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中旬，日本电影评论家津村秀夫被提名出任《朝日相机》杂志的主编。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停刊了将近7年时间的《朝日相机》从1949年10月刊开始复刊。在津村秀夫的领导下，《朝日相机》开始稳步发展，到了1954年，该杂志的发行数量就达到了16万册。而这其中的一个原动力之一就是木村伊兵卫。
　　事实上，接任之时的津村秀夫对摄影其实并不熟悉，他唯一知道的能够拍摄日本战后社会现状的摄影家，就是当时被认为是日本报道摄影第一人的木村伊兵卫。他委托木村伊兵卫为复刊第一期杂志拍摄封面。当时在东京大轰炸中失去自己的房子和工作室的木村伊兵卫正为生计发愁，便非常高兴地答应下来。从此，木村伊兵卫就与《朝日相机》建立起长达二十多年的合作关系。

　　1949年《朝日相机》的11月刊登载了“战后美国摄影艺术”座谈会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木村伊兵卫看到了法国摄影家布列松的作品“圣拉扎尔火车站后面”。在那个时候，布列松这幅绝妙地体现了“决定性瞬间”的摄影作品显然是对木村伊兵卫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让他产生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1951年，当他在集团摄影第一次展览中再次看到布列松的作品“马蒂斯的生活”时，他痛切地意识到自己在摄影上的窘境。在1954年3月出版的《木村伊兵卫杰作摄影集》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反思，认为“自己并没有运用摄影技术所具有的现实性充分挖掘民众生活中的社会现实。如果不进行深刻的反省，便会一直懒懒散散地骄纵自己”。
　　为木村伊兵卫的创作带来转机的则是津村秀夫在1954年为他提供的一次大约四个月时间的欧洲旅行。第二年开始，木村伊兵卫在各个摄影杂志上发表他在欧洲拍摄的作品，举办了“木村伊兵卫国外旅行作品展”，并获得当年的菊池宽奖，也成为了第一位获得文部大臣艺术选奖的摄影家。同年8月出版了《木村伊兵卫国外旅行摄影集》。这段经历让木村伊兵卫与《朝日相机》建立起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两年后，木村伊兵卫与《朝日相机》杂志破例达成了一个协议，从1957年8月的《朝日相机》增刊号开始，“为了减轻木村的工作分量，提供一个能够让他安心专注与创作的场所”，木村伊兵卫成为《朝日相机》的专属摄影家。之后，他还一直担任《朝日相机》的特别顾问，并以“医生”的名号，参与相机器材栏目《新器材诊断室》的制作。那个时期的日本，正是摄影杂志的“战国”时代，有木村伊兵卫这位日本摄影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加盟，对《朝日相机》的发展自然是带来了巨大的帮助。
　　1974年5月31日，木村伊兵卫因心肌梗死病逝。1975年，为了纪念他对日本摄影的贡献，并让他的业绩流传后世，《朝日相机》杂志的主办单位朝日新闻社设立了木村伊兵卫摄影奖。设立当初的定位便是以在不同媒体上积极开展创作活动的新人为对象的摄影新人奖，不分专业、业余，也无年龄限制，以每年1月至12月通过杂志、摄影集、摄影展等媒介发表的作品为考察对象，奖励在摄影创作及展示上取得优秀成果的新锐摄影家。奖金为30万日元，后来提高到100万日元。时至今日，木村伊兵衛摄影奖一共举办了45回，成为了日本最重要也最有影响力的摄影奖项之一，获奖者达57位，培养了很多在日本乃至全世界都相当著名的摄影家。
　　与其他很多摄影奖不同的是，木村伊兵卫摄影奖不是采用投稿制而是提名制。每年邀请摄影领域的权威人士作为提名人，向《朝日相机》编辑部推荐他们认可的优秀摄影家，然后从中选出一批最终候选人，最后由评委从最终候选人中选出当年的获奖者。
　　为了保证评选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该奖项在评委体制上也下了很大的工夫。第一回的评委为摄影评论家伊奈信男、小说家五木宽之、摄影家筱山纪信、摄影评论家渡边勉以及《朝日相机》主编冈见璋。从中可以看出，木村伊兵卫摄影奖设立初期非常重视其他创作领域对摄影的理解与影响，往往会邀请一些文学家、电影导演参与评选，如安部公房、大岛渚、大江健三郎等人都曾经担任过评委。虽然这样的现象也被人理解为是摄影对文学抱有自卑感，但如果回到那个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就能发现，在当时摄影与文学、电影、艺术等其他创作领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互动与交流，这种开放的评委体制很有可能并不是因为摄影对文学的自卑，而恰恰体现了跨领域交流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摄影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或许就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摄影家不是困在摄影范畴内闭门造车，而是大量吸收了来自其他领域的精神养分与启发。
　　不过，从第11回开始，木村伊兵卫摄影奖的评委体制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但没有其他领域的人士参与，连摄影评论家也不在其列，基本上维持四位摄影家 《朝日相机》主编这样的阵容。按照日本摄影评论家饭泽耕太郎的推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其他创作领域的人很难对纯粹的摄影表现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也许是考虑到摄影评论家“在面对那些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人的时候难免会代入自己的感情”。这样一种以摄影家为中心的评委体制直到2017年小说家平野启一郎的加入才再次发生改变。

