膝骨性关节炎“重治在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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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骨性关节炎的治疗,应当筋骨同治,尤重在筋。临证应结合生物力学、弓弦理论、经筋理论,采用传统正骨理筋手法、推拿手法、针刀疗法及导引功法,平衡经筋经络气血,发挥调补肝肾、理筋壮骨的作用,从而改善膝关节周围软组织力学平衡、平调经筋气血经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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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治疗肩关节周围炎选穴方式繁多,传统针刺取穴包括局部取穴、辨经取穴、循本经远端取穴、循同名经远端取穴、巨刺取穴法;现代针刺取穴包括肌筋膜触发点理论取穴、肌肉起止点取穴、全息理论取穴、耳针理论取穴、腹针取穴;经验取穴包括条口透承山穴、阳陵泉穴、肩痛穴、肾关穴;综合取穴包括远近配穴法、对应取穴法。遵循分期施治原则采用远近配穴的方式,构成目前穴位优选的大致方向,而具体的穴位方案需综合考量多种因素。由于影响因素众多,临床上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穴位优选方案,综合考量众多因素后的选择,才是针刺治疗肩关节周围炎穴位的优
矮身材以脾肾虚为本,心肝血虚为标。元阳(肾阳)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原动力,脾阳是儿童生长发育的根基。扶阳理论应用于小儿矮身材是通过温阳、扶阳、固阳等手段,补充小儿阳气不足及恢复阳气的正常运行、输布,最终达到扶正祛邪、阴平阳秘的目的。
中医时间医学是根据五运六气推断各个年份的气候变化指导临床治疗,四季节律用来养生、调理阴阳,月节律月相的盈亏用来治疗妇科病,日节律昼夜节律性用来指导疾病的盛衰和阴阳的调理等。时间医学在中医治疗中的应用可揭示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并指导疾病的诊治,对失眠、心悸、发热等疾病可进行有效的时间辨证,并进行择时治疗。
肾病的发生发展与“微毫之毒”关系密切。“微毫之毒”起病隐匿,难以察觉,或潜伏于内,或伴随他邪,或猝然而发而踪迹难寻,因于渐变,成于质变,多忽视而不察。且起于“微毫之毒”,渐成“显明之毒”,终归“张狂之毒”,可流于经络,亦可深入脏腑,随之耗气伤血,损阴伤阳,变化多端,终成胶结难除之病根、诸症不消之源头。临证时应兼顾“微毫之毒”,根据病情轻重,给予本身即有解毒功效的解毒排浊、辟秽宣达之药物。气分兼有外感者予金银花、连翘等;兼有水肿者予白花蛇舌草、半枝莲等;毒邪潜伏日久,可选择入血分之品,如水牛角、紫草等。
相火为肾精功能的体现、五脏六腑运行的源动力;相火致病有相火妄动和相火虚衰两种;肾精元气不足、相火功能异常是帕金森病的发病基础。因此,治疗中以滋补肾精元气、调理相火为指导原则;同时参合次要症状,调理相火之虚妄,使相火动而有节,继续发挥“少火生气”的原动力作用。临证时重在辨证施治:(1)肾精不足、相火妄动证,治法为滋补肝肾、引火归位,方药为知柏地黄汤加减,病程日久者以引火汤加减;(2)元阳不足、相火虚衰证,治法为补火助阳、温通筋脉,方药为真武汤或右归丸加减,病程日久者以地黄饮子加减。
方剂配伍理论是方剂学研究的核心。对于方剂配伍理论的研究,除传统的君臣佐使组方、性味配伍、升降浮沉配伍、七情和合配伍外,现代学者还提出了框架配伍、组分配伍、功效配伍、剂型更换配伍等。但是,现有研究亟须界定方剂配伍理论中原则、形式、方法、规律等各种概念的内涵、外延,进一步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理论框架;单一配伍理论较为片面、单薄,无法体现方剂配伍特点及组方思路,需综合运用多种配伍理论。此外,多数研究仅针对单味药的组分配伍,需进一步加强对多于三味药物之间组分配伍分析,明晰药材组分,以更好地应用组分配伍理论
从整体观念出发,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辨证论治,在化疗过程中运用炙甘草汤、三黄抗氧化方、益气养心汤等中药汤剂以及心脉隆注射液、丹参注射液、参芪扶正注射液等中药注射液,能够有效改善化疗带来的心功能降低、左心射血分数下降、心电图异常及生物学指标异常。目前,对于中药防治化疗药物心脏毒性作用机制的理论研究日趋完善,涉及抗心肌细胞凋亡、改善钙离子水平、调节线粒体途径的细胞凋亡等,为临床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今后需进一步加强各复方中药成分的作用机制研究,同时开展大样本、多中心临床随机对照研究,以提高临床证据等级。
督灸可纠正骨髓抑制、提升白细胞、降低放化疗胃肠道副作用及辅助治疗癌因性疲乏、癌性疼痛等。督灸治疗恶性肿瘤具有“因病而治”“因人而治”的特点,能够达到调和阴阳、扶助正气,温肾健脾、培元补气,温通经络、散寒止痛之功效。但督灸治疗恶性肿瘤的研究亦存在一定的缺点,如督脉灸临床试验研究样本量较小,随机对照研究设置不严谨,缺乏多中心合作的临床数据等,故今后需进一步加强合理的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同时从分子生物学、基因表达、免疫机制等方面加以探讨,以进一步明确督灸对恶性肿瘤的作用机制。
秦景明与赵献可均为明代医易会通的代表医家,赵献可在命门学说上多有创见,秦景明则长于对龙雷相火的阐释,两位医家在学术观点上有诸多碰撞:一是对人身的主宰有不同的认识;二是在养生观念方面持有不同的看法;三是调伏龙雷相火———引火归元还是壮水之主?二者的治疗方法截然相反。赵献可认为,命门为人身主宰;而秦景明从后天有形之脏腑的范畴考虑,认为赵献可的论述超出了《黄帝内经》所论述的范围。二人医易思想之不同源于他们对易学与医理的不同认识。
糖尿病(消渴病)可分为脾瘅期、消渴病期、消瘅期。脾胃的生理功能可归纳为“备化”。脾瘅期为“备化过盛”,消渴期为“备少化多”,消瘅期为“无备无化”。糖尿病的整个发病过程,是以脾热为核心,即从生理的脾常备化状态,发展为备化过盛的脾瘅,再进一步发展为备少化多的消渴病,最终发展至无备无化致五脏皆柔弱的消瘅。当进入并发症时期,则因个体的差异出现心、肾、肺、肝的损伤或兼有多种不同的表现。故临证应始终以恢复“脾常备化”为治疗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