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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名散文新秀。只知道她是四川人，最早的知识青年，支边到云南，目前在楚雄地区文联工作。”——摘自《人民文学》作者简介。我的出生地是重庆，重庆当时属四川，他们也没写错。
这一期刊物是《人民文学》1987年1—2期合刊，编辑部有段发刊词很有力度：“我们的国家在‘双轮马车’上疾驰，一个轮子叫改革，一个轮子叫开放。新时期的文学从这‘双轮马车’上起飞，已经锻炼出了一双矫健的翅膀。时代的车轮迈进了1987年，我们的文学应当更自由更活泼地扇动双翅，朝向闪动着璀璨霞光的新的地平线。本刊将竭诚地为文学翅膀更为自由地扇动贡献力量！”
我有幸能在《人民文学》已经飞腾起来，更自由更活泼地扇动成熟的双翅之时，荣登“国刊”，当时并没怎么得意洋洋，原因有二：一是本期刊物因故收回，并没普遍面世，读到的人不是太多;二是在这之前，我已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两篇散文，喜极而泣、委屈而泪、感激而叹的冲动过去三年之后，学会了些收敛。意想不到的是这篇题为《山狗吠月》反响好动静大，几乎成了我习散文以来的坐标，被多家转载，还写进了北京大学出版的《当代文学史》，当成电大教材，堂而皇之叫开了。
我與《人民文学》结缘相当偶然。一个边地业余作者，初试笔墨阶段，几乎没勇气去仰望“皇家刊物”，能在地方报刊上发点补白，已经受宠若惊。我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第一篇散文是《岁月的回声》。此文写于一次搜集民间文学的采风活动，巧得一个民间歌手两句很形象的歌词“解放那年亲个嘴，直到如今还在甜。”也就这么两句，诱发了我无边思绪。这两句歌词艳得太直白大胆，在倒退几年的“运动”中，是要挨批斗的。是清明盛世的纯净，打开了人民心底的禁锢，怒放的花朵什么颜色皆不拒。以此为文眼，我写了金沙江边一位民间歌手，用有情的歌声润浸贫穷苦难的流年，韧性的生活在爱意不乏的翻身道情里。此文我先寄给了省刊，被退稿之后我都忘了这题笑嘻嘻的山歌。大年三十晚，多事的夫君将其投进邮筒，大胆写上《人民文学》的地址，去扣“国门”。
这是1983年初的事。
三个月之后，芮增瑞先生告诉我，第七期《人民文学》目录上，有我的散文。支支吾吾搪塞几句，并没当回事。稿不是我寄的，那时投稿不用邮资，谁投的我也拿不准，后来才知道原委。我正准备出文联大门去菜市场准备晚食，与邮递员撞了个满怀，接过大抱来稿和报刊，居然有一封《人民文学》大信皮上写着我的名字。急急展卷，拙作果然上了“皇榜”。吊着大门，一口气叫着嚷着读完泪雨滂沱，慌慌中如是捡到一粒良种，鼓励我继续耕耘这块山地。
那时，我的处境欠佳，怀疑我能写下去的议论种种，任何一款都冲着芮增瑞先生选错苗子，将一个带有猪屎味的女娃子挪来文联，实在贻笑大方，先生顶着的压力比我本人还要大。此文得张，芮老师比我还高兴那是自然——一个侧面印证着老师没选错我。
发表文章忘乎所以，在我仅此一次。有了这次鼓励，我接着向《人民文学》大胆寄出两题散文，先后都被采用。苦难中开出的三朵花，无疑鼓励着我与我生活在一起的山区民族一路前行，继续着边地书写火把漫卷，彝味很重的散章全部原生态，成活率还可以。有方家评介说我是“彝山土著”，连地域标签也贴上，无人识得我是重庆妹儿，只当我是柴火妞。那时，我不认得《人民文学》任何一位编辑，何以多次受宠云里雾里，在我的周围，传出我与马某某编辑有瓜葛是抬举我。国刊编辑什么人没见过，何苦拿一个腌菜女人去恶作人家！
