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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在河南大学教了六个月书之后，留美归来的教育学博士杨亮功，决定辞职不干了。恰好，此时广州中山大学的友人邀请他去广州教书。当时的广州是北伐革命的策源地，杨亮功愉快地接受了。
去往广州的途中，杨亮功在上海待了几天，拜访了当时也在上海的胡适，并将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拿给他看，希望多多指教。此外，他们还交流了当时河南的政局。1928年5月7日的胡适日记中曾有详细记载。
拜访完胡适，杨亮功就走了。按照原定计划，他准备过几天就去广州。
然而，过了几天，胡适突然邀请他就任中国公学的副校长，由此开启了两人作为同事的美好时光。
其实，杨亮功与胡适早就认识了。
与胡适一样，杨亮功也是安徽人，他们是老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杨亮功是北大的学生。据杨亮功回忆，胡适是他的老师，曾教过他逻辑。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一时间，围绕着白话文运动，新旧各派竞相攻击，真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那时，杨亮功还领教过旧派学者黄侃对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的不满。据他回忆：
黄季刚（黄侃）先生教文学概论以《文心雕龙》为教本，著有《文心雕龙札记》。他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1〕
因为胡适提倡白话文，黄侃还曾讽刺他不应该叫胡适，而应该叫“往哪里去”。不过，青年人往往易于接受新事物，杨亮功很快就开始追逐新潮流，拥护新文化运动了。
作为学生，杨亮功很有历史眼光。1919年五四运动过后的那个夏天，杨亮功和他的表哥蔡晓舟觉得五四运动必然在将来的历史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于是他们表兄弟花了一个暑假的功夫，收集当时各个报刊的第一手资料，于1919年当年就编纂出版了《五四》一书。这是第一本关于《五四》的书，也成为后世学者研究“五四”的必读书。
当时，拥护新文化运动的杨亮功与胡适就有了交往。1920年4月6日的胡适日记中记载：“写《安徽旬刊》稿，交杨亮功。”〔2〕可能当时杨亮功是《安徽旬刊》的编辑，所以才会邀请胡适写文章。
那时，胡适、陶行知等人曾邀请他们的老师杜威来中国演讲，一时间，杜威的教育哲学风靡当时的学术界，与此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人谋求教育改革的风气。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曾在北大听过蒋梦麟讲授西洋教育史的杨亮功，北大毕业之后，去安徽一所中学做了校长。一年之后，他决定去美国留学，并且选择教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在美国攻读博士期间，杨亮功也与胡适有过交往。那是1927年胡适在美期间的事情。1927年1月22日胡适日记中记载：“晚上北大同学十三人请我吃饭。”这十三个北大学生之中，就有杨亮功，胡适还特地记下了他的地址。第二天，杨亮功再次来拜访胡适，两人相谈甚欢，畅聊甚久。很有可能，此时的杨亮功已经给胡适留下了深刻印象。
时间再次回到1928年。面对胡适的盛情邀请，杨亮功一开始有些犹豫。第一，他已经允诺了广州中山大学的友人，背诺毕竟不是一件光彩之事；第二，倘使他担任中国公学副校长，就要担负起学校的各种行政工作，于他这个只有六个月大学教书经验的杨亮功来说也是一件困难事。
为了坚定杨亮功的决心，胡适还亲自陪他去中国公学参观了一下，结果却适得其反。在看过了中国公学的校舍环境之后，杨亮功甚为失望，他看到学校宿舍周边都是农村家舍，那里的学生多散漫，无纪律观念，他不但自己不愿接受这一工作，反而劝胡适也不要接受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
作为从中国公学走出来的学者，胡适对母校的情感还是很深厚的。此时中国公学又面临如此困境，胡适觉得义不容辞。于是胡适使用激将法，他对杨亮功说：“你既系研究教育的人，以从事教育为职志，不妨以此作为实验。”〔3〕这里，胡适又在向他的学生宣传“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实验哲学了。
禁不住胡适的软磨硬泡，杨亮功终于接受了这一职务。而胡适也松了一口气。1928年6月17日的胡适日记中，他写道：“晚上与杨亮功谈，劝他来做中公的副校长，他答应了。于是中公的问题暂为解决：亮功来替我驻校办事，我可以不必时常到校。”〔4〕
杨亮功的到来，让胡适非常省心。作为校长，胡适跟蔡元培一样，采取的都是“无为而治”的方针，充分信任自己的下属，给他们充分的自主权，这样不仅胡适可以节省精力，也可以让下属得到一展才华的机会。胡适与杨亮功的合作恰恰就是如此。