　　评选体制是一个摄影奖项的核心，只有保证评选上的公平性、公正性、客观性与专业性，才能够发现真正优秀的摄影作品，才能够培养出杰出的摄影家，推动整个摄影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一个合理的评选体制是摄影奖项保持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关键，也是让摄影奖持之久远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木村伊兵卫摄影奖能够成为日本最重要的摄影奖项之一，上述这种经过严格设置的评选体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于该奖项与日本文学界的芥川奖一样，是授予那些追求摄影表现上的纯粹价值的摄影家，因此也被称为摄影界的芥川奖。纵观日本摄影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状况，可以说，经由木村伊兵卫摄影奖的评选体制严格选拔出来的摄影家，基本上构成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日本摄影最重要的摄影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木村伊兵卫摄影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并推动了日本摄影的发展状况。

　　该奖项设立最初的十年，日本刚刚从围绕东京奥运会、大阪世博会以及安保运动而发生的社会运动浪潮中摆脱出来，是一个开始冷静反思社会问题的时代。原本在社会运动中酝酿出来的狂躁、叛逆的风格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相对冷静的、反思性的视线成为摄影表现的主流。这样的趋势就集中体现在木村伊兵卫摄影奖获奖者的作品之中。

　　第1回的获奖者北井一夫在社会运动高涨时期曾经拍摄了《抵抗》、《三里塚》等以学生运动、反对建造成田机场为主题的摄影作品，但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将目光投向自己，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他的获奖作品《走向村庄》所拍摄的就是农村朴素的风景、朴素的生活。冲绳摄影家平良孝七从1970年开始关注冲绳的历史、文化与信仰，凭借朴素地拍摄冲绳社会生活背景的作品《南风》成为第2回获奖者。之后，第3回获奖者藤原新也的海外旅行摄影作品《印度行脚》、《天寿国遍行》、《逍遥游记》，第4回获奖者石内都以老旧木制公寓为主题的作品《公寓》，第5回获奖者中的倉田精二关注都市人生活状态的《街头·摄影·随机抽样·东京75-79》，第6回获奖者江成常夫关注战时新娘、以照片与文章相组合的“照片·非虚构”的方式创作的《新娘的美国》，第7回获奖者渡边兼人与小说家金井美惠子共同创作的、私小说式的文章与白日梦般的照片相组合的作品《既视的街道》，第8回获奖者北岛敬三拍摄的充满异样气息与恐怖感的《纽约》，这些作品都是以纪实摄影的方式对现实社会的问题进行挖掘与审视。显然，在那个时期，虽然新闻报道摄影已经式微，但是长期发展形成的摄影上的思维方式、观察视角与创作概念依然是当时摄影领域的主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泡沫经济发展逐渐达到巅峰，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专门以摄影作品作为艺术品进行销售的摄影画廊，这样的现象也推动了日本摄影的发展。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一些摄影家开始从类型学、地形学的角度出发去深入探讨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与变化。木村伊兵卫摄影奖的评选方向也开始发生转变，不再强调那种通过印刷媒介进行发表的、带有日本纪实摄影传统色彩的作品，评选的角度更为丰富，除了纪实类摄影作品外，拍摄自然风光的作品也进入评委的视野，如三好和义的《乐园》、星野道夫的《阿拉斯加 如风物语》等。值得强调的是，一些以摄影展为主要发表媒介、强调摄影作品在空间上的可能性的作品，以及追求摄影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可能性的作品开始成为关注的焦点，如第14回获奖者宫本隆司的作品《建筑的默示录》、第16回获奖者今道子的作品《EAT Recent Works》，第17回获奖者柴田敏雄的作品《日本典型》、第18回获奖者Kobayashi Norio（小林のりお）的《First Night》、第22回获奖者畠山直哉的作品《石灰工程》等。这些作品的获奖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些全新的创作方向，对之后的日本摄影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到了2000年前后，木村伊兵卫摄影奖的获奖者群体再次出现新的变化，那就是女性摄影家的崛起。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安保运动以来，就有很多日本女性参与到政治运动中去，质疑主妇与母亲这样的性别角色分工。上世纪70年代受反越战运动影响，日本开始出现新的女性解放运动。1985年日本通过了联合国为消除对妇女的歧视、争取性别平等制定的一份重要国际人权文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6年開始实施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1987年出现了探讨“带孩子上班”问题的“美龄论争”。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女性时代”的呼声。1991年，在策展人笠原美智子的策划下，东京都写真美术馆举办了日本第一个探讨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问题的摄影展《女性的自拍照》。与此同时，随着照相机日益小型化、自动化，摄影技术门槛也日益降低，摄影开始成为日本高中女生的一种娱乐活动。这些综合因素的催生下，日本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女摄影家。 　　这种趋势也因为2001年长岛有里枝、蜷川实花、HIROMIX三人同期获得第26回木村伊兵卫摄影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酵。在这之前的20多年里，该奖项的获奖者中只有三位女性摄影家。而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为止，则一共有16位女性摄影家获奖，甚至在2018年的时候出现所有最终候选人都是女性摄影家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木村伊兵卫摄影奖对日本女性摄影家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她们之中的很多人都在摄影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如长岛有里枝、川内伦子、有机·奥诺黛拉、志贺理江子等人，不仅在日本国内，在世界上都获得很高的评价。

