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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时文学出版的式微，实际上离不开两个向度：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本身。因为，文学创作是文学出版的源头，文学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文学创作——两者是相互依存与相互促进的。
一
中国的文学创作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曾经出现过一个复兴的高潮，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戏剧，每一篇作品问世后都曾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班主任》《伤痕》这些今天看来略显稚嫩的作品，曾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致橡树》《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曾让不同阶层的读者激动不已。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多种传媒的兴盛，一批作家主体意识的缺失，中国的文学创作数量虽然还在不断增长，但质量却有所下降。比如从近年长篇小说最为权威的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结果来看，尽管千挑万选，但还是缺少那种史诗性的佳作。作家不乏对现实的生动描摹，无论是展示生活的沉重还是对丑恶的批判，但缺少那种有深刻的思想性、优雅的文学品质的力作。仍然在坚持写作的作家们，面对物欲的诱惑，大多数也无法安下心来精心地打磨自己的作品。少数作家把写作当成“码字”，日书万言，不断重复自己。还有些作家，缺少中国文化的底蕴，漠视中国文学的传统，反而拜倒在西方现代派作家的石榴裙下，以模仿为能事，从一个国家模仿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流派“借鉴”到另一个流派，人们甚至可以从作品中很明显地找到某某国家、某某作家的痕迹。诗歌的创作更是成为少数人的坚持，尽管目前也还有不少诗歌刊物，但已很少有让读者熟知的作品。近年来，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经尖锐地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失落。顾彬作为一个德国汉学家在谈论中国文学时显然有些片面与极端，但他的批评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困窘。清华大学的肖鹰在《当下中国文学之我见》一文中曾指出：“当下中国文学处于非常的低谷——方面，从外部条件来看，文学遭遇了来自电子媒介艺术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学在文化生活的结构上被边缘化，其社会影响力跌落到微乎其微的程度；另一方面，从内部状态来看，文学的自由创作精神和理想意识严重退落，这既表明作家群体文学原创力的普遍下降，也表现为批评家群体的批评意识和批评能力的普遍下降。”
当然，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不景气并不是说作家的创作就完全没有一部可以值得一提的佳作，只是相对新时期而言，是整体上的一种沉寂；相对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是一种暂时的塌陷。中国文学创作的尴尬，可想而知就会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出版。“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俗语，用在这里就十分形象。
中国的文学出版并不是乏善可陈，从开卷的排行榜上，我们每月都可以看到有不少新书出现。但我们细致分析，就发现近年来的文学畅销书主要集中于引进版图书、青春文学以及一些“类型化”写作的图书，如悬疑、穿越、职场等，真正的文学作品寥寥无几。文学出版质量的缺失固然与文学创作有密切的关系，但文学出版的自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二
分析文学出版质量下降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外部与内部两个主要方面。从外部来看，一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出版社的意识形态色彩减弱，图书的商品属性得到了加强与全社会的认同。出版社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出版社由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变，这样，出版社就面临着不仅要重视社会效益更要重视经济效益的局面。因此，出版社的资产收益和人均创利如何成为考核的重要指标，出版社在选择出什么与不出什么方面更多地考虑的是经济效益。二是随着中国商业社会的渐趋成熟与不断发展，整个社会重商与金钱崇拜的风气日益浓厚，作为社会一员的出版社无疑也受到整个社会的浸润，在出版计划的安排与出版品种的实施上，急功近利与饥不择食也就时有所见。三是由于不同传媒手段的涌现，特别是数字出版技术与互联网的发展，文学阅读的时间受到挤压，纸介质图书，包括文学图书的空间越来越狭小。