出走之前，也没和蒋谈过，当时除了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曾仲鸣（汪之最重要秘书）等几人之外，连林柏生、褚民谊都不知道。当时有谣言说汪的出走是得到蒋之许可；也有人说蒋、汪是唱双簧的。日本方面对此说更是盛传，或者是日本人故意制造的。当时还有人说，汪出走的原因，是他在政治上不得意之故。这些全非事实。我特此再说明一声：汪的出走，蒋是完全不知道的，这是我对国际上应该负责声明的。
汪本来和近卫〔3〕约好，汪公开主和的通电当在近卫的宣言之后，后来因为蒋介石突然由前方回到重庆，汪恐被蒋发觉，走不成功，行期遂展缓数日。近卫本定12月14日由东京赴大阪公会堂演说，乘机将宣言的内容说出来，可是因为汪不能如期出走，近卫亦遂托病改期，对外宣称重伤风。这都是日本少壮军人今井〔4〕上校的设计，一纸少壮军人的电报，就可以令近卫称病不出门，不理国务，就一国的首相资格而论，近卫已犯了日本传统上所称的欺君之罪。
为什么汪出走前要近卫发表宣言呢？这一点据梅思平〔5〕对我说，汪精卫左右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人，这个人〔6〕的姓名恕我姑且不发表，这个人当时的意见是：主和是可以的，但必须是日本先发表中日和平的具体条件，同时这条件和宣言要在日皇主持的御前会上通过。这个人所以这样主张，第一，这个人也极端地不相信日本人；第二，这个人以为日本的皇帝可以镇压日本军人的无信，御前会议决定的东西，日本军人赖不了。这是此君对日本情形的隔膜，把日本皇帝的力量看得太大，其实呢？日本军人表面上对皇帝十分恭谨，而内心呢？也和对付傀儡政权的傀儡差不了多少。日本的皇帝这十几年来很走运，十年以前皇帝的威风远不及今日，但若说日本人人会替皇帝去死，这句话要修正，我亲自听过好几位日本同学骂天皇是无用的东西，只消费不生产，也有人主张把他赶走。
汪出来第一个目的地是安南〔7〕的河内，当时和汪一同飞出来的有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璧君等五人，当时我正在香港，中间一切消息，都由梅思平传话。12月29日，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由河内坐船抵香港，住在九龙约克道五号，当时我住在九龙林肯道六号，陈等带来汪所亲拟的公开主和通电〔8〕，汪写明白不许增一字，也不许减一字。汪的老友顾孟余君极端反对这个通电，主张不用发表，他的主张非常激烈，申明若不听他的话，则从此断绝朋友关系。我对于这宣言的内容也极端不赞成，这宣言是在河内拟的，我并没有参加意见，内容的确不大妥当，但是汪氏的意思不许增一字，不许改一字，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然而因为顾的反对，这宣言也搁了一天，因为要向汪请示，应否不发表，汪来电说仍旧要发表。汪之所以要发表，大概因为近卫的宣言既由他而来，他若不发通电，则反为不美，同时也是失信的。
他们在出走之前，据他们事后告诉我，彼此互相约好几点：（一）不攻击政府；（二）不入沦陷区域；（三）不和日本人发生经济上的金钱关系；（四）不做于整个国家不利的任何举动。在汪的通电发出之后，没有多大影响，当时他们决定静观，不做任何举动。
