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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大学九十六年、建筑系六十一年的历史中，有五十个年头是与国家大剧院联系在一起的。
一九五八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决定在首都兴建十大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设计方案过程中，建筑系师生们以高昂的政治热情、革命干劲和旺盛的创作实力所提出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科技馆、民族文化宫和国家大剧院六个设计方案，受到有关部门和同行们的赞赏，都有可能完善、发展成为实施方案。但是，他们只把难度最大、艺术含量最高、最有吸引力的国家大剧院的设计任务留给自己，而把其他几个工程让给别的单位去完成或与另外的单位合作完成。结果，却是那样出人意料，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民族文化宫按计划于十年大庆前夕建成投入使用，中国美术馆也于六十年代初期落成，而国家大剧院由于业已出现的经济困难而悄然下马。
当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于二○○七年九月间建成、试演时，已是相隔将近半个世纪的事了。
当年，为完成国家大剧院这一艰巨、复杂、千年一遇的大工程的设计工作，清华大学以建筑系师生为主，加上其他各系，一共三百多人，组成国家大剧院设计组，由民用建筑教研组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黄报青、李道增任设计组长，全力投入。建筑系的很多高年级学生，也参加了设计辅助工作。在设计工作中，学生们提出了“三高、二超、一放”的口号：“高质量、高艺术、高速度；超前人、超国际水平；在天安门前放共产主义建筑卫星！”大跃进的冲天干劲，大兵团的连续作战，成吨的设计图纸，从未见过的巨幅彩色渲染图，专供声学测试、可以行走、安装了两千多张由师生们手工制成的坐椅的观众厅模型，大量的调研报告和实验数据，多少个不休息不睡眠的日日夜夜……在还没有出现的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长剧。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在一九五八年的系工作总结中谈到国家大剧院时说：“为了使大剧院能符合今天人民的需要，我们访问了梅兰芳先生以及其他男女老少演员和音乐家、剧院各部门的管理工作人员。同学们甚至守在厕所里统计入场、散场、休息时的各种不同使用情况。我们不仅在使用功能上向群众请教，而且在艺术问题上也向群众请教，拿着设计图纸到处征求意见，从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同志、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公共汽车乘客到校内的职工和各系师生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这时距当时国家大剧院计划落成的时间已不足十个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下访问了清华大学，参观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图纸和模型。首相问，大剧院建在什么地方？一位学生回答说：“在长安街，面对中南海。”首相问，剧院有多少座位？周总理回答说：“有三千二百个座位。”（最后的设计方案是三千个座位，比当年全世界最大的歌剧院——苏联西伯利亚大剧院多了三百个座位）那时有两位朝鲜留学生正在建筑系学习，他们也和中国同学一起，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科技馆的设计工作。也许是受到中国建设国家大剧院的启发，金日成首相回国之后，决定在平壤建设国家大剧院。第一座大剧院——平壤大剧院，于一九六○年八月落成，有二千八百个座位。第二座大剧院——二八文化会馆，一九七五年建成，拥有大、中、小三个剧场，分别有六千零四十五个、一千一百个和六百个座位。回首往事，建筑系一位老先生说道：当年，北京的大剧院下马了，平壤的大剧院上马了。两位朝鲜留学生回国之后，都参加了大剧院的设计。平壤大剧院的设计，显然从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方案中吸取了有用的经验，平壤大剧院所用的许多建筑材料，是由中国提供的。