我接触的第一位《人民文学》编辑是冼宁，一位差不多和我妈同辈的资深女编审。当时，我在《金沙江文艺》做编辑，其实更多的任务是通联和发行。发行事比通联还累人，我得用三轮车将刊物拖到公路边，找顺道货车带去昆明，再由书商往下分发，那时文联经费太少，不可能全部交邮路走。1984年初，我在武定山区文化站和学校争取发行量，芮老师电话请武定有关单位“找”我速归。心惊胆战回单位，原来美差一桩。《人民文学》来了个女编辑，需我陪去大姚赶赴昙华山的插花节。前后五天朝夕相处，受益匪浅，内中一个细节我和冼老师绝对忘不了。那时，昙华山还长在深山人不识，接待条件差，我们在楼板上睡通铺，为冼老师找了间烟草味极重的乡干部办公室做成临时“单间”，见被子太薄，我留下大衣让冼老师当被子用，还送去一盆栗炭火驱寒。离开昙华山时，冼老师忘了泡在茶杯里的假牙，一场寻找假牙的折腾我当主角，彝剧创始人杨森为我忙活。假牙没着落倒演了一场“小品”，听得一车人哈哈大笑。
这一路，我见冼宁老师豁口黑洞，咀嚼困难只喝汤。我又心酸又自责，藏两个清明粑粑没人时递给冼老师聊补进食之不足。
1985年初夏，我接到《人民文学》一份笔会邀请，大喜过望。芮增瑞老师在培养我的过程中，尽量提供条件让我接触大的文学环境。陪冼宁是一次搭桥，没有那次昙华山之行，此次高规格笔会一个省仅限一名，绝对轮不到我头上，无疑是冼宁引荐。她当时是《人民文学》散文组的头，资历足够推荐一位新人，我撞了大运。得知我要“进京赶考”，朋友们很闹腾了一阵子，送来西服一套皮鞋一双皮包一只。记得最早到会的，一个是我，一个是山西来的张平。当时我很土张平也不洋气，张平去买了一套深蓝毛料中山装，我去烫了个头（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进理发店）。第二天开幕，见人家那份随意潇洒，我和张平的正儿八经反倒古怪，不说也罢。
会议规格很高，安排在中直招待所，门前的后海连着中南海，无比高贵。一周时间，除一次爬长城外天天半天听大师们授课，如是听了半部当代文学史。大师们讲课很有风范，可以提问和讨论，很灵活。讨论也相当热烈，像文艺复兴时候的小舞台，人人都有绝活。我听都听不懂只好闷着。还有一位没怎么发言的是莫言，人家写的红萝卜都透明，意在不言中用不着呐喊，文章摆在那儿哩。笔会来的人最边远的是我，见我一声不吭主会者王蒙想启发我讲几句，又不明说，眼睛望着我说：“四川人怎么老拿性行为骂人？”——对不起，我也不知其所以然只好逃避，把头勾得低低的如坐针毡。这时有了笑声，是笑我的窘还是笑川人的粗口，我就不得知了。 晚上的文学沙龙有趣而激烈，因为心性和无大作为的心慌，我知趣地一律回避，错过了极好的碰撞机会，很可惜。中直招待所出门就是有名的什刹海，早晚必然乱窜，倒也见识了北京人的京味文化，草成一篇《京城，有这样一个去处》留给了《人民文学》，后来也有评论家肯定，很受鼓舞。
那几天，我认识了当年《人民文学》的所有编辑，散文编辑高远一席话点醒了我。他说：“咱们的来稿量每天用麻袋扛，你那篇初发的文章是冼宁发现的，山风一缕缕，民歌一调调，清新而纯朴，不发行吗？”记得冼宁紧跟了一句：“《人民文学》的来稿跟风气的不少，难得你那文章中可爱的个性。”
曾经与冼宁老师五个昼夜相随，竟没听她表白过。这修为够我学一辈子。