作为校长，胡适一周只需要周四去一趟学校。给学生上完课之后，胡适顺便处理一下学校的相关事宜，其他的事情，一概让杨亮功处理。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公学逐渐步入正轨，学生从三百多人增加到一千三百多人。与此同时，胡适与杨亮功也聘请了一些学有所长的学者来学校执教，冯沅君、陆侃如、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等人，都是当时中国公学的教员。这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聘请只有小学学历的作家沈从文执教中国公学的故事，这也间接促成了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美好姻缘。
在杨亮功的帮助下，作为校长的胡适非常游刃有余，他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办《新月》杂志上。期间，随着徐志摩、潘光旦、罗隆基、梁实秋等人都汇集上海，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叫做“平社”的组织。鉴于国民党北伐成功后推行党国体制，在政治制度上越来越背离胡适等人的政治理想，以胡适为首的“新月派”知识分子，针对国民党统治当局的一党专政，展开了一场“人权与约法”的论争。
随着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一篇篇重磅文章的刊登，忍受不了的国民党统治当局先是通过警察局逮捕了罗隆基（后在胡适斡旋下很快释放），接着还迟迟不给中国公学立案。
这也让作为中国公学副校长的杨亮功很是为难。此时，《申报》报道安徽大学因为闹学潮有意让杨亮功去安徽大学做校长。胡适可不想失去这个好帮手，据杨亮功回忆：“有一天我正在学校办公室预备上课，胡先生（胡适）忽然大声说：‘亮功——安庆是去不得的。’……他还说：‘安庆去不得的，安徽学风甚坏，说不定今日欢迎你的人，就是明天反对你的人。’”〔5〕 在胡适的劝说下，杨亮功打算与胡适共进退。他们一起推荐王星拱做了安徽大学校长。
“人权与约法”时期，杨亮功对胡适的帮助，当时《工商新闻》上有过很客观的言论，其副刊“礼拜三”第二十七期的《市执委议惩胡适之》中写道：
中公之有今日，胡氏之力为多，而杨亮功、丁谷音、高一涵辈亦与有力。但嫉妒中公者，仅以目标萃胡氏一人。始则蜚言中伤，继则挑拨离间。幸胡氏不为浮语所动，杨、丁、高辈亦不为所动，宵小者计乃无所得逞，然而因无日不思有以中伤之也。于是《人权与约法》等论文一出，胡氏终不免于吃眼前之亏。〔6〕
国民党统治当局迟迟不给中国公学立案，以此给胡适施加压力。虽然中国公学的学生坚决要求胡适做校长，哪怕学校不立案，但利用学生的力量来对付国民党当局，是胡适所不能赞同的。在他眼中，学生自己把自己铸造成器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为此，胡适决心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位，并打算让杨亮功接替。
可惜，杨亮功在胡适不做校长之后，也有些心灰意冷，恰好安徽大学校长王星拱来信邀请杨亮功去安徽大学担任总秘书长。于是，胡适于1929年9月15日给杨亮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至于你的去就问题，我仔细想了，你此时千万不可就安徽大学总秘书之职。文学院长苦抚五（王星拱）必须要你做，不妨一试。外传□□将任此职，大概是他的私人造的空气，若此人做院长，安大就断送了。为安大计，为抚五计，你何妨任文学院院长事？
本校的事，此时稍有眉目，但我已决心将搬家一件事办理停当，即行脱离中公，——无论校董会如何留我，我决不再留了。所以我也不再勉强留你。请你自己决定，决定后，请给我一电。……〔7〕
同样是在这一天，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亮功任中公副校长事，已一年余，辛苦之至。他极有责任心，而能力不高，故极觉痛苦。此次我决心不再留他受苦了。”〔8〕
自此之后，胡适与杨亮功这一对好搭档就分开了。此后不久，杨亮功去了安徽大学做教授，而胡适则前往北大，跟蒋梦麟一起，决心重振北大。
1933年，杨亮功弃学从政，进入国民政府监察院。这一时期，胡适与杨亮功也有过交往。据胡适日记记载，1934年2月3日下午四点，胡适曾到杨亮功家，还见着监察院的杨千里先生、高曙青、田云青。
“七七事变”前夕，两人也还吃过饭。那是1937年6月18日，胡适南下赴南京，19日晚到达浦口时，是杨亮功来接的，第二天下午，杨亮功等还请胡适在“皇后”饭店吃了饭。这在他当天的日记中有记载。
“七七事变”之后，胡适前往美国，而杨亮功则前往战时陪都重庆，两人的交集也就渐行渐远了。
1949年，胡适前往美国，而杨亮功则随着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一开始，两人并无多少来往，但随着胡适于1958年来到台湾，两人的交往再次密切起来。