国家大剧院没有建成，但已完成的设计，作为一个艰苦、完整的艺术创作过程，作为一桩科学技术成果，却成为建筑系师生永远抹不掉的记忆和极可宝贵的知识财富。它是建筑系学术成长的记录和标志，并成为教学、科研和建筑创作的榜样和推动力。几十年来，清华建筑学人——建筑系师生和已毕业的校友们所完成的近百个剧院设计，所发表的有关观演建筑的学术论著，建筑声学、光学研究和应用的成就和进展，以至于建筑系培养的我国第一位建筑声学博士（吴硕贤院士）和一大批专业骨干人才，同样是当年国家大剧院设计智慧和经验的继续发展和可喜成果。师生们企盼着，一旦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国家大剧院必将重新提上建设日程。已有的创作经验，不断积累的研究成果，理论和设计理念的推进、更新和对新的科学技术的把握，令他们对必将到来的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有一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心态和气概。
半个世纪来，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计划，经历了几起几落。
在国家大剧院的地盘上，也发生过另外的故事。
一九八五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这里建设办公楼，建筑面积二十万平方米，已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资深建筑师李宗泽先生完成设计并投入施工。然而，办公楼之兴建，却引发了不同部门间的争执。有关方面终于决定下马。一九八六年初，一个已经准备停当、正要在施工现场上举行的开工庆典被临时取消。工地上，留下了一个面积三万平方米、深十八米的大坑。十多年后，在国家大剧院国际竞赛最后送审的三个方案中，法国安德鲁的方案和中国清华大学的方案，都安排了大面积的水体，也许正是从这个早就挖好了的大坑获得了灵感和启示。
一九九六年十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做出建设国家大剧院的决定。一九九七年十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文件重申了这个决定。按照多年来形成的惯例，首都的重大建筑工程，一般都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负责设计。这一次，国家大剧院的设计任务，同样落在实力雄厚的这个设计院的肩上。不多时，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魏大中主持的设计方案被初步定为实施方案。依原定计划，国家大剧院是年开始施工，一九九九年完工，是献给建国五十周年的厚礼。
从一九五九年十年大庆到一九九九年五十年大庆，四十年中，多少大剧院在多个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纷纷亮相，成为国际文化界、建筑界争相传诵的盛事。
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于一九五六年举行国际设计竞赛，有三十二个国家的建筑师送去了二百三十三个方案。一九五七年，三十七岁的丹麦建筑师伍重（Jorn Utzon）的方案中选并被定为实施方案。这就是那个被人们联想为白帆、巨浪、贝壳、白鹭齐飞或海龟交尾的轰动全世界的大剧院，包括一个二千六百九十座的音乐厅，一个一千五百四十七座的歌剧院，还有一个五百五十三座的小剧场和一个四百座的电影厅。总建筑面积八万八千平方米。奇特的庞大的屋顶群所导致的结构和施工困难，大大提高了建筑造价。一九七三年落成时，总造价刚好超过一亿澳元，是预算的十四倍。歌剧院的高昂造价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导致了当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政府的倒台。施工中的矛盾和抵牾，令建筑师伍重于一九六六年中途辞职。但歌剧院的特殊风貌仍使他声名远播。一九五五年，伍重在游历北京时曾拜访了梁思成先生。他对故宫太和殿的解读使他对中国建筑留下了特殊的印象。有人认为，正是太和殿的高台和发达的屋顶，成了他创作悉尼歌剧院的灵感和源泉。
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一九五八年美国建筑师斯东（Edword D.Stone）开始设计，一九七一年建成，包括一个歌剧院（两千三百一十九座），一个音乐厅（两千七百五十九座），一个大剧场（一千一百四十二座），一个小剧场（五百一十座），还有电影院和其他活动用房。一个长一百八十二米、宽十二米、高十九米的高敞豪华的休息长廊把它们连成一体，所有演出大厅和活动空间都容纳在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的建筑中，四周有柱廊围绕。这个表演艺术中心开了把多个剧场同置于一个建筑中的先例，其在管理和使用过程中所造成的麻烦和浪费显而易见。