我于1月下旬奉汪电召赴河内见他，我在河内期间，有时候住在Metiopolitan Hotel，有时候住在汪之家内。汪在河内的住宅，可以说非常之简单，一切用具都是最便宜的东西，十足的表现难民的色彩。我在河内住了两星期，每天和汪的谈话时间平均有四小时，汪在那时候任何客人都不见，所以我们谈天的机会很多，有一句话，汪前前后后问过我不止三四次：“日本人的诚意如何？”我的答复：“至多只能把它当百分之四十看待。”关于这个问题，汪每次问我的话都是一样，我每次答他的话也是一样，可以说一个字也不改。他写了好几封信〔9〕，要我替他到日本去一次，试探日本方面的真意，信上的措辞也很大方。这我当然义不容辞，并商决和日本人谈话的要点，劝日本从速和中国政府恢复和平，同时信中也说明中国人之所以如此苦战，力抗日本，完全是日本遇事太无信用，为国家之生存计不得不战。
我从河内回来之后在香港住了几天，于2月14日由香港乘热田丸号到日本去，汪和我相约他的行动，是视我到东京后，打听东京的意见明白之后再作决定。在我旅行期间，他决定在河内静居。当时关于汪的行动，有许多主张，一部分人主张他先到欧洲去暂住；一部分人主张他到香港暂住；一部分人主张仍旧在河内静居，但是没有一个人主张他到上海去的。
我于2月20日由香港直接到长崎，日本方面派我的老朋友犬养健（前日本宰相犬养毅之子）到长崎来接我。我到长崎之后，第一个我要去看的人是我的同乡前辈黄群〔10〕先生，二十年前在北京住过的人，或者知道这位黄先生。他是旧国会议员，梁启超做财政总长的时候，他是梁的最重要的顾问；他是研究系中最重要的一员。后来因为政治上的不得意，回到上海做生意，在上海开通易信托公司，自任总经理。1936年初夏，因为他的公司破产，就跑到日本去了，一直住到中国战事发生也没有回来。说起来，他干政治、做生意，都失败的，但我对他倒是非常尊敬，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方法来看他。他住在大滨，是长崎县的一个镇，就在云仙山下，面海背山，风景绝佳，于是我就约他到云仙山上一家旅馆见面，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那里。吃完晚饭之后，我就和这位黄先生在我寝室内谈天，一直谈到深夜四点钟。当天晚上我和他决定两点：
一、无论如何总要设法叫汪不被日本人利用，任何日本人分化中国的阴谋都要把它破坏了。
二、我到东京后，只听日本方面之意见，不作任何主张。
我们都是浙江温州人，温州有一种土话，与任何中国的土话都不同，于是我们精细地检查房间内有无录音机之后，就用我们家乡土话谈天。黄先生对我说，他本来是进步党，与国民党处在对立的地位，他今天之所以流亡海外，国民党也不能完全没有责任，但在国家这种危急存亡的时候，只有希望国民党成功，蒋委员长抗战胜利。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为国事奔走，希望我多多努力，替国家奔劳，勿畏难，勿怕人骂，说得十分诚恳。至于我所以对他特别尊敬的原因，是他的确与一般人不同，他每次和我谈话，总是希望我替国家做事，勿替个人打算；对我也特别的爱护，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1939年秋天，他来到上海，由我介绍他去见汪一次，与汪谈了两小时话，他力劝汪氏勿被日本人利用，赶快走开。汪答应他说，“宁死不让”，可惜这句话后来他未能履行。这都是后话了。