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但对于文学，确是致命的一击。虽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文学创作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在互联网上，作者、出版者、读者融为一体，文学创作的自由与全民性得到了体现，但互联网的优点也成了文学生产致命的缺点。作者有了写作的自由，有了发表的自由，但读者却没有了阅读经过编辑认真选择的优秀作品的机会。良莠并存，垃圾遍地，无节制的写作成了对文学及文学出版的戕害。四是图书品种与数量的持续增加，新时期之初井喷式的阅读冲动已经减弱，文学作品的单册销量锐减，消费制约生产，出版社拼命增加新书的数量，但经济效益并没有得到改善。从内部来看，文学出版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与出版社自身也有很大关系。一是部分出版社文化使命感淡漠，价值取向偏离。不管图书质量如何，不管出版后的社会影响如何，只要能为出版社带来经济效益，出版社便“照单全收”。这种现象虽然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迁有关，但与出版人文化追求的缺失，也有密切的关系。出版社不能说每一本书都有重要的社会影响与文化积累价值，但在出版社图书结构的安排上，必须有一部分具有原创价值，具有一定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品安排出版。日积月累，出版社的特色也就得到显现。二是出版社缺少创新意识，重复出版、跟风出版盛行。因为这种跟风与重复出版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不需要去“站在文学的高度”千挑万选。所以有一些在新时期风头甚健的文艺出版社放弃专业追求，大量安排出版教材教辅和生活类图书。出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选择什么与不选择什么，体现了出版人的境界。近年来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的缺失，诗歌的冷落，黑幕文学、两性文学的流行皆缘于此。三是由于出版社目前仍属于审批制，每一个省都有相同门类的出版社，每一个省都有独立的出版需求与出版资源，尽管上下疾呼改革，很多文艺类出版社至今仍缺少创造力，缺少影响力，甚至生存都难以为继。关键是出版社不管经营如何，目前仍然是“只生不死”。计划体制下具有行政色彩的出版社，体制的安排上先天不足，出版社内部缺少创造的冲动也就不足为奇。
三
文学出版路在何方?我以为，首先，需要改善文学创作与阅读的大环境。无论是政府还是知识界，都要重视文学重塑人类心灵、人的精神世界的作用。政府要提倡阅读，通过设立全国的读书日、读书节来强调阅读在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鼓励人们通过阅读来提高自身的修养与素质。同时，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都需要有真知灼见的批评，而不是当下盛行的圈子式与红包式的奉承。这样，才能让作家与出版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出版有独立思考的、充满睿智的佳作。另一方面，需要作家们在拜金和拜物的狂潮中清醒过来，通过自省与努力，创作出代表中国文学高度的作品。就出版自身而言，一方面，要继续加大改革力度，让出版社在竞争中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特别是文艺出版社要回归本位，要通过出版优秀文艺作品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需要政府部门设立专项基金，或者通过评奖，支持纯文学出版物的出版；另一方面，出版社必须从文化建设的高度出发，拿出一部分资金，出版那些虽然暂时没有经济效益但确实具有思想性与审美性的作品。要注意扶持新人，出版那些具有潜质的新人新作。更要注意选择出版那些具有独立精神追求与思想、艺术探索的佳作。我们相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尽管中国文学出版正处于低谷，但当人们清醒过来后，一个新的文学出版的高峰会如期而至。
参考文献：
[1]肖鹰，当下中国文学之我见[J]，北京文学，2010，(1)
一
中国的文学创作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曾经出现过一个复兴的高潮，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戏剧，每一篇作品问世后都曾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班主任》《伤痕》这些今天看来略显稚嫩的作品，曾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致橡树》《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曾让不同阶层的读者激动不已。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多种传媒的兴盛，一批作家主体意识的缺失，中国的文学创作数量虽然还在不断增长，但质量却有所下降。比如从近年长篇小说最为权威的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结果来看，尽管千挑万选，但还是缺少那种史诗性的佳作。作家不乏对现实的生动描摹，无论是展示生活的沉重还是对丑恶的批判，但缺少那种有深刻的思想性、优雅的文学品质的力作。