巴黎巴士底歌剧院，巴黎的第二座歌剧院，是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而启动的十项“总统工程”之一。一九八三年举行国际设计竞赛，各国建筑师一共送来七百六十六个参赛方案。按照规定，评委会从参赛方案中选出九个方案，送给密特朗总统，由他挑出一个作为实施方案。但总统却从九个方案中挑出三个，都授予头奖。其中，加拿大建筑师卡洛斯·奥托（Carlos Otto）的方案被定为实施方案。香港地区三十一岁的青年建筑师严迅奇的方案是三个荣获头奖的方案之一。一九九八年，严迅奇先生也参加了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但没有胜出。巴士底歌剧院于一九八九年落成，距巴黎第一个歌剧院——巴黎歌剧院落成启用已过了一百一十四载。两相对比，巴士底歌剧院不论在规模上和艺术风格上，都呈现着全新的姿态。安德鲁在设计中国国家大剧院时，正是从这里吸取了有用的经验。巴士底歌剧院拥有一个两千七百座的歌剧院，一个六百至一千三百座（可变）的表演厅，一个排练厅和两个小剧场（五百座和二百八十座），总建筑面积十五万平方米，投资二十三亿法郎。
各国新建的大剧院的规模、投资以至形式、风格和经验，理应成为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有用借鉴。人们有理由对国家大剧院提出更高的要求和希望。主管部门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和其他单位的建议和敦促下，决定放弃北京市设计院提出的方案，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设计竞赛，紧接着，又做出举行国际设计竞赛的重大决策。
一九九八年一月，国家大剧院领导小组和业主委员会宣告成立。同年四月，一个评选委员会和两个专家委员会同时组成。评选委员会由十一位中外著名建筑师和建筑学家组成，其中有五位清华建筑学人，由清华建筑系元老吴良镛院士担任评委会主席。
国际设计竞赛于四月十三日开始，七月十三日结束。美、英、法、德、奥、意、加拿大和希腊的建筑师一共送来了二十个方案，我国建筑师提出了二十四个方案（其中包括香港建筑师的四个方案）。按照原先的计划和规则，评委会应从参赛方案中评选出三个方案，报送上级，由上级选定一个实施方案。但是，经过评议、投票之后，七月三十一日评委会在报告中“遗憾地认为”，“我们推举不出不做较大修改即可作为实施的三个提名方案”。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竞赛组织者和评委们对竞赛和参赛可能出现的情况事先估计不足。
作为折中、补救的办法，评委会推出了投票中得票过半的五个方案（没有获得全票的方案），建议业主委员会邀请这五个方案的五个设计者和另外一些单位，提出新的方案或修改方案，进行第二轮的竞赛和评选。
中国的二十四个方案中，只有建设部设计院的方案进入了“五个方案”的行列。清华大学的四个参赛方案都落在“五个方案”之外，但仍被邀请参加第二轮的竞赛。第一轮竞赛的情况表明，中国建筑师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实力与国外建筑师相比，有明显的差异和差距。
第二轮竞赛于十一月间举行。由应邀的十四位建筑师或集体所提出的十四个方案中，仍然未能选出三个送审方案。作为再一次的补救折中办法，评委会从十四个方案中选出六个方案，让这六个方案的六个设计单位组成三对合作伙伴，提出三个修改后可以选审的方案。这三对合作伙伴是：法国巴黎机场公司和中国清华大学；英国的塔瑞·法若事务所与中国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加拿大卡洛斯事务所与中国建设部设计院。但清华大学提出，不是与法国建筑师合作提出一个方案，而是提出两个方案，一个以法国建筑师为主，由清华协作，一个以清华为主，由法国建筑师协作。这样，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次再次，每次都提出了四个经协作而出的修改方案。但有的评委认为，有的方案越改越糟。他们依然未能评选出可供上报的三个方案。竞赛陷入僵局，评委们对竞赛几乎丧失了信心。第二轮竞赛也未果而终。
主办者让上述各协作单位提出四个新的方案。竞赛进入了第三轮。这时，评委会中的三位外国评委——西班牙的里卡杜·包费尔（Ricardo Bofill）、日本的芦原义信和加拿大的阿瑟·爱里克森（Archur Erickson）已经打道回府，等于宣告了评委会的彻底解散。第三轮竞赛和评选机制发生了变化。
第二轮评选结束以后，按照朱基总理的建议，国家大剧院的用地范围从长安街向南退了七十米。
