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过去20年来，中国累计批准设立了15个边境经济合作区，总核准面积92平方公里。如果将20年来边境经济合作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看成第一次腾飞的话，要完成第二次腾飞仍有三大发展瓶颈待解，即因地缘政治和政策限制所致的资金、人才、土地匮乏。
故事正在一个又一个中国边境小城上演，从寒冷的东北小城到温暖的西南边陲，从广袤辽阔的内蒙古草原到丛林茂密的云南边境，中国的边境经济再一次撩动起众人的心弦。
就在不久前，由商务部、财政部等六部门共同出台的《关于规范和促进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的意见》在全国边境经济合作区工作会议上发布。《意见》提出了包括土地管理、海关特殊监管、劳务合作和工程承包、外商投资审批权限及人员往来便利化等方面的10项鼓励政策和支持措施。而在2012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于广西东兴召开的“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工作会议”上，全面启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再次被强调，包括广西东兴、云南瑞丽、内蒙古满洲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已被国务院批准，这标志着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进入了实质性的实施阶段。
在扩内需和保增长背景下，一系列鼓励边境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政策被制定和实施。
边境经济的前世今生
过去20年来，中国累计批准设立了15个边境经济合作区，总核准面积92平方公里。
从1992年开始，为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繁荣沿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中国继沿海沿江城市开放后，加快了沿边开放步伐，批准了包括广西东兴、云南瑞丽、内蒙古满洲里在内的14个沿边开放城市，并对应成立了14个边境经济合作区。
2011年，中国国务院又批准设立了吉木乃边境经济合作区。2011年全国边境经济合作区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33亿元，工业总产值567亿元，进出口总额14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6亿美元。
与古代的屯田戍边相比，现在通过发展边境经济合作区，一方面促进了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经贸往来推动睦邻交流、维护边疆稳定。
如果将20年来边境经济合作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看成第一次腾飞的话，要完成第二次腾飞仍有三大发展瓶颈待解，即因地缘政治和政策限制所致的资金、人才、土地匮乏。
据媒体报道，目前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较大。比如，绥芬河的龙江进出口加工区基础设施计划投资6亿元，政府部门给了2亿元资金支持，尚有4亿元资金缺口；而满洲里也反映供热、供电、铺路等基础建设资金缺口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表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北地区三个边合区最初规划的区域基本实现城市化，但仍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发展工业、商贸业和现代服务业所需要的土地存量不足，而且在园区扩容方面还有政策瓶颈难以突破。另外，对于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经合区”来说，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如何吸引内地优秀人才也存在困难。
商务部副部长王超在出席全国边境经济合作区工作会议时表示，当前边境经济合作区在发展模式、支持措施、发展空间、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要将边境经济合作区作为新形势下推进沿边开放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按照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发挥优势、叠加功能，体制高效、机制创新，加快合作、扩大开放的要求，促进边境经济合作区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不少专家也认为，我国边境经济合作区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就。未来要继续贯彻执行国家对边境经济合作区提出的“富民、兴边、立国、睦邻、安邦”等战略目标，重点发展多元化的工业产业，吸收和利用好高新技术产业转移领域的外资，以品牌化的精深加工促进现有产业链向外延伸和产品出口，以此促进“二次腾飞”。
另外，一些专家还建议要争取上级更多的改革配套政策，同时抓紧管理运行机制的提升创新，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并提出有效的对外措施。
边境开发是与非