1958年，胡适在中央研究院发现大陆出版的《近代史史料》刊登了杨亮功所编纂的《五四》的前三章，很兴奋地告诉了他，而这也引起了杨亮功对他这本早年著作的兴趣。于是，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在去美国的时候，曾去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寻，无果而终，后来还是通过唐德刚托人在大陆寻觅，最终寻到一本复印本。
杨亮功之所以对这本书情有独钟，一来是因为这是当时第一本描述“五四”历史的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二来，这本书是他和他的表兄蔡晓舟合作编纂的，它象征着兄弟之间的深情厚谊。此外，更重要的是，此书封面上的“五四”“亮功署”这几个字都是杨亮功的父亲题名的，对杨亮功而言，这唯一遗留下来的先人手泽值得珍视。
后来，一贯提倡传记文学的胡适专门写信给杨亮功，希望他写一写中国公学的校史，为将来的史家留下一些史料。1961年2月15日，胡适在给杨亮功的信中写道：
亮功兄：
中公周刊半张，我已看了，今天送还给你保存。君武先生的续史可惜有“中略”、“下略”的部分，可能是他发牢骚的话都被删去了！我盼望早日写成你的续史。
送上一本《四十自述》，其中P.57-P.83，都是中公与新公学的生活，其中记戊申（一九○八）年的风潮，我当时有资料，故写的最详细。在中国教育史上，很少追记学校风潮的文字，也很少描写学生生活的文字，所以送一本小书给你玩玩。
敬祝 府上新年康乐
适之 一九六一、二、十五。〔9〕
这可能是胡适写给杨亮功的最后一封信了吧！一年之后，胡适就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世了。
在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的过程中，他们彼此成就两人的交谊，也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注释：
〔1〕〔3〕〔5〕〔9〕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2、47、58-59、69页。
〔2〕《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681页。
〔4〕〔6〕〔7〕〔8〕《胡适日记全集》第五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88、778、819、820页。
去往广州的途中，杨亮功在上海待了几天，拜访了当时也在上海的胡适，并将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拿给他看，希望多多指教。此外，他们还交流了当时河南的政局。1928年5月7日的胡适日记中曾有详细记载。
拜访完胡适，杨亮功就走了。按照原定计划，他准备过几天就去广州。
然而，过了几天，胡适突然邀请他就任中国公学的副校长，由此开启了两人作为同事的美好时光。
一、师生之情：相识与相知
其实，杨亮功与胡适早就认识了。
与胡适一样，杨亮功也是安徽人，他们是老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杨亮功是北大的学生。据杨亮功回忆，胡适是他的老师，曾教过他逻辑。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一时间，围绕着白话文运动，新旧各派竞相攻击，真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那时，杨亮功还领教过旧派学者黄侃对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的不满。据他回忆：
黄季刚（黄侃）先生教文学概论以《文心雕龙》为教本，著有《文心雕龙札记》。他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1〕
因为胡适提倡白话文，黄侃还曾讽刺他不应该叫胡适，而应该叫“往哪里去”。不过，青年人往往易于接受新事物，杨亮功很快就开始追逐新潮流，拥护新文化运动了。
作为学生，杨亮功很有历史眼光。1919年五四运动过后的那个夏天，杨亮功和他的表哥蔡晓舟觉得五四运动必然在将来的历史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于是他们表兄弟花了一个暑假的功夫，收集当时各个报刊的第一手资料，于1919年当年就编纂出版了《五四》一书。这是第一本关于《五四》的书，也成为后世学者研究“五四”的必读书。
当时，拥护新文化运动的杨亮功与胡适就有了交往。1920年4月6日的胡适日记中记载：“写《安徽旬刊》稿，交杨亮功。”〔2〕可能当时杨亮功是《安徽旬刊》的编辑，所以才会邀请胡适写文章。
