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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老经济”要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做好这个“加法”，将是下一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
中国经济在一两年内进入中速平稳增长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时，中国经济发展将会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中速增长期的动能问题也就凸现出来了。
目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约为8000美元，而美国超过5万美元，其他发达国家也在4万美元以上。这就决定了总体上中国仍处在追赶期，增长动能部分来自于既有经济部门的效率提升；部分来自于发展对中国来说是“新”，但在发达国家属于“老”的产业，主要是服务业；还有部分来自于创新前沿的成果。大部分增长动能还是来自前两部分，或者说源于广义上的“老经济”。
如何使“老经济”释放出“新动能”，关键是“老经济”要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做好这个“加法”，将是下一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从这个角度着眼，中速增长期的“新动能”大体上分布在以下领域。
一是基础产业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开放、改革、竞争。分析社会生产运营成本结构，能源、电信、运输、融资等成本占有相当大比重。这部分成本降不下来，与这些领域不同程度存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直接相关。因此，可在基础产业领域采取一系列实质性或标志性的改革举措，如放宽准入。从实际经验看，在国企垄断的行业中引入非国有企业，易于操作并取得成效。这类改革在提高行业效率的同时，也将带来可观的投资增量。有效的供给侧改革将扩大有效需求，这就是供给侧改革中供求双方的辩证法。从供给侧改革的近期任务看，基础产业的改革将成为降低全社会生产运营成本的最重要举措。
二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由分化而带动的优势企业成长。近期，地区和产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化，在部分企业盈利回升的同时，另外一些企业日子并不好过。当需求相对收缩、供给侧竞争加剧之后，分化就不可避免。那些在转型升级或创新方面率先行动的企业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反应迟缓或不行动者将“被组合”或淘汰出局。转型升级、创新驱动，需要一个具有强制力的机制或环境。供给侧竞争加剧就是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或环境。在此意义上说，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是被“逼”出来的。供给侧改革中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正是供给侧竞争加剧机制起作用后产生的要求。这套机制的有效性，将取决于与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相适应的筛选准则和市场纪律。
三是进一步对外对内开放促进服务业增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還有至少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是增长潜力最大的领域，其中包括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行业。另一个重要的增长领域是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行业，如医疗卫生、养老、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体育等行业。我认为，由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向服务业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势在必行。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先导性和开拓性。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创办多种类型的服务性企业、机构等，尤为重要。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和改革，打破服务业中的行政性垄断和不当限制，吸引社会资本更多进入服务业，推动公共资源、公共产品的市场化配置，形成服务业生产率全面提升的长效机制。
四是以互联网等新技术带动实体经济效率提升。这是近年来最令人注目、超出预期的一个领域。从网上购物、网约车到近期兴起的共享单车，通过加深信息密度、减少或消除信息不对称、线上线下结合优化资源配置等，不同程度地提升了效率，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方式。可以预见，互联网与流通和消费端的结合只是序幕，与生产领域的深度融合则具有更大潜能。中国在这一领域有市场广大、产业配套条件好等突出优势，已经或正在形成若干富有活力的区域创新中心，一批企业已经进入国际竞争前列，可以预见，更多的世界级大企业将会涌现出来。管理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顺应互联网融合实体经济大势的前提下，在发展初期给创新者更多的宽容，允许他们试错纠错，同时谨慎处理好相关冲突、矛盾。
五是激发创新前沿成果带来的增长动能。尽管中国总体上处在追赶阶段，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缩短，在某些领域还出现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的势头。比如，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及其应用、新材料等领域，已经涌现出一批高水平技术成果。当然，这些处在创新前沿的成果短期内尚难以成为大的增长动能，但对中国整体技术进步、更快进入创新前沿意义重大。迄今为止，中国在创新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产业应用和市场推广，原始创新或源头创新甚少。短板主要在基础研究或大学教育。补上这一短板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形成鼓励创造性的学术规范和包容性促进机制。