从云仙山上下来后，我又从长崎坐一部由美国新买来的飞机到东京，当时我在吐血之后，身体仍不大好，日本人在要利用你的时候，九十度的鞠躬，殷勤的招待，直是无微不至，所以我到了东京之后，就马上送我到箱根去住。箱根是日本名胜之一，养病是再好没有了。我住的旅馆名叫富尔屋旅馆，这旅馆是箱根最大、最新式、最舒服的地方，用日本式的家具装在西式的房间内，吃的东西非常之讲究，据说这旅馆的主人新近用了七十万元造的。这旅馆的主人非常讲究吃的方面，他抱定宗旨以旅馆报国，别的事他一概不管。或者他对我有所希望，于是招待得格外周到也难说的。我在那边住了一个星期，陪我谈天的人都是首相之子、元老之孙，他们都是日本数一数二的自由主义者，所以和我格外谈得来。这或者是日本军人知道我的弱点，若要骗我，一定先叫我相信他们，不过我虽在日本人周到招待之下，我仍旧没有片刻忘记我那些被杀戮的中国士兵与同胞，那些被奸污的中国妇女。我在旅馆中常自己问自己：何以日本人如此厚我？如此薄待我的同胞？愈发问，愈怀疑；愈怀疑，愈不安，所以这一个星期的生活，可以说是我最痛苦的生活。这一星期过去之后，听说有部分的日本新闻记者知道我住在箱根，于是为保守秘密起见，当天晚上匆匆下山，坐汽车到东京，住在一个富翁的家中。这富翁的姓名我忘记了，他虽不十分出名，但也是一位百万长者。他家中有女佣二人，男佣一人，书生一人，在日本人家中，有这样的排场，可说一定是很有钱的了。我在他家中休息了一两天，犬养来告诉我，说我要见的人都约好了。我第一去见板垣征四郎〔11〕中将，当时板垣是陆军部长，东条英机是陆军次长。我最注意的是日本军部的意见，所以在看任何人之前，第一个先去看板垣，我和他谈话的要旨，据我记忆（今日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只在场旁听，不发言），日本是1939年3月5日上午十时半，地点在东京陆军大臣官邸。
板垣：先生孤身深入敌国，本人特地表示敬意。
高：余以为中日两国长此战争下去，总非善策，若日本有意结束战事，而且其条件为中国所能接受者，余以为双方应速想办法。但余此来，既非和平之使节，亦非代表政府或个人，仅以我自己个人自由之立场，欲明了贵国之态度。你把我当作战时敌国的情报员看待也可以的。
板垣：日本自想结束战争，但非蒋介石先生下野，国民政府改组不可。日本之作战目的，在求事体之根本解决。
高：何谓根本解决？
板垣：彻底消灭抗日亲英美之国民，但并非侵略中国。
高：此语余殊不解。先生在中国多年，对中国事情想必极清楚。但先生未到过南京，未与现在政府之主要人及青年接触，亦一缺点，日本若以为中国之抗日情绪，由蒋介石先生而来则误矣。中国之抗日情绪，乃日本数十年来侵略政策之所致，先生对此中因果略加研究，则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板垣：本人不承认对华有侵略行为，此皆英美人之离间政策，切不可信。
高：此非英美人之宣传与离间，实中国人所亲自感觉者，先生须知今日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不远千里而来与君面谈，实亦感觉日本侵略政策最深刻之一人。问题是日本侵略政策有无止境，率直奉告，我不敢希望日本不侵略，你也不必和我解释这一层。
板垣：先生亦作此言，甚为惊异！然中日问题只要中国有决心，则日本不侵略之态度甚易表明。
高：请问如何则可谓中国有决心？所谓决心者，中国决心做日本之朝鲜乎？“满洲国”乎？
板垣：先生欲先得条件而归乎？若无决心，而先谈条件，则根本错误。
高：你问中国有无决心，则我先问日本之决心如何？不然我人即有决心，亦无用处。现在日本有几十万大军在中国领土上，中国并无一兵一卒在日本领土上，日本若无决心把军队撤退，则中国即有十二分决心，亦无济于事。贵国军人从前也曾对我说过日本在满洲无领土野心，日本政府对世界上宣传之政策，亦说对满洲无领土野心，试看今日情形，谁敢相信？
板垣：日本决无把中国变为第二“满洲国”之意，去年日本在华北之某要人（他并未说明是谁，大概是指寺内大将）曾有此提议，余力反对，此点请完全放心。日本政策之核心，乃在求亚洲人与欧美人之绝对平等，而后方有资格与欧美讨论其他问题。总之，日本政策之对象，是欧美不是中国，日本不容许欧美任何国家有任何特权。