目前，中国多数边境城市根据各自地理区位和地缘优势，除形成以边境口岸城市为典型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发展模式外，口岸与边境城市及其周围区域的密切联动还形成了国际物流中心发展模式，构建了与邻国及第三国之间各种互补性资源或生产要素流动与增值重组的重要渠道；形成了区域旅游中心发展模式，开辟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加强联系、增进合作的新途径；形成了跨境经济合作发展模式，使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产生“核变效应”，聚集国际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促进边境地区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尽管边境城市的发展具有较好的优势，但就目前情况而言，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一些因素的制约。就基础设施建设而言，边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边境口岸出入通道建设与边境城市及中国内陆地区间的交通、通讯网密度较低、不协调；就产业发展而言，边境城市缺乏更为有力的主导产业扶持政策，以边境贸易为主的单一城市经济受国际、国内环境影响较大，边境城市企业在边境贸易中参与程度较低，未能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吸引国内外投资，外向型发展的生产能力较低；就对外贸易而言，一方面，中国边境城市的对外贸易绝大部分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比重很低，具有合作基础的劳务输出、旅游合作和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都有待发展，另一方面，边境城市仍以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性产品为主。此外，由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在本币结算、商务纠纷仲裁、保险制度、清关制度等方面长期存在障碍，严重影响着边境城市经济的发展。
中科院研究人员张丽君称，在实施沿边开放战略的环境下，中外双方边境毗邻城市功能互补并进一步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需要相互为对方发挥边境口岸、边境贸易市场中心、中外交通运输枢纽中心和边境旅游的城市功能，并为对方的扩充与升级提供必要的支持。但由于地处边远，远离内地与城市网，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基础设施薄弱，城市建设欠账较多；边境城市功能已经超越了现有规模与水平条件所能承担的极限；居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较低，各种高水平人才严重缺乏。此外，中央及地方政府以往的各项沿边开放政策的优惠程度正在逐步减弱，在关税、税收、进出口贸易往来与项目开放审批、边境出入境管理等方面，边境城市需要新的、更加优惠的政策以及更多、更大的自主权与自由度。 遵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一般规律。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区）。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程度来看，大致有多边互惠、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和经济货币联盟5种模式。这5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代表了区域经济合作由浅入深、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步发展的方向。中国与毗邻周边国家边境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需参考上述模式，逐步向更高的合作层次发展。
完善有关法规，进一步放宽沿边对外开放的政策。目前，从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趋势看，我国的沿边开放政策比周边各国的沿边开放政策更具有吸引力，需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政府指导下给予沿边省区更大的自主权。沿边省区地理位置较偏，交通通信条件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有差距，而周边事务的发展又是经常变化的，因此，只要是符合沿边开放发展要求的活动，有利于促进我国与周边各国开展友好合作往来的项目，符合国际惯例或为本地区实际情况而创新的合作模式、方法，都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加以实施。对周边外经贸合作的热点地区，更应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如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项目、图们江合作开发项目等，以促进其发展。
组织力量积极开展周边外经贸合作模式的探讨和研究，分析周边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及影响因素的变化，适时调整策略，以便在外经贸合作中取得主动地位，为参与外经贸合作的部门、企业及时提供各种信息和咨询服务。在发展边境贸易的基础上，积极建设边境跨国开发区，将双方的合作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和资源开发领域，广泛进行资金、技术、劳务和加工贸易等方面的合作，促使周边外经贸合作向跨国经营和共同开发等较高形式过渡。
加快沿边开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加快铁路、公路、口岸、仓库、港口、通信设施的建设。沿边地区各种基础性设施尚不完备，近年来，周边外经贸合作的发展受基础设施落后限制的现象屡有发生，需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以促进周边外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经济博士胡长顺与顾学明的观点不谋而合，从国际上看，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之一，世界经济区域化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亚经济圈（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以产业转移、垂直分工为特点）。这三大区域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60％以上，对其他国家的排他主义倾向十分明显。