（来源：北京日报）
中国经济在一两年内进入中速平稳增长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时，中国经济发展将会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中速增长期的动能问题也就凸现出来了。
目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约为8000美元，而美国超过5万美元，其他发达国家也在4万美元以上。这就决定了总体上中国仍处在追赶期，增长动能部分来自于既有经济部门的效率提升；部分来自于发展对中国来说是“新”，但在发达国家属于“老”的产业，主要是服务业；还有部分来自于创新前沿的成果。大部分增长动能还是来自前两部分，或者说源于广义上的“老经济”。
如何使“老经济”释放出“新动能”，关键是“老经济”要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做好这个“加法”，将是下一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从这个角度着眼，中速增长期的“新动能”大体上分布在以下领域。
一是基础产业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开放、改革、竞争。分析社会生产运营成本结构，能源、电信、运输、融资等成本占有相当大比重。这部分成本降不下来，与这些领域不同程度存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直接相关。因此，可在基础产业领域采取一系列实质性或标志性的改革举措，如放宽准入。从实际经验看，在国企垄断的行业中引入非国有企业，易于操作并取得成效。这类改革在提高行业效率的同时，也将带来可观的投资增量。有效的供给侧改革将扩大有效需求，这就是供给侧改革中供求双方的辩证法。从供给侧改革的近期任务看，基础产业的改革将成为降低全社会生产运营成本的最重要举措。
二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由分化而带动的优势企业成长。近期，地区和产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化，在部分企业盈利回升的同时，另外一些企业日子并不好过。当需求相对收缩、供给侧竞争加剧之后，分化就不可避免。那些在转型升级或创新方面率先行动的企业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反应迟缓或不行动者将“被组合”或淘汰出局。转型升级、创新驱动，需要一个具有强制力的机制或环境。供给侧竞争加剧就是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或环境。在此意义上说，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是被“逼”出来的。供给侧改革中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正是供给侧竞争加剧机制起作用后产生的要求。这套机制的有效性，将取决于与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相适应的筛选准则和市场纪律。
三是进一步对外对内开放促进服务业增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還有至少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是增长潜力最大的领域，其中包括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行业。另一个重要的增长领域是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行业，如医疗卫生、养老、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体育等行业。我认为，由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向服务业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势在必行。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先导性和开拓性。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创办多种类型的服务性企业、机构等，尤为重要。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和改革，打破服务业中的行政性垄断和不当限制，吸引社会资本更多进入服务业，推动公共资源、公共产品的市场化配置，形成服务业生产率全面提升的长效机制。
四是以互联网等新技术带动实体经济效率提升。这是近年来最令人注目、超出预期的一个领域。从网上购物、网约车到近期兴起的共享单车，通过加深信息密度、减少或消除信息不对称、线上线下结合优化资源配置等，不同程度地提升了效率，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方式。可以预见，互联网与流通和消费端的结合只是序幕，与生产领域的深度融合则具有更大潜能。中国在这一领域有市场广大、产业配套条件好等突出优势，已经或正在形成若干富有活力的区域创新中心，一批企业已经进入国际竞争前列，可以预见，更多的世界级大企业将会涌现出来。管理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顺应互联网融合实体经济大势的前提下，在发展初期给创新者更多的宽容，允许他们试错纠错，同时谨慎处理好相关冲突、矛盾。
五是激发创新前沿成果带来的增长动能。尽管中国总体上处在追赶阶段，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缩短，在某些领域还出现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的势头。比如，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及其应用、新材料等领域，已经涌现出一批高水平技术成果。当然，这些处在创新前沿的成果短期内尚难以成为大的增长动能，但对中国整体技术进步、更快进入创新前沿意义重大。迄今为止，中国在创新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产业应用和市场推广，原始创新或源头创新甚少。短板主要在基础研究或大学教育。补上这一短板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形成鼓励创造性的学术规范和包容性促进机制。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