高：日本欲与欧美绝对平等，此固日本之合理要求，余亦同情，但请问先生亦知中国人欲绝对与日本人平等之心理，日本是否有以绝对平等对待中国之决心乎？
板垣：日本在精神上绝对对中国平等。日本对华政策军事上为共同防共，共同排斥苏联，经济上为经济合作共同打击英美，经过此次大战后，日本深感中国军队作战之能力，若将来能与日本分担防御亚洲之任务，则实属理想之事。即三民主义，日本亦不反对，不过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似应设法修正。对于北平及南京之组织，亦无坚持到底之意。
……
接着，我又去见近卫文麿公爵，会见是在他家中。他在东京有两处住宅，一住在Megico，一处在萩漥（Ogikulo），这次会见是在萩漥。陪我去的是犬养健，谈话的时候，只有我和近卫两人，犬养健在外面等着。近卫与我谈话的要旨现在尚能记忆：
日中战事至今尚未结束，我个人对贵国及国民实在遗憾至极。四五年前，蒋作宾先生任驻日大使时，曾间接托人来访我，嘱我为两国邦交努力，并与蒋介石先生交好。当时我在贵族院担任院长，对日中国交虽感兴趣，但非我之责任，故无法顾问。未料我的内阁时期内，竟演此空前巨变，此皆我过去对中国问题欠努力，欠注意，若过去多努力一点，多注意一点，或不致如此。但日本有一句谚语：“雨后地固”，经过此次巨变后，两国民族互相认识，今后互相合作或较容易了。在过去，日本人以为中国人不爱国，不肯为国家打仗；中国人以为日本作战六个月，即会财政破产，或者国内发生革命，现在彼此均可相当了解。先生为了解日本情况最深之人，今日不妨坦言，日本的确因战事感受极困与痛苦，但决不会引起革命，尤其是日本人有一种特殊性格，即越遇困难越会奋斗，而此次贵国作战之勇敢，亦使日本人心折，或者非经过此次试验，彼此无从知道，故国交亦无法改善，经过此次教训后，一切比较易办，虽属悲惨，但前途并不悲观。
日本在战事发生后，天天想收拾残局，我每次晋谒皇帝陛下，都命我从速结束战争，尤以皇太后陛下对两国国民无辜受累，屡次向我表示遗憾。但两国多年积怨，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一切都要靠我们去努力，方可做到。
当时我问：“日本报纸常有‘日满支’字样，这是中国人最不痛快的！中国的东北四省，日本人故意叫他做满洲，我在日本做学生时，看见日本报纸上有满洲等字样，最初我不甚了解，因为我在中小学地理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发现过满洲的字样，这完全是日本人分而治之的毒计，请问先生也认为‘满洲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
近卫答道：“日本除极少数无识者外，大多数人皆无有要把中国造成第二‘满洲国’的意思，如‘满洲国’那样的国家，是不成什么样子的。不过此话只能作为我与你之间的秘密谈话，不然外人听了，必生极大的问题。我可以明言，日中两国自应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上，不过过渡时期，有许多不痛快的事，一时或者难免，此则双方皆须忍耐。努力日中两国国交，可以说是我的先人留下的遗言，决不会忘记！”