评委会中的中国评委曾透露说，朱总理在参加评委会开会的整个过程中，十分专注地听别人发言，极少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一向南退七十米的建议,绝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多方思考、比较的结果。这位毕业于一九五一年的清华校友，在提出这个具体建议之前，一定是在总图上做了认真的比较和推敲，取得了准确的尺寸之后才提出来的。提出这个建议时，他也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和说明，为什么不是五十米或九十米，而是七十米？正是这个七十米的后退，为国家大剧院的规划设计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为国家大剧院与人民大会堂之间有机联系提供了可能性，令第三轮竞赛的方案，出现了新的转机，这是国家大剧院规划、设计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决策。
应该说，有三位总理，都曾为国家大剧院催生，为国家大剧院贡献了自己的心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国家大剧院在选址存在两种可能性（一在人民大会堂的南侧，一在西侧）时，正是周恩来总理最后拍板，选定在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八十年代，正是由于当时国务院总理的及时干预，终于撤销了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设办公大楼的计划，为国家大剧院留下了这一方宝地。九十年代，正是朱基总理后退七十米的建议，为陷入僵局的国家大剧院的规划设计，注入了蓬勃生机。国家大剧院是幸运的。她在几个关键时刻，得到了三位总理的关心和支持。
国家大剧院第三轮竞赛的六个参赛单位，于一九九九年五月，提出了四个新的方案。为了协作出方案，清华建筑系派出了以李道增教授为首的强大梯队前往巴黎，法国建筑师也适时组成由安德鲁带头的团队来到北京。但是据说，这种协作，基本上是礼节性和象征性的走过场而已，作为协作一方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为主一方的构思和设计，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不论是在国内在国外，不论是建筑界或舆论界，不论是清华人或是安德鲁和他的同伴，都把“法国巴黎机场公司、中国清华大学协作”的参赛方案称为“安德鲁方案”，把“中国清华大学、法国巴黎机场公司协作”的参赛方案称为“清华方案”。
第三轮的四个方案由建筑专家组、工艺专家组和艺术委员会进行评议和讨论，但他们都没有选定方案和上报的权力和任务。在评议和讨论安德鲁方案时，建筑专家组到会十人，赞成和不赞成者各五人；工艺专家组十人，赞成者七人；艺术委员会六人，全部赞成安德鲁方案。最后，安德鲁方案由国家大剧院领导小组和业主委员会作为推荐方案向中央汇报。清华方案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与英国法若事务所合作的方案也作为候选方案上报中央。建设部设计院与加拿大卡洛斯事务所合作的方案没有上报。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决定采用安德鲁方案。历时一年又四个月的国际设计竞赛至此结束。
安德鲁方案，在方形水池中，安排了半个完整的、没有任何缺口的蛋形壳体，所有演出厅堂和附属建筑全都笼罩在壳体中。整个场地有明显的轴线，南北轴线垂直于长安街，东西轴线与人民大会堂主轴线的延长线重合。由于有一个巨型壳体做掩护，为处于壳体中的建筑设计，尤其是建筑造型、色彩、细部设计等提供了最大的自由度。壳体的东西长轴二百一十二米又二十四厘米，南北短轴一百四十三米又六十四厘米，最高点距地平面四十五米又三十五厘米。地下最深处距地平面三十二米半。壳体中安排着三个演出大厅：位于中央部位的歌剧院二千四百一十六座；东边的音乐厅二千零一十七座；西边的剧院一千零四十座。在地平面以下还挤进一个小剧场，但在图纸上和现场都不易找到它。整个用地面积达到十七公顷，建筑面积二十一万平方米。预算投资二十六亿八千八百万元人民币。二○○七年九月，业主委员会周庆琳先生告诉我的数字是三十一亿元人民币。
二○○六年八月，国家大剧院的结构施工已经完成，内部装修和设备安装也已大体就绪。我第一次来到国家大剧院。我从南到北，慢慢走过人民大会堂的东面（正面），再由东往西，走过人民大会堂的北面，立即见到国家大剧院那个巨大的外壳。由于有人民大会堂的高大尺度做了事先的铺垫，我并没有感到这个外壳的高大和压抑。当时，国家大剧院的大门（北门）尚未开启。我沿着施工通道进入位于北面的大厅，并迅即爬上大厅南侧的第一层休息廊（这宽敞的休息廊正好在歌剧院的背后），急不可待地透过壳体上的玻璃北望——天安门、长安街、中南海，整体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欣赏到这一片如此动人的首都景观，浓绿、明丽、宽广。