那时，胡适、陶行知等人曾邀请他们的老师杜威来中国演讲，一时间，杜威的教育哲学风靡当时的学术界，与此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人谋求教育改革的风气。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曾在北大听过蒋梦麟讲授西洋教育史的杨亮功，北大毕业之后，去安徽一所中学做了校长。一年之后，他决定去美国留学，并且选择教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在美国攻读博士期间，杨亮功也与胡适有过交往。那是1927年胡适在美期间的事情。1927年1月22日胡适日记中记载：“晚上北大同学十三人请我吃饭。”这十三个北大学生之中，就有杨亮功，胡适还特地记下了他的地址。第二天，杨亮功再次来拜访胡适，两人相谈甚欢，畅聊甚久。很有可能，此时的杨亮功已经给胡适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同事之情：相互支持
时间再次回到1928年。面对胡适的盛情邀请，杨亮功一开始有些犹豫。第一，他已经允诺了广州中山大学的友人，背诺毕竟不是一件光彩之事；第二，倘使他担任中国公学副校长，就要担负起学校的各种行政工作，于他这个只有六个月大学教书经验的杨亮功来说也是一件困难事。
为了坚定杨亮功的决心，胡适还亲自陪他去中国公学参观了一下，结果却适得其反。在看过了中国公学的校舍环境之后，杨亮功甚为失望，他看到学校宿舍周边都是农村家舍，那里的学生多散漫，无纪律观念，他不但自己不愿接受这一工作，反而劝胡适也不要接受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
作为从中国公学走出来的学者，胡适对母校的情感还是很深厚的。此时中国公学又面临如此困境，胡适觉得义不容辞。于是胡适使用激将法，他对杨亮功说：“你既系研究教育的人，以从事教育为职志，不妨以此作为实验。”〔3〕这里，胡适又在向他的学生宣传“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实验哲学了。
禁不住胡适的软磨硬泡，杨亮功终于接受了这一职务。而胡适也松了一口气。1928年6月17日的胡适日记中，他写道：“晚上与杨亮功谈，劝他来做中公的副校长，他答应了。于是中公的问题暂为解决：亮功来替我驻校办事，我可以不必时常到校。”〔4〕
杨亮功的到来，让胡适非常省心。作为校长，胡适跟蔡元培一样，采取的都是“无为而治”的方针，充分信任自己的下属，给他们充分的自主权，这样不仅胡适可以节省精力，也可以让下属得到一展才华的机会。胡适与杨亮功的合作恰恰就是如此。
作为校长，胡适一周只需要周四去一趟学校。给学生上完课之后，胡适顺便处理一下学校的相关事宜，其他的事情，一概让杨亮功处理。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公学逐渐步入正轨，学生从三百多人增加到一千三百多人。与此同时，胡适与杨亮功也聘请了一些学有所长的学者来学校执教，冯沅君、陆侃如、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等人，都是当时中国公学的教员。这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聘请只有小学学历的作家沈从文执教中国公学的故事，这也间接促成了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美好姻缘。
在杨亮功的帮助下，作为校长的胡适非常游刃有余，他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办《新月》杂志上。期间，随着徐志摩、潘光旦、罗隆基、梁实秋等人都汇集上海，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叫做“平社”的组织。鉴于国民党北伐成功后推行党国体制，在政治制度上越来越背离胡适等人的政治理想，以胡适为首的“新月派”知识分子，针对国民党统治当局的一党专政，展开了一场“人权与约法”的论争。
随着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一篇篇重磅文章的刊登，忍受不了的国民党统治当局先是通过警察局逮捕了罗隆基（后在胡适斡旋下很快释放），接着还迟迟不给中国公学立案。
这也让作为中国公学副校长的杨亮功很是为难。此时，《申报》报道安徽大学因为闹学潮有意让杨亮功去安徽大学做校长。胡适可不想失去这个好帮手，据杨亮功回忆：“有一天我正在学校办公室预备上课，胡先生（胡适）忽然大声说：‘亮功——安庆是去不得的。’……他还说：‘安庆去不得的，安徽学风甚坏，说不定今日欢迎你的人，就是明天反对你的人。’”〔5〕 在胡适的劝说下，杨亮功打算与胡适共进退。他们一起推荐王星拱做了安徽大学校长。
“人权与约法”时期，杨亮功对胡适的帮助，当时《工商新闻》上有过很客观的言论，其副刊“礼拜三”第二十七期的《市执委议惩胡适之》中写道：
中公之有今日，胡氏之力为多，而杨亮功、丁谷音、高一涵辈亦与有力。但嫉妒中公者，仅以目标萃胡氏一人。始则蜚言中伤，继则挑拨离间。幸胡氏不为浮语所动，杨、丁、高辈亦不为所动，宵小者计乃无所得逞，然而因无日不思有以中伤之也。于是《人权与约法》等论文一出，胡氏终不免于吃眼前之亏。〔6〕