我在3月11日由神户乘美国邮船格非尔总统号回香港。这条船是直接由神户开往香港，在上海不停留，所以容易保守行踪的秘密。3月16日抵达香港。第二天，即有朋友要我到河内去，恰在那时我病了，所以我写成东行报告，托汪夫人（她将于19日乘飞机去河内）带去，另外有一封信是我起草给汪精卫的，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陈璧君和我都签了名。信主要说明日本之诚意仍不够，我辈做积极的和平主张，今后一切尚待静观，不能有任何行动，因为我对日本人的甜言蜜语一向不敢多相信的。未料汪太太到达河内的第二天，汪宅发生谋杀案〔12〕，汪的最亲信秘书曾仲鸣因伤而死，曾太太及汪的侄子亦受重伤，而汪氏夫妇仅以身免。汪是最富情感而最易冲动的人，于事变之第二日，即来电要求赴北平帮王克敏〔13〕之忙，从速恢复中日和谈，以贯彻他的主张。当时我的主张是，倘若河内不能再住下去，最好赴欧洲休息，极力反对他向东走，因为一旦东去，等于溥仪出关，最危险不过，结果则欲罢不能。当时知汪最深、与汪历史最久的人陈公博对我说：“现在汪先生所受刺激太深，而且曾仲鸣一死，赴欧事则极度困难，因为过去汪之出走，一切皆由仲鸣料理，今仲鸣一死，出洋一层事实上已不可能，徒增汪之伤心。现在唯一补救的办法，只有分两层去做：第一，我们反对汪去北平；第二，我们答应汪先生来香港或去上海。这样，或可减少汪的反感和伤心，以后的事再从长计议。”
当时我们以为陈的话很合乎情理，大家都赞成，就照他的意思，拟了一个给汪的电报，告以我们正在设法接他来香港或去上海，但北平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特务人员开始大肆活动，到河内去的当然很多，同时我们几个极少数的朋友之中，也意见不一致起来，周佛海、梅思平主张速干，马上离开香港；陈公博、陶希圣主张慎重。我呢？表面上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在这几个朋友之中，我是吃过日本人苦头的，凭我过去的经验，当然是偏于慎重，不过我那时候所处的地位比任何人都重要，所以我不敢轻易表示意见。陈公博以为我和日本人的关系最密切，我一定是主张干的人，后来他托他最亲信的朋友何炳贤〔14〕君来和我试谈几次，才知道我是极端主张慎重的。这时候，周、梅和陶因为主张不一致，时有口角，我呢？则保持中立。当时我的用意是想维系朋友们的感情，有事大家好好商量，而对外则极力想推迟汪的行动。
当时我的日本朋友犬养君已和日本陆军少将影佐探知汪宅被刺案的消息，不等我们的同意，已有日本汽船公司的货船“北满丸”由东京直接开往河内，他来电约我到河内晤面。我不但不去，还发电阻止他们去河内，同时我又发电给汪，请他无论如何不能在河内接见这两个日本人。同时我又约请中国名流杜月笙见面，请他以在野之身设法减少汪的冲动。这两位日本人是用商人的名义去河内的，他们所坐的船是五千吨的货船，对法国人说是收拾破铜烂铁来的，所以法国人不提防。
当时我们在香港的接洽结果是，香港当局声明，汪来不负保护之责。如惊弓之鸟的汪氏，不能到这不肯负责保护他的香港来，所以剩下来的路只有上海一条。因为汪在法租界有房子，法租界不能算是日本占领地，法国当局和汪个人的感情亦不坏，所以当时我的朋友们一心一意赞成他到上海去。但是我总觉得不妥当，十分迟疑。有一天晚上，我和公博在九龙林肯道曹君处谈天，我就提议和公博二人再去一电报给汪，做最后之劝阻。公博说，与其联名打电报，不如分别去电，因为彼此分别去电，在汪看来，我们两人意见不约而同，或者效力大一点。我第二天就发了一通很长的电报，劝汪氏再作考虑，取消东行，最好到欧洲去，不然迁居西贡或其他地方亦可。
那时候，犬养、影佐已到了河内，直接要求见汪，同时来电要我去。我就发了一纸恳切的电报，请他们不要骗汪去上海，大意是：