一九五八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决定在首都兴建十大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设计方案过程中，建筑系师生们以高昂的政治热情、革命干劲和旺盛的创作实力所提出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科技馆、民族文化宫和国家大剧院六个设计方案，受到有关部门和同行们的赞赏，都有可能完善、发展成为实施方案。但是，他们只把难度最大、艺术含量最高、最有吸引力的国家大剧院的设计任务留给自己，而把其他几个工程让给别的单位去完成或与另外的单位合作完成。结果，却是那样出人意料，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民族文化宫按计划于十年大庆前夕建成投入使用，中国美术馆也于六十年代初期落成，而国家大剧院由于业已出现的经济困难而悄然下马。
当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于二○○七年九月间建成、试演时，已是相隔将近半个世纪的事了。
当年，为完成国家大剧院这一艰巨、复杂、千年一遇的大工程的设计工作，清华大学以建筑系师生为主，加上其他各系，一共三百多人，组成国家大剧院设计组，由民用建筑教研组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黄报青、李道增任设计组长，全力投入。建筑系的很多高年级学生，也参加了设计辅助工作。在设计工作中，学生们提出了“三高、二超、一放”的口号：“高质量、高艺术、高速度；超前人、超国际水平；在天安门前放共产主义建筑卫星！”大跃进的冲天干劲，大兵团的连续作战，成吨的设计图纸，从未见过的巨幅彩色渲染图，专供声学测试、可以行走、安装了两千多张由师生们手工制成的坐椅的观众厅模型，大量的调研报告和实验数据，多少个不休息不睡眠的日日夜夜……在还没有出现的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长剧。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在一九五八年的系工作总结中谈到国家大剧院时说：“为了使大剧院能符合今天人民的需要，我们访问了梅兰芳先生以及其他男女老少演员和音乐家、剧院各部门的管理工作人员。同学们甚至守在厕所里统计入场、散场、休息时的各种不同使用情况。我们不仅在使用功能上向群众请教，而且在艺术问题上也向群众请教，拿着设计图纸到处征求意见，从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同志、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公共汽车乘客到校内的职工和各系师生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这时距当时国家大剧院计划落成的时间已不足十个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下访问了清华大学，参观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图纸和模型。首相问，大剧院建在什么地方？一位学生回答说：“在长安街，面对中南海。”首相问，剧院有多少座位？周总理回答说：“有三千二百个座位。”（最后的设计方案是三千个座位，比当年全世界最大的歌剧院——苏联西伯利亚大剧院多了三百个座位）那时有两位朝鲜留学生正在建筑系学习，他们也和中国同学一起，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科技馆的设计工作。也许是受到中国建设国家大剧院的启发，金日成首相回国之后，决定在平壤建设国家大剧院。第一座大剧院——平壤大剧院，于一九六○年八月落成，有二千八百个座位。第二座大剧院——二八文化会馆，一九七五年建成，拥有大、中、小三个剧场，分别有六千零四十五个、一千一百个和六百个座位。回首往事，建筑系一位老先生说道：当年，北京的大剧院下马了，平壤的大剧院上马了。两位朝鲜留学生回国之后，都参加了大剧院的设计。平壤大剧院的设计，显然从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方案中吸取了有用的经验，平壤大剧院所用的许多建筑材料，是由中国提供的。
