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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社会学家”
在中文的影评、研究里,常称奉俊昊为“电影社会学家”,据说名学府延世大学社会学出身的他,作品常在悬疑片的外衣下呈现出社会学视角,比如《杀人回忆》里真正的杀手是失范的、充满漏洞的体制,《汉江怪物》里真正的怪物是社会,《雪国列车》更是反乌托邦等。和他的长相一样,这个预设很快被打破。 “我其实我不懂社会学,也不喜欢我的教授们。我的精力都花在电影社,看电影,”他停顿了下随即补充,“尽管我也毕业了。”在延世大学之后,他才进入韩国电影学院导演班。
这种“心不在焉”怀着电影梦的学生在1980年代末的韩国并非个例。早于奉俊昊入读韩国电影学院的林常树导演曾回忆,“当时韩国的电影专业很少,很难进……当时看了李长镐、裴昶浩(为韩国电影做出重要贡献的导演)的作品,觉得没理由不受电影学院训练就做不了导演。我想在人文社科一边学习一边做电影社要比读电影专业好。”
奉俊昊的大学时期所在的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是韩国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他所在的延世大学社会学系有许多进步分子任教,学生也走上街头,他很难回避那个时代的记忆。但是,奉俊昊的社会意识其实形成得更早一些,中学时期家里的饭桌上,他的父亲常抱怨工作单位的荒谬。他的父亲是韩国著名画家,当时在一个设计中心工作,主管却是一个退休军人,而他的父亲是个讨厌军政府的人。
当时韩国的音像渠道不发达,奉俊昊只能在电视里看许多外国电影,也是在那时,他决心拍电影。进了大学,他开始实践电影梦,和朋友发起电影社自学电影,一部片子看几十遍,分析每一个场面。喜欢的片子也从类型片扩展到台湾新浪潮导演的作品,他承认这些都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这或许可以解释他的作品为何有着非典型类型片的味道。
当时为了筹钱拍电影,他画过漫画,卖过甜甜圈,买下摄影机后甚至曾抱着它睡觉。1993年拍摄第一部短片时,因为资金困难,他在父亲的礼券中抽了一张恤衫券给演员作为报酬。到筹备处女长片《绑架门口狗》时,他还打算如果反应不好,就学当时正在低潮期的导演朴赞郁去开家DVD店。
回忆打开口子,采访场地也可用了,那是一个光线更暗一些的地方。
“一直在下雨呢。”
“我喜欢下雨天。在加州那种阳光灿烂的地方我反觉得不安,香港、伦敦这种地方让我安心。”奉俊昊在昏暗中伸展手脚,看上去自在了些。
“但你电影里的雨是不安元素。”
他迅速接过话茬,“而且《雪国列车》是我第一部没有下雨的电影”,他心知肚明地笑着。这大概是最能轻松总结出的作品共性了。
“你的电影常控诉社会,人们只能靠自己或者家庭。”
“有一点,”但他只承认了一点,“可能不单我,很多韩国人,全世界许多人,人生中至少有一次觉得这个政府、体制没有保护自己,感觉孤立无援,除非那个人很有势力。”
奉俊昊回忆起1990年代韩国发生的一些事故,比如1995年汉城市中心三丰百货大楼倒塌,“就像灾难片的場景。《汉江怪物》也是灾难片,光天化日之下怪物出现了,诡异!但那么奢华的楼突然塌了,更离奇。”
这种对抗,让我想起他和 《雪国列车》北美发行方韦恩斯坦公司的传言——韦恩斯坦希望在北美发行一个节奏更快的版本。如果说发行方也是一种体制,那他为该片能以导演版发行做的努力,是对抗。不过他对所有媒体都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没有争吵,情况有些复杂但都过去了,现在电影很安全,还是放我的版本。”
我把网上的一些说法抛给他听,传言说他为了保留片中一段剖鱼的场面,胡扯自己的父亲是渔民所以很想要这个镜头,面对韦恩斯坦的一些建议还装成听不懂英语。他听了哈哈大笑说:“信不信由你。”