那次笔会我也有“料”，是一次洋相。去长城那天自带干粮，招待所准备好分装成袋。我这人一向放单，拎着一袋动作极快，一口气跑上八达岭长城制高点，见我的同伴们才在半道欲行欲止，我那份得意有点小人做派，来了一通指点江山的“好汉”造型之后，背靠长城享受午餐。这袋三明治太丰盛，我显然吃不了，遂取那可口的心心就水。这段长城峭立悬崖边，尚未长出新叶的老树茂密而有骨感，鸟窝层层高筑像些空中楼台，无数觅食的“家长”们在为巢中儿女勤奋忙活。我将那些三明治皮皮撕碎抛去空中，它们抢得快活，我抛得开心。紧跟上来的辽宁女作家边玲玲和另一女伴找我取午餐，我才知道坏菜了！拿不出她们那一份我好尴尬，我怎么就忘掉了出发前组织者说过三人一组有个照应？只好说我以为……全吃完了。得来个“大卫”之名很不女作家。
去北京前，芮增瑞先生许我多在京城住几天，开开眼界，用心何其良苦，这是要顶着压力为我创造与外界接触的条件，包括去拜拜“码头”。会议结束住处成了问题，进进出出都在冼宁老师家，其中还远走了一次承德。那个时段，北京人生活环境天宽地阔，住房却远不如我们边地小城宽敞，有留吃不留宿之说。冼宁老师家仅两室，安排四女两男，我和冼宁老师和她的准儿媳和小女彤彤将大床当成炕，横着躺。去承德归来，仅有一班车，冼老师早早为我订好返昆明的票，在火车站等候我至子夜，还是一家子。
次年，我得了去鲁迅文学院读书的机会，四个月的周日都赖在冼宁老师家，度过了一段有“娘”疼爱的舒心日子。若论情谊，远远超过编者与作者。我们亲人一般相处，什么话都可以放开说。直到这时，我才体会到冼宁老师独自一人撑持京门一家子的不易。冼宁老师出身大户，是北大才女，屈就不怎么有文化的机关“后勤”，图的是那人有一份好成分给家庭些庇护。那“后勤”在文革中分外活跃，造反先拿家庭下手，要赶冼宁母亲（地主成分）回广东接受批判。岳母也是娘，他居然下得了手。这桩婚姻解体有苦无处诉，我成了最好的倾诉对象。冼老师养了一群猫，它们是“父儿夫妻母女”，有猫的一家子亲亲热热做伴，更显出冼老师高雅的清凄——猫不会人语交流。
打搅人家这么长时间，一时无以回报。归来后总想有所回报，细细一想这家人什么都不缺。北京的冬天很好过，有暖气，季节交替那一段最难将息。楚雄出产优质丝绵，我做了两床薄丝绵被寄去。回赠的礼物比我赠的双倍还要多，是3斤特级纯羊毛粗线，一半中国红一半米色，还附了一张编织说明图样。这是我平生最高级的温暖，翻翻拆拆穿在我身上三十余年，那一缕深情足够对付楚雄不太长的冬寒，还有我多病的身体。
冼宁老师退休之后，将我托付给了高远。我年年投稿年年用，直到十年之后，我都不好意思。国刊的版面那么金贵，我得知趣让给别人。和冼老师的通信从没断。冼老师花甲之后终于有勇气迎接夕阳红，人情澎湃的一封诉衷情的信外带一张与老伴合影。他们对我笑得那么甜蜜羞涩，还有几分纯情的天真，可爱可敬可感！幸福的婚姻不分老少，何况他俩在一个大院相知有年。
《人民文学》对作者的关爱，很有优良传统，扶上马会送一程。关心着一个作者的成长，他们会追逐此人的写作信息。1996年，一位叫宁小龄的小说编辑，读过我在《大家》发表的中篇小说《重庆雾》，来了一封很长的约稿信，大意是很看重我描写重庆解放前夕那一段浑浊，各种社会势力的拉扯中，底层人民生活的众生相。鼓励我别光写散文，写小说的潜质也应发挥。试着写了一题《外婆》，责编是宁小龄，终审是后来当了中作协副主席的著名评论家李敬泽。