另一方面，中国周边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他们同中国比改革、比开放；频频推出更灵活、更富有吸引力的政策，同时，他们也加紧次区域经济合作，如东盟一体化建设，东北亚经济合作计划等。西方大国也竭力与我国争夺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东北亚的市场原料。只有通过边境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才能与周边国家谋求共同发展，并有效地确保中国在亚洲的市场份额和原料来源。
逆袭新选择
当然，在开发边境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旅游业。
中国的陆地边界全场约2.2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长1.84万公里，另有岛岸1.4万余公里，海岸线总长超过3.2万公里。地理学上将靠近国家边界的区域称为“边境”。我国很多优质旅游资源分布在边境地区，从最西北新疆的喀纳斯、伊犁河谷，到西南云南的瑞丽、西双版纳，广西的德天瀑布，东北的漠河、长白山天池，南部的西沙群岛、东部的舟山群岛。随着交通技术的提高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原本偏远边境地区的可达性大大提升。在上世纪末国内旅游发展的大潮到来之时，这些区域凭丰富而有特色的旅游资源，一跃成为国内旅游市场的新宠。边境区域发展旅游，是其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另辟之蹊径，其亦通过旅游产业及旅游者与中心区域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改变边境地区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位置。
在中国边境城市发展的概念中，还需要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例如，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边境开发史。在上海学者苏宁的研究中，美国人从最初的13个州一路向西开发，1890年到达西海岸，美国边疆拓展结束。随着矿业边疆和铁路边疆的延伸，美国西部城市的发展也经历了矿业城市、铁路城市两个典型时期。美国的西部大开发也叫西进运动，与中国西部大开发有相似也有差别，存在诸多经验教训。由于毗邻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军事、经济实力方面都相对较弱，因此政治、防务并不是当时美国边境发展的主要因素，而经济往来成为美国边境城市之间的主要联系。伴随西部开发，美国边境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政府推动、城市布局、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做法都可为中国边境城市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
苏宁认为，从美国的西进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边境经贸往来背后的城市开发，需要以城镇化引导工业化和现代化。美国西部发展先布局城市，采矿业和制造业先行，农业在后，而且产业机构需要均衡发展。吸取美国西部开发的教训，在开发过程中应大胆嵌入其他产业，促进城市产业机构的多样化与均衡发展。
如何走出一条资源、能源与环境有效融合的边境开发之路，还需要从全局对资源、能源和环境进行全面评估和科学规划，绝对不能再走“先污染、再治理；先浪费，后节约”的老路。
故事正在一个又一个中国边境小城上演，从寒冷的东北小城到温暖的西南边陲，从广袤辽阔的内蒙古草原到丛林茂密的云南边境，中国的边境经济再一次撩动起众人的心弦。
就在不久前，由商务部、财政部等六部门共同出台的《关于规范和促进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的意见》在全国边境经济合作区工作会议上发布。《意见》提出了包括土地管理、海关特殊监管、劳务合作和工程承包、外商投资审批权限及人员往来便利化等方面的10项鼓励政策和支持措施。而在2012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于广西东兴召开的“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工作会议”上，全面启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再次被强调，包括广西东兴、云南瑞丽、内蒙古满洲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已被国务院批准，这标志着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进入了实质性的实施阶段。
在扩内需和保增长背景下，一系列鼓励边境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政策被制定和实施。
边境经济的前世今生
过去20年来，中国累计批准设立了15个边境经济合作区，总核准面积92平方公里。
从1992年开始，为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繁荣沿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中国继沿海沿江城市开放后，加快了沿边开放步伐，批准了包括广西东兴、云南瑞丽、内蒙古满洲里在内的14个沿边开放城市，并对应成立了14个边境经济合作区。
2011年，中国国务院又批准设立了吉木乃边境经济合作区。2011年全国边境经济合作区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33亿元，工业总产值567亿元，进出口总额14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6亿美元。
与古代的屯田戍边相比，现在通过发展边境经济合作区，一方面促进了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经贸往来推动睦邻交流、维护边疆稳定。
如果将20年来边境经济合作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看成第一次腾飞的话，要完成第二次腾飞仍有三大发展瓶颈待解，即因地缘政治和政策限制所致的资金、人才、土地匮乏。