国家大剧院没有建成，但已完成的设计，作为一个艰苦、完整的艺术创作过程，作为一桩科学技术成果，却成为建筑系师生永远抹不掉的记忆和极可宝贵的知识财富。它是建筑系学术成长的记录和标志，并成为教学、科研和建筑创作的榜样和推动力。几十年来，清华建筑学人——建筑系师生和已毕业的校友们所完成的近百个剧院设计，所发表的有关观演建筑的学术论著，建筑声学、光学研究和应用的成就和进展，以至于建筑系培养的我国第一位建筑声学博士（吴硕贤院士）和一大批专业骨干人才，同样是当年国家大剧院设计智慧和经验的继续发展和可喜成果。师生们企盼着，一旦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国家大剧院必将重新提上建设日程。已有的创作经验，不断积累的研究成果，理论和设计理念的推进、更新和对新的科学技术的把握，令他们对必将到来的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有一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心态和气概。
半个世纪来，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计划，经历了几起几落。
在国家大剧院的地盘上，也发生过另外的故事。
一九八五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这里建设办公楼，建筑面积二十万平方米，已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资深建筑师李宗泽先生完成设计并投入施工。然而，办公楼之兴建，却引发了不同部门间的争执。有关方面终于决定下马。一九八六年初，一个已经准备停当、正要在施工现场上举行的开工庆典被临时取消。工地上，留下了一个面积三万平方米、深十八米的大坑。十多年后，在国家大剧院国际竞赛最后送审的三个方案中，法国安德鲁的方案和中国清华大学的方案，都安排了大面积的水体，也许正是从这个早就挖好了的大坑获得了灵感和启示。
一九九六年十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做出建设国家大剧院的决定。一九九七年十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文件重申了这个决定。按照多年来形成的惯例，首都的重大建筑工程，一般都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负责设计。这一次，国家大剧院的设计任务，同样落在实力雄厚的这个设计院的肩上。不多时，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魏大中主持的设计方案被初步定为实施方案。依原定计划，国家大剧院是年开始施工，一九九九年完工，是献给建国五十周年的厚礼。
从一九五九年十年大庆到一九九九年五十年大庆，四十年中，多少大剧院在多个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纷纷亮相，成为国际文化界、建筑界争相传诵的盛事。
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于一九五六年举行国际设计竞赛，有三十二个国家的建筑师送去了二百三十三个方案。一九五七年，三十七岁的丹麦建筑师伍重（Jorn Utzon）的方案中选并被定为实施方案。这就是那个被人们联想为白帆、巨浪、贝壳、白鹭齐飞或海龟交尾的轰动全世界的大剧院，包括一个二千六百九十座的音乐厅，一个一千五百四十七座的歌剧院，还有一个五百五十三座的小剧场和一个四百座的电影厅。总建筑面积八万八千平方米。奇特的庞大的屋顶群所导致的结构和施工困难，大大提高了建筑造价。一九七三年落成时，总造价刚好超过一亿澳元，是预算的十四倍。歌剧院的高昂造价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导致了当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政府的倒台。施工中的矛盾和抵牾，令建筑师伍重于一九六六年中途辞职。但歌剧院的特殊风貌仍使他声名远播。一九五五年，伍重在游历北京时曾拜访了梁思成先生。他对故宫太和殿的解读使他对中国建筑留下了特殊的印象。有人认为，正是太和殿的高台和发达的屋顶，成了他创作悉尼歌剧院的灵感和源泉。
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一九五八年美国建筑师斯东（Edword D.Stone）开始设计，一九七一年建成，包括一个歌剧院（两千三百一十九座），一个音乐厅（两千七百五十九座），一个大剧场（一千一百四十二座），一个小剧场（五百一十座），还有电影院和其他活动用房。一个长一百八十二米、宽十二米、高十九米的高敞豪华的休息长廊把它们连成一体，所有演出大厅和活动空间都容纳在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的建筑中，四周有柱廊围绕。这个表演艺术中心开了把多个剧场同置于一个建筑中的先例，其在管理和使用过程中所造成的麻烦和浪费显而易见。