我与李敬泽相识也很偶然，那是1996年春季，一次半月之久的去西双版纳农垦系统采风的行走笔会。一路走来都到了老挝的南塔省，我才知道李敬泽来自《人民文学》。此人的名气有多大，借用海南女作家杨沐一句话，不用我再添点什么足够。杨沐说：“海南作者去北京必干三件事——爬长城、吃北京烤鸭、拜访李敬泽。”我们相处半月竟不知此人身价，讨教真经的机会错过了，几多可惜。这也不能全怪我。从昆明上车才过玉溪，除乔公外（彝族著名作家李喬），老大不小的男生都戏称我“老岳母”，辈分定在那儿，我得装模作样往“老”上靠。
其实，不搭理他们我是心虚。
你看那一茬年少郎，张口就飚文学理论全球风，前沿得超出国界与学科，有时还来几句英语，一概无法接口。一旦开黄腔，绝对一口的包谷味，一不小心会被他们“殖民”。无抓落的自保，除了闭口我无旁的招数，眼观车窗外，故作散淡状。李敬泽因事早离开这个采风团两天，临行前主动找我聊了几句，大意是我的《外婆》他看过，还行（这就是肯定了），拟发六期放在儿童文学类。题材属市井，眼光从儿童，放在儿童节恰好应景。
《人民文学》对我的眷顾、呵护、提携、推荐是多方面长时期的、持久性的。一个边地作者得他们如此厚爱，我很汗颜，这份情谊日久弥香，他们是我的恩人和文学海洋中的摆渡人。1990年，当时的副主编周明推荐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另一副主编韩作荣在桃园湖边的月亮广场现场赋诗为楚雄添彩;高远远赴楚雄指导我修改报告文学《他挑着担，他牵着马》。送高远去昆明乘机那天，正是伟人邓小平去世之日，我俩心情沉重，酹酒滇池，做了一次心祭。2008年，高远为我的《真爱长歌》在中作协会议室召开作品研讨会，前后张罗……
30余年，凡《人民文学》编辑们赴滇西，从没忘记看我一眼。因楚雄不是目的地，只能在路边鼓励我几句，先告知我大致行程，又温暖又感伤。一次次匆匆迎送，我傻傻地等在三家塘岔路口，手捧两个西瓜。
责任编辑：张永祥
这一期刊物是《人民文学》1987年1—2期合刊，编辑部有段发刊词很有力度：“我们的国家在‘双轮马车’上疾驰，一个轮子叫改革，一个轮子叫开放。新时期的文学从这‘双轮马车’上起飞，已经锻炼出了一双矫健的翅膀。时代的车轮迈进了1987年，我们的文学应当更自由更活泼地扇动双翅，朝向闪动着璀璨霞光的新的地平线。本刊将竭诚地为文学翅膀更为自由地扇动贡献力量！”
我有幸能在《人民文学》已经飞腾起来，更自由更活泼地扇动成熟的双翅之时，荣登“国刊”，当时并没怎么得意洋洋，原因有二：一是本期刊物因故收回，并没普遍面世，读到的人不是太多;二是在这之前，我已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两篇散文，喜极而泣、委屈而泪、感激而叹的冲动过去三年之后，学会了些收敛。意想不到的是这篇题为《山狗吠月》反响好动静大，几乎成了我习散文以来的坐标，被多家转载，还写进了北京大学出版的《当代文学史》，当成电大教材，堂而皇之叫开了。
我與《人民文学》结缘相当偶然。一个边地业余作者，初试笔墨阶段，几乎没勇气去仰望“皇家刊物”，能在地方报刊上发点补白，已经受宠若惊。我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第一篇散文是《岁月的回声》。此文写于一次搜集民间文学的采风活动，巧得一个民间歌手两句很形象的歌词“解放那年亲个嘴，直到如今还在甜。”也就这么两句，诱发了我无边思绪。这两句歌词艳得太直白大胆，在倒退几年的“运动”中，是要挨批斗的。是清明盛世的纯净，打开了人民心底的禁锢，怒放的花朵什么颜色皆不拒。以此为文眼，我写了金沙江边一位民间歌手，用有情的歌声润浸贫穷苦难的流年，韧性的生活在爱意不乏的翻身道情里。此文我先寄给了省刊，被退稿之后我都忘了这题笑嘻嘻的山歌。大年三十晚，多事的夫君将其投进邮筒，大胆写上《人民文学》的地址，去扣“国门”。
