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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沫沙何许人?著名的杂文大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跃上文坛。但真正让廖先生轰动全国名闻天下,则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了。
廖沫沙和作家邓拓、历史学家吴晗,20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的《前线》杂志上曾合开过一个杂文栏目“三家村札记”。“文化大革命” 一开始,“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样,就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特大毒草”,在全国批判。三人无一例外的被打成“反革命黑帮”。“三家村”被作为“文革”的第一道“祭品”,放上祭坛。浩劫十年,邓拓以死抗争,吴晗饮恨而死,廖沫沙遭到长期监禁。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空前的文字狱冤案才得到彻底昭雪。这时候,“三家”之中只有廖先生“一家”幸存了。
1981年,我曾读过廖沫沙的一篇谈读书的短文。《中学生阅读》准备创刊时就约请他写文章。没有多久,收到了先生的回信:
宝民同志:
来信悉。万分抱歉,我实在抽不出时间为贵刊(《中学生阅读》)撰稿;旧作《读书、多读书、读好书》,存稿正付印《杂文集》,我无从修改。倘贵刊认为可以改编录用,那就请你们自己删节,我完全同意。(请在刊用时注明文章来自原《湖南日报》所载,本刊有删节),倘不合用,弃之可也。
不过,我认为贵刊是十分重要的刊物。当前中小学生读物很少,对他们教育引导,使之走上读书自学成材之路,极端重要。我记得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上海开明书店曾出版过一本《中学生》杂志,影响很大。你们的刊物出版,也将同样成为中学生必读的书刊。我祝你们出版成功,风行于全国中小学校!
廖沫沙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八日
信中说的《中学生》,指1930年在上海创刊的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开明书店出版,著名作家、语文教育家夏丏尊、叶圣陶编辑。这本“中学生必读”的一代名刊,令后辈我等至今倾慕不已。廖先生的鼓励,自当铭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组稿的事,就想到对他原来的文章压缩改写,这样也更适合《中学生阅读》的读者。我给他写信说了这个意思,并说去北京当面聆教。行前,我已整理出了文章“初稿”。
一到北京,就与廖先生通话,约定了见面时间,问清了住址。他当时住在前门附近一幢高层住宅楼里。这类住宅楼是“文革”后期建的,上世纪80年代初曾安排过不少作家、艺术家及著名人士,今天看来样式陈旧、面积狭窄,大大落后了。那天,我是提前吃了晚饭去的,廖先生已在客厅等我,先生待人亲切平易。我拿出文章请先生过目,他笑着说了一句“已经写好了”,就看起来。看后他表示满意,只提出几个地方可稍作增删。我就在另一张桌边修改,廖先生和夫人在看电视。千字短文,改动的又不多,很快改完,我工整地重抄了一份,再请他审读。他浏览一遍,说:“好。”和廖先生夫妇又闲聊了一会儿,我就起身告辞。前后时间不过两个小时。这篇文章刊登在1984年《中学生阅读》第2期。
回住所的公交车上,陈年旧事浮现脑际:我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1966年6月,风暴骤起,我当时在一所中学教语文,与远在北京身居高位的邓拓、吴晗、廖沫沙毫无干系,只因为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小文章,竟然被上挂下联地诬为“三家村”的“黑走卒”,株连受祸,进了“牛棚”。想不到过了17年,倒与“三家村”“主将”之一有了联系,而且“登堂入室”代他执笔为文。这真应了一句老话:世事难料,历史如戏。
廖沫沙和作家邓拓、历史学家吴晗,20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的《前线》杂志上曾合开过一个杂文栏目“三家村札记”。“文化大革命” 一开始,“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样,就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特大毒草”,在全国批判。三人无一例外的被打成“反革命黑帮”。“三家村”被作为“文革”的第一道“祭品”,放上祭坛。浩劫十年,邓拓以死抗争,吴晗饮恨而死,廖沫沙遭到长期监禁。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空前的文字狱冤案才得到彻底昭雪。这时候,“三家”之中只有廖先生“一家”幸存了。
1981年,我曾读过廖沫沙的一篇谈读书的短文。《中学生阅读》准备创刊时就约请他写文章。没有多久,收到了先生的回信:
宝民同志:
来信悉。万分抱歉,我实在抽不出时间为贵刊(《中学生阅读》)撰稿;旧作《读书、多读书、读好书》,存稿正付印《杂文集》,我无从修改。倘贵刊认为可以改编录用,那就请你们自己删节,我完全同意。(请在刊用时注明文章来自原《湖南日报》所载,本刊有删节),倘不合用,弃之可也。
不过,我认为贵刊是十分重要的刊物。当前中小学生读物很少,对他们教育引导,使之走上读书自学成材之路,极端重要。我记得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上海开明书店曾出版过一本《中学生》杂志,影响很大。你们的刊物出版,也将同样成为中学生必读的书刊。我祝你们出版成功,风行于全国中小学校!
廖沫沙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八日
信中说的《中学生》,指1930年在上海创刊的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开明书店出版,著名作家、语文教育家夏丏尊、叶圣陶编辑。这本“中学生必读”的一代名刊,令后辈我等至今倾慕不已。廖先生的鼓励,自当铭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组稿的事,就想到对他原来的文章压缩改写,这样也更适合《中学生阅读》的读者。我给他写信说了这个意思,并说去北京当面聆教。行前,我已整理出了文章“初稿”。
一到北京,就与廖先生通话,约定了见面时间,问清了住址。他当时住在前门附近一幢高层住宅楼里。这类住宅楼是“文革”后期建的,上世纪80年代初曾安排过不少作家、艺术家及著名人士,今天看来样式陈旧、面积狭窄,大大落后了。那天,我是提前吃了晚饭去的,廖先生已在客厅等我,先生待人亲切平易。我拿出文章请先生过目,他笑着说了一句“已经写好了”,就看起来。看后他表示满意,只提出几个地方可稍作增删。我就在另一张桌边修改,廖先生和夫人在看电视。千字短文,改动的又不多,很快改完,我工整地重抄了一份,再请他审读。他浏览一遍,说:“好。”和廖先生夫妇又闲聊了一会儿,我就起身告辞。前后时间不过两个小时。这篇文章刊登在1984年《中学生阅读》第2期。
回住所的公交车上,陈年旧事浮现脑际:我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1966年6月,风暴骤起,我当时在一所中学教语文,与远在北京身居高位的邓拓、吴晗、廖沫沙毫无干系,只因为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小文章,竟然被上挂下联地诬为“三家村”的“黑走卒”,株连受祸,进了“牛棚”。想不到过了17年,倒与“三家村”“主将”之一有了联系,而且“登堂入室”代他执笔为文。这真应了一句老话:世事难料,历史如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