　　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全球传播时代的到来，日本摄影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摄影表现、摄影观念的影响，在创作上也出现了新的转变。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来自当代艺术领域的影响。从摄影家作品的发表媒介上看，很多日本摄影家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印刷媒介，在展示方式上也不再只是平面式的陈列悬挂，而更注重作品的空间性，通过摄影装置的方式，将摄影作品与展示空间的特性相协调，追求多重感官上的感知效果。从木村伊兵卫摄影奖的获奖者来看的话，如Honmatakashi、铃木理策、松江泰治、Onoderayuki、泽田知子、志贺理江子、Takagi Kozue、岩根爱等人的创作都是以空间性展示为出发点展开的。他们的作品往往不只是在摄影谱系中得到讨论，在当代艺术领域中也深受关注。
　　作为一个摄影领域的新人奖，木村伊兵卫摄影奖的目的和作用并不是对既有的成功摄影家进行追认和评价，而是更多地面向未来，在探索和把握未来的摄影发展方向的前提下，挖掘尚未可知的新生力量，预测摄影未来的发展方向。纵观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这个摄影奖很好地做到了一个摄影新人奖应该具有的公正性、公平性、专业性和前瞻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和引导了日本摄影的发展。
　　不过，网络媒介与智能手机的迅猛发展，对传统的纸质媒体以及照相机行业造成了严重的挤压。《朝日相机》于2020年4月宣布停刊，日本摄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发表和讨论的平台。原本隶属于朝日相机编辑部的木村伊兵卫摄影奖事务所则转到朝日新闻旗下的新闻网站AERA dot.编辑部。今年3月25日主办方朝日新闻社宣布，因新冠疫情的缘故，2020年日本国内的摄影展和摄影集的数量都大幅减少，导致今年的木村伊兵卫摄影奖无法像往年一样进行评选，故而暂定延期到2022年举行。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故，不免让人担忧这个摄影奖未来将何去何从。不过，木村伊兵卫摄影奖的重要性在日本社会中早已经深入人心了，現在这样一种隐含着诸多不确定因素的转折期，既是一个危机重重的时刻，但同样也是充满新的机会与可能，没有了《朝日相机》这种纯摄影范畴的平台，木村伊兵卫摄影奖或许反而能够获得一个更为开放的视野，能够更好地把握摄影未来的发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