这是1983年初的事。
三个月之后，芮增瑞先生告诉我，第七期《人民文学》目录上，有我的散文。支支吾吾搪塞几句，并没当回事。稿不是我寄的，那时投稿不用邮资，谁投的我也拿不准，后来才知道原委。我正准备出文联大门去菜市场准备晚食，与邮递员撞了个满怀，接过大抱来稿和报刊，居然有一封《人民文学》大信皮上写着我的名字。急急展卷，拙作果然上了“皇榜”。吊着大门，一口气叫着嚷着读完泪雨滂沱，慌慌中如是捡到一粒良种，鼓励我继续耕耘这块山地。
那时，我的处境欠佳，怀疑我能写下去的议论种种，任何一款都冲着芮增瑞先生选错苗子，将一个带有猪屎味的女娃子挪来文联，实在贻笑大方，先生顶着的压力比我本人还要大。此文得张，芮老师比我还高兴那是自然——一个侧面印证着老师没选错我。
发表文章忘乎所以，在我仅此一次。有了这次鼓励，我接着向《人民文学》大胆寄出两题散文，先后都被采用。苦难中开出的三朵花，无疑鼓励着我与我生活在一起的山区民族一路前行，继续着边地书写火把漫卷，彝味很重的散章全部原生态，成活率还可以。有方家评介说我是“彝山土著”，连地域标签也贴上，无人识得我是重庆妹儿，只当我是柴火妞。那时，我不认得《人民文学》任何一位编辑，何以多次受宠云里雾里，在我的周围，传出我与马某某编辑有瓜葛是抬举我。国刊编辑什么人没见过，何苦拿一个腌菜女人去恶作人家！
我接触的第一位《人民文学》编辑是冼宁，一位差不多和我妈同辈的资深女编审。当时，我在《金沙江文艺》做编辑，其实更多的任务是通联和发行。发行事比通联还累人，我得用三轮车将刊物拖到公路边，找顺道货车带去昆明，再由书商往下分发，那时文联经费太少，不可能全部交邮路走。1984年初，我在武定山区文化站和学校争取发行量，芮老师电话请武定有关单位“找”我速归。心惊胆战回单位，原来美差一桩。《人民文学》来了个女编辑，需我陪去大姚赶赴昙华山的插花节。前后五天朝夕相处，受益匪浅，内中一个细节我和冼老师绝对忘不了。那时，昙华山还长在深山人不识，接待条件差，我们在楼板上睡通铺，为冼老师找了间烟草味极重的乡干部办公室做成临时“单间”，见被子太薄，我留下大衣让冼老师当被子用，还送去一盆栗炭火驱寒。离开昙华山时，冼老师忘了泡在茶杯里的假牙，一场寻找假牙的折腾我当主角，彝剧创始人杨森为我忙活。假牙没着落倒演了一场“小品”，听得一车人哈哈大笑。
这一路，我见冼宁老师豁口黑洞，咀嚼困难只喝汤。我又心酸又自责，藏两个清明粑粑没人时递给冼老师聊补进食之不足。
1985年初夏，我接到《人民文学》一份笔会邀请，大喜过望。芮增瑞老师在培养我的过程中，尽量提供条件让我接触大的文学环境。陪冼宁是一次搭桥，没有那次昙华山之行，此次高规格笔会一个省仅限一名，绝对轮不到我头上，无疑是冼宁引荐。她当时是《人民文学》散文组的头，资历足够推荐一位新人，我撞了大运。得知我要“进京赶考”，朋友们很闹腾了一阵子，送来西服一套皮鞋一双皮包一只。记得最早到会的，一个是我，一个是山西来的张平。当时我很土张平也不洋气，张平去买了一套深蓝毛料中山装，我去烫了个头（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进理发店）。第二天开幕，见人家那份随意潇洒，我和张平的正儿八经反倒古怪，不说也罢。