我东行的结果，知道日本并无充分的诚意，所谓日本已经因中日战争而觉悟，乃特务人员之外交辞令，无法可信，已上台的北平王克敏，近来天天对人流泪，说上了日本人的当，所以我不愿我的朋友汪氏再做第二个王克敏。还请你们先去弄明白你家中事，以后再说吧。
同时我仍电请汪勿见这两个日本人，以免麻烦。我这个给日本人的电报是请汪转的。当时汪以为我这个电报太不客气，不必送去，不过当时我派在汪处的代表周隆庠〔15〕君主张送去，并说我对日本一向如此的。
周佛海、梅思平二人要到上海去候汪，并请我同行，而此时我暗中尚设法阻止汪的东行，这时候我的处境非常困难。一天早晨，我果然接到陶希圣君的亲笔信，大意说，“现在只有你可以救汪先生，我愿意双腿跪在你（指我）面前，请你救救他”。这封信我并没有给第二个人看，看完了之后就用洋火把它烧了，现在我是第一次披露这封信，因为我自信，我的意思和陶君一样，所以用不着和其他人讨论或商量。汪当时决意赴沪，但尚欲守住两点：
一、不坐日本船；
二、不住虹口。
他在河内雇了一只七百吨的法国船，预定坐这只船直放上海。
4月27日汪离开河内。在临走的前天，因为犬养、影佐和矢野三人的再三要求，汪接见了他们。犬养代表政府，影佐代表军部，矢野代表外交部，这三位日本人见了汪便号啕大哭，汪氏亦流泪。所以这一场见面，除彼此相对而哭，并无任何说话，但日本人的这一场大哭，就把汪氏哭走了。
汪所坐的七百吨法国船和日本人的北满丸先后由河内出发。中途遇到飓风，因此汪的小船与那五千吨的日本船失去了联系，听说曾一度被风吹到日本所占领的一个海岛上，有一日本海军大佐曾登船来检查，差不多被日本的海军扣留，结果是由日本派飞机在海面搜索才发现。找到了以后，他们也只好由小船上了日本的货船北满丸。这时候，周、梅两君已到了上海，而且接受日本人的意见住在虹口，我们在香港十分失望。5月1日，杜月笙氏来劝我说，无论如何勿去上海，态度十分诚恳。他是一位上海的名人，他生平不做官，也没有多大学问，但是他是很讲信义的任侠，所以有许多人佩服他，同时也有许多人怕他。他劝我勿离开香港，只要我在香港，我的安全，他拍拍胸膛说可以替我负责。我也很坦白地告诉他，上海我是要去的，因为我们的几个朋友当初大家一致主和，现在他们去了，论友谊说，我不能单独留在香港，不过我有一句话可以告诉你，他们若到南京去做傀儡，那我一定不干的！不但不干，届时我一定会有明显的表示。这是1939年5月1日下午四时至六时，我在我的住宅九龙林肯道六号说的话。
5月3日，我乘日本邮船会社（N.Y.K.）的龙甲丸离开香港。5月2日晚七时，我从九龙过海到香港，日本三菱银行的支店长本田君来接我，当天晚上，我就住在本田君家。第二天早晨，由三菱公司的专用小船把我送到龙甲丸。同行的有一日本陆军大佐一田。他说，他用假名在香港开“铺子”，实际上他是日本陆军很重要的一个人，我到这时候才知道日本人组织的严密与宏大，政府官员和商人是不分的。当时日本驻香港的总领事来送行，上了船之后，碰见由河内回来的矢野君。船上很寂寞，矢野常到我的房间谈天，因为要保守秘密起见，不出我房门一步，东西也是拿到房间内吃的。他说，日本明治维新时，有尊王攘夷同时并进的议论，当时的日本攘夷论，就是今日的中国抗日论，幸得当时日本的先辈观察时局十分明白，把攘夷论镇压下去，也因此牺牲了不少爱国志士的生命，但就今日看来，当时的政策是对的。贵国今日统一与抗日并进，非常危险，他请教我如何收拾战局，并表示很佩服蒋委员长及中国抗战的力量，似乎十分诚恳。我很老实地告诉他，我是主张中国问题早点解决的人，同时我也是反对傀儡政权最烈的人。日本若要用傀儡则是另一问题，若真欲求得东亚的和平，则非向重庆的国民政府去讲和不可。事后我才知道矢野这一番话，是受了军部的命令来试探我的，当然我并不怕他的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