巴黎巴士底歌剧院，巴黎的第二座歌剧院，是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而启动的十项“总统工程”之一。一九八三年举行国际设计竞赛，各国建筑师一共送来七百六十六个参赛方案。按照规定，评委会从参赛方案中选出九个方案，送给密特朗总统，由他挑出一个作为实施方案。但总统却从九个方案中挑出三个，都授予头奖。其中，加拿大建筑师卡洛斯·奥托（Carlos Otto）的方案被定为实施方案。香港地区三十一岁的青年建筑师严迅奇的方案是三个荣获头奖的方案之一。一九九八年，严迅奇先生也参加了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但没有胜出。巴士底歌剧院于一九八九年落成，距巴黎第一个歌剧院——巴黎歌剧院落成启用已过了一百一十四载。两相对比，巴士底歌剧院不论在规模上和艺术风格上，都呈现着全新的姿态。安德鲁在设计中国国家大剧院时，正是从这里吸取了有用的经验。巴士底歌剧院拥有一个两千七百座的歌剧院，一个六百至一千三百座（可变）的表演厅，一个排练厅和两个小剧场（五百座和二百八十座），总建筑面积十五万平方米，投资二十三亿法郎。
各国新建的大剧院的规模、投资以至形式、风格和经验，理应成为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有用借鉴。人们有理由对国家大剧院提出更高的要求和希望。主管部门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和其他单位的建议和敦促下，决定放弃北京市设计院提出的方案，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设计竞赛，紧接着，又做出举行国际设计竞赛的重大决策。
一九九八年一月，国家大剧院领导小组和业主委员会宣告成立。同年四月，一个评选委员会和两个专家委员会同时组成。评选委员会由十一位中外著名建筑师和建筑学家组成，其中有五位清华建筑学人，由清华建筑系元老吴良镛院士担任评委会主席。
国际设计竞赛于四月十三日开始，七月十三日结束。美、英、法、德、奥、意、加拿大和希腊的建筑师一共送来了二十个方案，我国建筑师提出了二十四个方案（其中包括香港建筑师的四个方案）。按照原先的计划和规则，评委会应从参赛方案中评选出三个方案，报送上级，由上级选定一个实施方案。但是，经过评议、投票之后，七月三十一日评委会在报告中“遗憾地认为”，“我们推举不出不做较大修改即可作为实施的三个提名方案”。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竞赛组织者和评委们对竞赛和参赛可能出现的情况事先估计不足。
作为折中、补救的办法，评委会推出了投票中得票过半的五个方案（没有获得全票的方案），建议业主委员会邀请这五个方案的五个设计者和另外一些单位，提出新的方案或修改方案，进行第二轮的竞赛和评选。
中国的二十四个方案中，只有建设部设计院的方案进入了“五个方案”的行列。清华大学的四个参赛方案都落在“五个方案”之外，但仍被邀请参加第二轮的竞赛。第一轮竞赛的情况表明，中国建筑师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实力与国外建筑师相比，有明显的差异和差距。
第二轮竞赛于十一月间举行。由应邀的十四位建筑师或集体所提出的十四个方案中，仍然未能选出三个送审方案。作为再一次的补救折中办法，评委会从十四个方案中选出六个方案，让这六个方案的六个设计单位组成三对合作伙伴，提出三个修改后可以选审的方案。这三对合作伙伴是：法国巴黎机场公司和中国清华大学；英国的塔瑞·法若事务所与中国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加拿大卡洛斯事务所与中国建设部设计院。但清华大学提出，不是与法国建筑师合作提出一个方案，而是提出两个方案，一个以法国建筑师为主，由清华协作，一个以清华为主，由法国建筑师协作。这样，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次再次，每次都提出了四个经协作而出的修改方案。但有的评委认为，有的方案越改越糟。他们依然未能评选出可供上报的三个方案。竞赛陷入僵局，评委们对竞赛几乎丧失了信心。第二轮竞赛也未果而终。
主办者让上述各协作单位提出四个新的方案。竞赛进入了第三轮。这时，评委会中的三位外国评委——西班牙的里卡杜·包费尔（Ricardo Bofill）、日本的芦原义信和加拿大的阿瑟·爱里克森（Archur Erickson）已经打道回府，等于宣告了评委会的彻底解散。第三轮竞赛和评选机制发生了变化。
第二轮评选结束以后，按照朱基总理的建议，国家大剧院的用地范围从长安街向南退了七十米。