国民党统治当局迟迟不给中国公学立案，以此给胡适施加压力。虽然中国公学的学生坚决要求胡适做校长，哪怕学校不立案，但利用学生的力量来对付国民党当局，是胡适所不能赞同的。在他眼中，学生自己把自己铸造成器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为此，胡适决心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位，并打算让杨亮功接替。
可惜，杨亮功在胡适不做校长之后，也有些心灰意冷，恰好安徽大学校长王星拱来信邀请杨亮功去安徽大学担任总秘书长。于是，胡适于1929年9月15日给杨亮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至于你的去就问题，我仔细想了，你此时千万不可就安徽大学总秘书之职。文学院长苦抚五（王星拱）必须要你做，不妨一试。外传□□将任此职，大概是他的私人造的空气，若此人做院长，安大就断送了。为安大计，为抚五计，你何妨任文学院院长事？
本校的事，此时稍有眉目，但我已决心将搬家一件事办理停当，即行脱离中公，——无论校董会如何留我，我决不再留了。所以我也不再勉强留你。请你自己决定，决定后，请给我一电。……〔7〕
同样是在这一天，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亮功任中公副校长事，已一年余，辛苦之至。他极有责任心，而能力不高，故极觉痛苦。此次我决心不再留他受苦了。”〔8〕
自此之后，胡适与杨亮功这一对好搭档就分开了。此后不久，杨亮功去了安徽大学做教授，而胡适则前往北大，跟蒋梦麟一起，决心重振北大。
三、犹记当年往事：白头宫女说玄宗
1933年，杨亮功弃学从政，进入国民政府监察院。这一时期，胡适与杨亮功也有过交往。据胡适日记记载，1934年2月3日下午四点，胡适曾到杨亮功家，还见着监察院的杨千里先生、高曙青、田云青。
“七七事变”前夕，两人也还吃过饭。那是1937年6月18日，胡适南下赴南京，19日晚到达浦口时，是杨亮功来接的，第二天下午，杨亮功等还请胡适在“皇后”饭店吃了饭。这在他当天的日记中有记载。
“七七事变”之后，胡适前往美国，而杨亮功则前往战时陪都重庆，两人的交集也就渐行渐远了。
1949年，胡适前往美国，而杨亮功则随着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一开始，两人并无多少来往，但随着胡适于1958年来到台湾，两人的交往再次密切起来。
1958年，胡适在中央研究院发现大陆出版的《近代史史料》刊登了杨亮功所编纂的《五四》的前三章，很兴奋地告诉了他，而这也引起了杨亮功对他这本早年著作的兴趣。于是，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在去美国的时候，曾去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寻，无果而终，后来还是通过唐德刚托人在大陆寻觅，最终寻到一本复印本。
杨亮功之所以对这本书情有独钟，一来是因为这是当时第一本描述“五四”历史的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二来，这本书是他和他的表兄蔡晓舟合作编纂的，它象征着兄弟之间的深情厚谊。此外，更重要的是，此书封面上的“五四”“亮功署”这几个字都是杨亮功的父亲题名的，对杨亮功而言，这唯一遗留下来的先人手泽值得珍视。
后来，一贯提倡传记文学的胡适专门写信给杨亮功，希望他写一写中国公学的校史，为将来的史家留下一些史料。1961年2月15日，胡适在给杨亮功的信中写道：
亮功兄：
中公周刊半张，我已看了，今天送还给你保存。君武先生的续史可惜有“中略”、“下略”的部分，可能是他发牢骚的话都被删去了！我盼望早日写成你的续史。
送上一本《四十自述》，其中P.57-P.83，都是中公与新公学的生活，其中记戊申（一九○八）年的风潮，我当时有资料，故写的最详细。在中国教育史上，很少追记学校风潮的文字，也很少描写学生生活的文字，所以送一本小书给你玩玩。
敬祝 府上新年康乐
适之 一九六一、二、十五。〔9〕
这可能是胡适写给杨亮功的最后一封信了吧！一年之后，胡适就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世了。
在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的过程中，他们彼此成就两人的交谊，也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注释：
〔1〕〔3〕〔5〕〔9〕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2、47、58-59、69页。
〔2〕《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681页。
〔4〕〔6〕〔7〕〔8〕《胡适日记全集》第五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88、778、819、8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