会议规格很高，安排在中直招待所，门前的后海连着中南海，无比高贵。一周时间，除一次爬长城外天天半天听大师们授课，如是听了半部当代文学史。大师们讲课很有风范，可以提问和讨论，很灵活。讨论也相当热烈，像文艺复兴时候的小舞台，人人都有绝活。我听都听不懂只好闷着。还有一位没怎么发言的是莫言，人家写的红萝卜都透明，意在不言中用不着呐喊，文章摆在那儿哩。笔会来的人最边远的是我，见我一声不吭主会者王蒙想启发我讲几句，又不明说，眼睛望着我说：“四川人怎么老拿性行为骂人？”——对不起，我也不知其所以然只好逃避，把头勾得低低的如坐针毡。这时有了笑声，是笑我的窘还是笑川人的粗口，我就不得知了。 晚上的文学沙龙有趣而激烈，因为心性和无大作为的心慌，我知趣地一律回避，错过了极好的碰撞机会，很可惜。中直招待所出门就是有名的什刹海，早晚必然乱窜，倒也见识了北京人的京味文化，草成一篇《京城，有这样一个去处》留给了《人民文学》，后来也有评论家肯定，很受鼓舞。
那几天，我认识了当年《人民文学》的所有编辑，散文编辑高远一席话点醒了我。他说：“咱们的来稿量每天用麻袋扛，你那篇初发的文章是冼宁发现的，山风一缕缕，民歌一调调，清新而纯朴，不发行吗？”记得冼宁紧跟了一句：“《人民文学》的来稿跟风气的不少，难得你那文章中可爱的个性。”
曾经与冼宁老师五个昼夜相随，竟没听她表白过。这修为够我学一辈子。
那次笔会我也有“料”，是一次洋相。去长城那天自带干粮，招待所准备好分装成袋。我这人一向放单，拎着一袋动作极快，一口气跑上八达岭长城制高点，见我的同伴们才在半道欲行欲止，我那份得意有点小人做派，来了一通指点江山的“好汉”造型之后，背靠长城享受午餐。这袋三明治太丰盛，我显然吃不了，遂取那可口的心心就水。这段长城峭立悬崖边，尚未长出新叶的老树茂密而有骨感，鸟窝层层高筑像些空中楼台，无数觅食的“家长”们在为巢中儿女勤奋忙活。我将那些三明治皮皮撕碎抛去空中，它们抢得快活，我抛得开心。紧跟上来的辽宁女作家边玲玲和另一女伴找我取午餐，我才知道坏菜了！拿不出她们那一份我好尴尬，我怎么就忘掉了出发前组织者说过三人一组有个照应？只好说我以为……全吃完了。得来个“大卫”之名很不女作家。
去北京前，芮增瑞先生许我多在京城住几天，开开眼界，用心何其良苦，这是要顶着压力为我创造与外界接触的条件，包括去拜拜“码头”。会议结束住处成了问题，进进出出都在冼宁老师家，其中还远走了一次承德。那个时段，北京人生活环境天宽地阔，住房却远不如我们边地小城宽敞，有留吃不留宿之说。冼宁老师家仅两室，安排四女两男，我和冼宁老师和她的准儿媳和小女彤彤将大床当成炕，横着躺。去承德归来，仅有一班车，冼老师早早为我订好返昆明的票，在火车站等候我至子夜，还是一家子。
次年，我得了去鲁迅文学院读书的机会，四个月的周日都赖在冼宁老师家，度过了一段有“娘”疼爱的舒心日子。若论情谊，远远超过编者与作者。我们亲人一般相处，什么话都可以放开说。直到这时，我才体会到冼宁老师独自一人撑持京门一家子的不易。冼宁老师出身大户，是北大才女，屈就不怎么有文化的机关“后勤”，图的是那人有一份好成分给家庭些庇护。那“后勤”在文革中分外活跃，造反先拿家庭下手，要赶冼宁母亲（地主成分）回广东接受批判。岳母也是娘，他居然下得了手。这桩婚姻解体有苦无处诉，我成了最好的倾诉对象。冼老师养了一群猫，它们是“父儿夫妻母女”，有猫的一家子亲亲热热做伴，更显出冼老师高雅的清凄——猫不会人语交流。
