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的日记，最早一篇记录于1947年11月23日，其时桑塔格十四岁，日记中提到一句话说，她相信“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智力”。桑塔格的日记由她的儿子戴维·里夫编选三卷出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卷《重生》。这一卷的最后一篇记录于1963年的年底，桑塔格三十岁了，她早早经历了婚姻，有了儿子戴维，遭遇婚变，再加上性别困惑，掺杂着爱情的痛苦，但是却从未放弃对自我意识的形塑：“从幼年起，我就一直享受对获得知识的狂喜。但狂喜就是狂喜”，“知识的‘渴求’就像性渴求”。
　　戴维在日记的序言中提到他编选母亲日记时所依赖的观念：“这些材料呈现的是年轻时的桑塔格的肖像，那时她正自觉而坚定地致力于塑造她所向往的自我，而这肖像的青涩与质朴，恰恰是这些日记的非凡魅力所在。正因为如此，我决定将这一卷命名为‘重生’。”在桑塔格成名后，引发了许多非议，其中重要的一点，很多人觉得她势利、精明、傲慢、野心勃勃，为了成名不顾一切。但是这个形象在这部日记中得到了部分摧毁：在这部日记中呈现出的桑塔格形象与其说颠覆性的，不如说是更日常化。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女人：对未来的不确定，对自我意识的模糊不清，对爱情的迷茫，一如青春期的任何女人。她所谓的“重生”更多地是因为对自身性别的不确定，与男生亲吻所产生的排斥，而后与她的第一位情人哈丽雅特相爱唤醒了她的同性意识，伴随这种性意识而来的是她真正的觉醒，即对一种持之以恒的智力的追求，而且这种追求不是学院与苦修僧式的，而是体验和充满激情式的。
　　在1949年5月31日的日记中，她已经得知被芝加哥大学录取了，憧憬着大学的美好生活：“我到芝加哥后，真的会知道干什么—我会马不停蹄地出去，抓紧体验，而非等体验来找我。”这则日记的结尾处她写到：一切从现在开始—我重生了！而后在1949年10月21日的日记中，她则记录下了现实生活的残酷：“我就明白我无法忍受干白领的工作，我无法指望上大学、看书、写作之后还能干什么工作挣足够的钱让自己过上日子。”

　　这种矛盾的心态一生都在折磨着桑塔格。她不愿教书，写无聊论文，耗费生命，她渴望更为精彩与丰富的生活，她最终会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依靠自由写作、出版、演讲和各种写作基金生活。但是在大学时，她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选择了嫁给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讲师菲利普·里夫，她对这桩婚姻有着清醒而悲观的认识。1951年的日记只有这一则，写于1月31日：“带着对自我毁灭意愿的充分的意识和恐惧，我嫁给了菲利普。”其时桑塔格刚刚十八岁，菲利普二十八岁。1952年9月，他们的儿子戴维出生了。
　　此后的日记，婚姻与争吵、思考与阅读并行不悖。除了新近结婚这两年，桑塔格从未放弃过思考与阅读。她的阅读量大得惊人，日记中不断地出现各种书单，她也随手记录下各种看法。她的情人哈丽雅特刚认识她的时候就意识到，桑塔格有着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她想把整个图书馆都装进脑子。写作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阅读。而她的写作意识的觉醒却是在逃离婚姻后，与哈丽雅特重新在一起。
　　1959年11月的日记中，她开始意识到同性的生活改变了她的写作：“性高潮集中。我有着想写作的强烈欲望。达到性高潮不是拯救，而更是我的自我的诞生。我找到了自我才能写作。”而后12月的日记中，她这样写到：“我想写作的欲望是与我的同性恋有关的。我需要这个身份当作武器，以对抗社会反抗我的武器”，“它并不能证明我的同性恋是正当合理的。但是它会给我一张许可证。”
　　写作变成了她唯一依靠的可以对抗整个世界、反抗平庸生活的决心：写作就是存在，写作就是成为她自己。这才是她真正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