与体制的诡异对应的,就是电影里的小人物。奉俊昊在本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设的《母亲》黑白版映后谈中说,《杀人回忆》是说社会险恶,我们应该努力保护弱者,在《母亲》里更多表现弱者互相斗争。
这么说来,《雪国列车》则是弱者联合,反抗且突破体制。片中,主角柯蒂斯带领地位最低的人一路杀到车头引擎,最后两个孩子走出列车,看到了新世界。
有点变态,有点反叛
奉俊昊说,“我对没有权钱的人,没那么聪明、卑微的人,不健全的家庭总是好奇,而且觉得对他们有一些熟悉的感觉。也不知是为什么,随着这些角色,我(剧本)写起来更轻松容易些。”
奉俊昊大约三年才拍一部长片,剧本就要磨掉一年。“我恨死写剧本了,”他抱怨着,“但是没有办法啊。”家里还有一个对他的剧本和电影都不吝毒舌的妻子和儿子,他们往往是他作品的第一读者和观众。
他喜欢同样关注卑微人群命运的日本导演金村昌平,可金村昌平曾在底层生活,奉俊昊却出身书香门第。“我是在中产阶级,但我想我可以描述所有阶层的生活,这是创作者的职责,依靠我的想象力,也去采访、认识人。如果我不能创作经验外的东西,那会很局限。我电影里也有上层阶级,不过容易被忽略,比如《雪国列车》的威尔福德,描述这种人也很有趣。”
他喜欢片中由蒂尔达·斯文顿扮演的曼森,那是统治者威尔福德代言人的角色。在他眼中,曼森像国王跟前的小丑,可恨又有点可爱。还有媒体报道说他评价自己有点像曼森,“有点变态,有点反叛”,他说记不得自己是否说过这句话了。
不过在韩国访谈节目PEOPLE INSIDE中,奉俊昊说“我是怪胎”—童年没有什么朋友,但因此得到观察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时间,想法一路累积。至于反叛,除了能够突破类型片又赢得票房,他在1999年以走上街头的方式参加过捍卫本土电影配额的“光头运动”。同在1990年代,韩国电影产业化,审查放开,创作者得到了充分的自由。
这太适合奉俊昊这种控制狂了。目前,奉俊昊的电影都由自己编剧。他欣赏希区柯克这种誓不罢休的控制狂。《杀人回忆》的美术指导柳成熙曾公开调侃奉俊昊“吹毛求疵”,而韩国影帝级的演员宋康昊,在出演《杀人回忆》的时候,被要求增肥,好给人慵懒乡下警察的感觉。这部在韩国电影史上都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故事依据的是至今未破的一起连环杀人案;片尾一个特写非常经典,奉俊昊让宋康昊直勾勾望向镜头,仿佛杀手就在观众里,让人好一阵回不了神。
《母亲》片头里,扮演母亲的金惠子在荒原中起舞的镜头也让人印象深刻。奉俊昊说,“光天化日下跳舞,在韩国俗语中是有点疯狂的意思。以此开头,会让人想她为什么要跳舞,看上去有点疯了”。
没等到空气沉重,他就自己提起拍摄时的滑稽事。因为金惠子觉得一个人起舞有点难堪,所以在那个悲伤诡谲的镜头背后,是包括导演在内的一群工作人员跳着奇怪的舞步。实际上,他的电影中也间或流露着幽默感,不过到了《雪国列车》,人们发现有些笑不出来了,我也追着他问幽默感去哪了。
“取决于电影啦,我本人还是一样。《雪国列车》是末世同时也有点暴力的,很难说是我幽默感减退了,或许我下一部电影会有很多幽默成分。”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开朗,他又放开嗓子笑了几声。
在《母亲》黑白版放映后,许多人想起了希区柯克的《惊魂记》。在奉俊昊看来,制作黑白版是为了好玩。“许多电影人都有一个黑白电影梦。电影最开始不就是黑白无声的嘛,很纯粹”。他至今都坚持着胶片拍摄。
平日里的奉俊昊,每天吃完早餐就抱着笔记本电脑到咖啡店里创作,到点吃饭,到点睡觉。他也试过在郊外公寓里创作,结果倒像科恩兄弟的《巴顿芬克》(一个烦闷的剧作家在郊外旅馆遇到离奇事件),各种不自在。之后,他的创作就和生活融在一起。
许多时候,奉俊昊穿着棕色衬衣深陷棕色的沙发。而要想从中抓住蛛丝马迹,破解韩国电影密码的尝试,往往都被他一个认真聆听后的一声“哈哈”,或者一个不经意的微“萌”表情,给消解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