据媒体报道，目前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较大。比如，绥芬河的龙江进出口加工区基础设施计划投资6亿元，政府部门给了2亿元资金支持，尚有4亿元资金缺口；而满洲里也反映供热、供电、铺路等基础建设资金缺口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表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北地区三个边合区最初规划的区域基本实现城市化，但仍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发展工业、商贸业和现代服务业所需要的土地存量不足，而且在园区扩容方面还有政策瓶颈难以突破。另外，对于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经合区”来说，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如何吸引内地优秀人才也存在困难。
商务部副部长王超在出席全国边境经济合作区工作会议时表示，当前边境经济合作区在发展模式、支持措施、发展空间、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要将边境经济合作区作为新形势下推进沿边开放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按照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发挥优势、叠加功能，体制高效、机制创新，加快合作、扩大开放的要求，促进边境经济合作区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不少专家也认为，我国边境经济合作区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就。未来要继续贯彻执行国家对边境经济合作区提出的“富民、兴边、立国、睦邻、安邦”等战略目标，重点发展多元化的工业产业，吸收和利用好高新技术产业转移领域的外资，以品牌化的精深加工促进现有产业链向外延伸和产品出口，以此促进“二次腾飞”。
另外，一些专家还建议要争取上级更多的改革配套政策，同时抓紧管理运行机制的提升创新，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并提出有效的对外措施。
边境开发是与非
目前，中国多数边境城市根据各自地理区位和地缘优势，除形成以边境口岸城市为典型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发展模式外，口岸与边境城市及其周围区域的密切联动还形成了国际物流中心发展模式，构建了与邻国及第三国之间各种互补性资源或生产要素流动与增值重组的重要渠道；形成了区域旅游中心发展模式，开辟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加强联系、增进合作的新途径；形成了跨境经济合作发展模式，使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产生“核变效应”，聚集国际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促进边境地区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尽管边境城市的发展具有较好的优势，但就目前情况而言，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一些因素的制约。就基础设施建设而言，边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边境口岸出入通道建设与边境城市及中国内陆地区间的交通、通讯网密度较低、不协调；就产业发展而言，边境城市缺乏更为有力的主导产业扶持政策，以边境贸易为主的单一城市经济受国际、国内环境影响较大，边境城市企业在边境贸易中参与程度较低，未能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吸引国内外投资，外向型发展的生产能力较低；就对外贸易而言，一方面，中国边境城市的对外贸易绝大部分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比重很低，具有合作基础的劳务输出、旅游合作和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都有待发展，另一方面，边境城市仍以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性产品为主。此外，由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在本币结算、商务纠纷仲裁、保险制度、清关制度等方面长期存在障碍，严重影响着边境城市经济的发展。
中科院研究人员张丽君称，在实施沿边开放战略的环境下，中外双方边境毗邻城市功能互补并进一步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需要相互为对方发挥边境口岸、边境贸易市场中心、中外交通运输枢纽中心和边境旅游的城市功能，并为对方的扩充与升级提供必要的支持。但由于地处边远，远离内地与城市网，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基础设施薄弱，城市建设欠账较多；边境城市功能已经超越了现有规模与水平条件所能承担的极限；居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较低，各种高水平人才严重缺乏。此外，中央及地方政府以往的各项沿边开放政策的优惠程度正在逐步减弱，在关税、税收、进出口贸易往来与项目开放审批、边境出入境管理等方面，边境城市需要新的、更加优惠的政策以及更多、更大的自主权与自由度。 遵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一般规律。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区）。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程度来看，大致有多边互惠、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和经济货币联盟5种模式。这5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代表了区域经济合作由浅入深、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步发展的方向。中国与毗邻周边国家边境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需参考上述模式，逐步向更高的合作层次发展。