评委会中的中国评委曾透露说，朱总理在参加评委会开会的整个过程中，十分专注地听别人发言，极少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一向南退七十米的建议,绝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多方思考、比较的结果。这位毕业于一九五一年的清华校友，在提出这个具体建议之前，一定是在总图上做了认真的比较和推敲，取得了准确的尺寸之后才提出来的。提出这个建议时，他也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和说明，为什么不是五十米或九十米，而是七十米？正是这个七十米的后退，为国家大剧院的规划设计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为国家大剧院与人民大会堂之间有机联系提供了可能性，令第三轮竞赛的方案，出现了新的转机，这是国家大剧院规划、设计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决策。
应该说，有三位总理，都曾为国家大剧院催生，为国家大剧院贡献了自己的心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国家大剧院在选址存在两种可能性（一在人民大会堂的南侧，一在西侧）时，正是周恩来总理最后拍板，选定在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八十年代，正是由于当时国务院总理的及时干预，终于撤销了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设办公大楼的计划，为国家大剧院留下了这一方宝地。九十年代，正是朱基总理后退七十米的建议，为陷入僵局的国家大剧院的规划设计，注入了蓬勃生机。国家大剧院是幸运的。她在几个关键时刻，得到了三位总理的关心和支持。
国家大剧院第三轮竞赛的六个参赛单位，于一九九九年五月，提出了四个新的方案。为了协作出方案，清华建筑系派出了以李道增教授为首的强大梯队前往巴黎，法国建筑师也适时组成由安德鲁带头的团队来到北京。但是据说，这种协作，基本上是礼节性和象征性的走过场而已，作为协作一方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为主一方的构思和设计，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不论是在国内在国外，不论是建筑界或舆论界，不论是清华人或是安德鲁和他的同伴，都把“法国巴黎机场公司、中国清华大学协作”的参赛方案称为“安德鲁方案”，把“中国清华大学、法国巴黎机场公司协作”的参赛方案称为“清华方案”。
第三轮的四个方案由建筑专家组、工艺专家组和艺术委员会进行评议和讨论，但他们都没有选定方案和上报的权力和任务。在评议和讨论安德鲁方案时，建筑专家组到会十人，赞成和不赞成者各五人；工艺专家组十人，赞成者七人；艺术委员会六人，全部赞成安德鲁方案。最后，安德鲁方案由国家大剧院领导小组和业主委员会作为推荐方案向中央汇报。清华方案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与英国法若事务所合作的方案也作为候选方案上报中央。建设部设计院与加拿大卡洛斯事务所合作的方案没有上报。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决定采用安德鲁方案。历时一年又四个月的国际设计竞赛至此结束。
安德鲁方案，在方形水池中，安排了半个完整的、没有任何缺口的蛋形壳体，所有演出厅堂和附属建筑全都笼罩在壳体中。整个场地有明显的轴线，南北轴线垂直于长安街，东西轴线与人民大会堂主轴线的延长线重合。由于有一个巨型壳体做掩护，为处于壳体中的建筑设计，尤其是建筑造型、色彩、细部设计等提供了最大的自由度。壳体的东西长轴二百一十二米又二十四厘米，南北短轴一百四十三米又六十四厘米，最高点距地平面四十五米又三十五厘米。地下最深处距地平面三十二米半。壳体中安排着三个演出大厅：位于中央部位的歌剧院二千四百一十六座；东边的音乐厅二千零一十七座；西边的剧院一千零四十座。在地平面以下还挤进一个小剧场，但在图纸上和现场都不易找到它。整个用地面积达到十七公顷，建筑面积二十一万平方米。预算投资二十六亿八千八百万元人民币。二○○七年九月，业主委员会周庆琳先生告诉我的数字是三十一亿元人民币。
二○○六年八月，国家大剧院的结构施工已经完成，内部装修和设备安装也已大体就绪。我第一次来到国家大剧院。我从南到北，慢慢走过人民大会堂的东面（正面），再由东往西，走过人民大会堂的北面，立即见到国家大剧院那个巨大的外壳。由于有人民大会堂的高大尺度做了事先的铺垫，我并没有感到这个外壳的高大和压抑。当时，国家大剧院的大门（北门）尚未开启。我沿着施工通道进入位于北面的大厅，并迅即爬上大厅南侧的第一层休息廊（这宽敞的休息廊正好在歌剧院的背后），急不可待地透过壳体上的玻璃北望——天安门、长安街、中南海，整体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欣赏到这一片如此动人的首都景观，浓绿、明丽、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