打搅人家这么长时间，一时无以回报。归来后总想有所回报，细细一想这家人什么都不缺。北京的冬天很好过，有暖气，季节交替那一段最难将息。楚雄出产优质丝绵，我做了两床薄丝绵被寄去。回赠的礼物比我赠的双倍还要多，是3斤特级纯羊毛粗线，一半中国红一半米色，还附了一张编织说明图样。这是我平生最高级的温暖，翻翻拆拆穿在我身上三十余年，那一缕深情足够对付楚雄不太长的冬寒，还有我多病的身体。
冼宁老师退休之后，将我托付给了高远。我年年投稿年年用，直到十年之后，我都不好意思。国刊的版面那么金贵，我得知趣让给别人。和冼老师的通信从没断。冼老师花甲之后终于有勇气迎接夕阳红，人情澎湃的一封诉衷情的信外带一张与老伴合影。他们对我笑得那么甜蜜羞涩，还有几分纯情的天真，可爱可敬可感！幸福的婚姻不分老少，何况他俩在一个大院相知有年。
《人民文学》对作者的关爱，很有优良传统，扶上马会送一程。关心着一个作者的成长，他们会追逐此人的写作信息。1996年，一位叫宁小龄的小说编辑，读过我在《大家》发表的中篇小说《重庆雾》，来了一封很长的约稿信，大意是很看重我描写重庆解放前夕那一段浑浊，各种社会势力的拉扯中，底层人民生活的众生相。鼓励我别光写散文，写小说的潜质也应发挥。试着写了一题《外婆》，责编是宁小龄，终审是后来当了中作协副主席的著名评论家李敬泽。
我与李敬泽相识也很偶然，那是1996年春季，一次半月之久的去西双版纳农垦系统采风的行走笔会。一路走来都到了老挝的南塔省，我才知道李敬泽来自《人民文学》。此人的名气有多大，借用海南女作家杨沐一句话，不用我再添点什么足够。杨沐说：“海南作者去北京必干三件事——爬长城、吃北京烤鸭、拜访李敬泽。”我们相处半月竟不知此人身价，讨教真经的机会错过了，几多可惜。这也不能全怪我。从昆明上车才过玉溪，除乔公外（彝族著名作家李喬），老大不小的男生都戏称我“老岳母”，辈分定在那儿，我得装模作样往“老”上靠。
其实，不搭理他们我是心虚。
你看那一茬年少郎，张口就飚文学理论全球风，前沿得超出国界与学科，有时还来几句英语，一概无法接口。一旦开黄腔，绝对一口的包谷味，一不小心会被他们“殖民”。无抓落的自保，除了闭口我无旁的招数，眼观车窗外，故作散淡状。李敬泽因事早离开这个采风团两天，临行前主动找我聊了几句，大意是我的《外婆》他看过，还行（这就是肯定了），拟发六期放在儿童文学类。题材属市井，眼光从儿童，放在儿童节恰好应景。
《人民文学》对我的眷顾、呵护、提携、推荐是多方面长时期的、持久性的。一个边地作者得他们如此厚爱，我很汗颜，这份情谊日久弥香，他们是我的恩人和文学海洋中的摆渡人。1990年，当时的副主编周明推荐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另一副主编韩作荣在桃园湖边的月亮广场现场赋诗为楚雄添彩;高远远赴楚雄指导我修改报告文学《他挑着担，他牵着马》。送高远去昆明乘机那天，正是伟人邓小平去世之日，我俩心情沉重，酹酒滇池，做了一次心祭。2008年，高远为我的《真爱长歌》在中作协会议室召开作品研讨会，前后张罗……
30余年，凡《人民文学》编辑们赴滇西，从没忘记看我一眼。因楚雄不是目的地，只能在路边鼓励我几句，先告知我大致行程，又温暖又感伤。一次次匆匆迎送，我傻傻地等在三家塘岔路口，手捧两个西瓜。
责任编辑：张永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