完善有关法规，进一步放宽沿边对外开放的政策。目前，从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趋势看，我国的沿边开放政策比周边各国的沿边开放政策更具有吸引力，需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政府指导下给予沿边省区更大的自主权。沿边省区地理位置较偏，交通通信条件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有差距，而周边事务的发展又是经常变化的，因此，只要是符合沿边开放发展要求的活动，有利于促进我国与周边各国开展友好合作往来的项目，符合国际惯例或为本地区实际情况而创新的合作模式、方法，都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加以实施。对周边外经贸合作的热点地区，更应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如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项目、图们江合作开发项目等，以促进其发展。
组织力量积极开展周边外经贸合作模式的探讨和研究，分析周边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及影响因素的变化，适时调整策略，以便在外经贸合作中取得主动地位，为参与外经贸合作的部门、企业及时提供各种信息和咨询服务。在发展边境贸易的基础上，积极建设边境跨国开发区，将双方的合作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和资源开发领域，广泛进行资金、技术、劳务和加工贸易等方面的合作，促使周边外经贸合作向跨国经营和共同开发等较高形式过渡。
加快沿边开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加快铁路、公路、口岸、仓库、港口、通信设施的建设。沿边地区各种基础性设施尚不完备，近年来，周边外经贸合作的发展受基础设施落后限制的现象屡有发生，需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以促进周边外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经济博士胡长顺与顾学明的观点不谋而合，从国际上看，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之一，世界经济区域化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亚经济圈（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以产业转移、垂直分工为特点）。这三大区域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60％以上，对其他国家的排他主义倾向十分明显。
另一方面，中国周边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他们同中国比改革、比开放；频频推出更灵活、更富有吸引力的政策，同时，他们也加紧次区域经济合作，如东盟一体化建设，东北亚经济合作计划等。西方大国也竭力与我国争夺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东北亚的市场原料。只有通过边境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才能与周边国家谋求共同发展，并有效地确保中国在亚洲的市场份额和原料来源。
逆袭新选择
当然，在开发边境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旅游业。
中国的陆地边界全场约2.2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长1.84万公里，另有岛岸1.4万余公里，海岸线总长超过3.2万公里。地理学上将靠近国家边界的区域称为“边境”。我国很多优质旅游资源分布在边境地区，从最西北新疆的喀纳斯、伊犁河谷，到西南云南的瑞丽、西双版纳，广西的德天瀑布，东北的漠河、长白山天池，南部的西沙群岛、东部的舟山群岛。随着交通技术的提高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原本偏远边境地区的可达性大大提升。在上世纪末国内旅游发展的大潮到来之时，这些区域凭丰富而有特色的旅游资源，一跃成为国内旅游市场的新宠。边境区域发展旅游，是其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另辟之蹊径，其亦通过旅游产业及旅游者与中心区域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改变边境地区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位置。
在中国边境城市发展的概念中，还需要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例如，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边境开发史。在上海学者苏宁的研究中，美国人从最初的13个州一路向西开发，1890年到达西海岸，美国边疆拓展结束。随着矿业边疆和铁路边疆的延伸，美国西部城市的发展也经历了矿业城市、铁路城市两个典型时期。美国的西部大开发也叫西进运动，与中国西部大开发有相似也有差别，存在诸多经验教训。由于毗邻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军事、经济实力方面都相对较弱，因此政治、防务并不是当时美国边境发展的主要因素，而经济往来成为美国边境城市之间的主要联系。伴随西部开发，美国边境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政府推动、城市布局、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做法都可为中国边境城市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
苏宁认为，从美国的西进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边境经贸往来背后的城市开发，需要以城镇化引导工业化和现代化。美国西部发展先布局城市，采矿业和制造业先行，农业在后，而且产业机构需要均衡发展。吸取美国西部开发的教训，在开发过程中应大胆嵌入其他产业，促进城市产业机构的多样化与均衡发展。
如何走出一条资源、能源与环境有效融合的边境开发之路，还需要从全局对资源、能源和环境进行全面评估和科学规划，绝对不能再走“先污染、再治理；先浪费，后节约”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