仍然在坚持写作的作家们，面对物欲的诱惑，大多数也无法安下心来精心地打磨自己的作品。少数作家把写作当成“码字”，日书万言，不断重复自己。还有些作家，缺少中国文化的底蕴，漠视中国文学的传统，反而拜倒在西方现代派作家的石榴裙下，以模仿为能事，从一个国家模仿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流派“借鉴”到另一个流派，人们甚至可以从作品中很明显地找到某某国家、某某作家的痕迹。诗歌的创作更是成为少数人的坚持，尽管目前也还有不少诗歌刊物，但已很少有让读者熟知的作品。近年来，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经尖锐地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失落。顾彬作为一个德国汉学家在谈论中国文学时显然有些片面与极端，但他的批评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困窘。清华大学的肖鹰在《当下中国文学之我见》一文中曾指出：“当下中国文学处于非常的低谷——方面，从外部条件来看，文学遭遇了来自电子媒介艺术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学在文化生活的结构上被边缘化，其社会影响力跌落到微乎其微的程度；另一方面，从内部状态来看，文学的自由创作精神和理想意识严重退落，这既表明作家群体文学原创力的普遍下降，也表现为批评家群体的批评意识和批评能力的普遍下降。”
当然，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不景气并不是说作家的创作就完全没有一部可以值得一提的佳作，只是相对新时期而言，是整体上的一种沉寂；相对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是一种暂时的塌陷。中国文学创作的尴尬，可想而知就会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出版。“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俗语，用在这里就十分形象。
中国的文学出版并不是乏善可陈，从开卷的排行榜上，我们每月都可以看到有不少新书出现。但我们细致分析，就发现近年来的文学畅销书主要集中于引进版图书、青春文学以及一些“类型化”写作的图书，如悬疑、穿越、职场等，真正的文学作品寥寥无几。文学出版质量的缺失固然与文学创作有密切的关系，但文学出版的自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二
分析文学出版质量下降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外部与内部两个主要方面。从外部来看，一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出版社的意识形态色彩减弱，图书的商品属性得到了加强与全社会的认同。出版社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出版社由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变，这样，出版社就面临着不仅要重视社会效益更要重视经济效益的局面。因此，出版社的资产收益和人均创利如何成为考核的重要指标，出版社在选择出什么与不出什么方面更多地考虑的是经济效益。二是随着中国商业社会的渐趋成熟与不断发展，整个社会重商与金钱崇拜的风气日益浓厚，作为社会一员的出版社无疑也受到整个社会的浸润，在出版计划的安排与出版品种的实施上，急功近利与饥不择食也就时有所见。三是由于不同传媒手段的涌现，特别是数字出版技术与互联网的发展，文学阅读的时间受到挤压，纸介质图书，包括文学图书的空间越来越狭小。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但对于文学，确是致命的一击。虽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文学创作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在互联网上，作者、出版者、读者融为一体，文学创作的自由与全民性得到了体现，但互联网的优点也成了文学生产致命的缺点。作者有了写作的自由，有了发表的自由，但读者却没有了阅读经过编辑认真选择的优秀作品的机会。良莠并存，垃圾遍地，无节制的写作成了对文学及文学出版的戕害。四是图书品种与数量的持续增加，新时期之初井喷式的阅读冲动已经减弱，文学作品的单册销量锐减，消费制约生产，出版社拼命增加新书的数量，但经济效益并没有得到改善。从内部来看，文学出版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与出版社自身也有很大关系。一是部分出版社文化使命感淡漠，价值取向偏离。不管图书质量如何，不管出版后的社会影响如何，只要能为出版社带来经济效益，出版社便“照单全收”。这种现象虽然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迁有关，但与出版人文化追求的缺失，也有密切的关系。出版社不能说每一本书都有重要的社会影响与文化积累价值，但在出版社图书结构的安排上，必须有一部分具有原创价值，具有一定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品安排出版。日积月累，出版社的特色也就得到显现。二是出版社缺少创新意识，重复出版、跟风出版盛行。因为这种跟风与重复出版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不需要去“站在文学的高度”千挑万选。所以有一些在新时期风头甚健的文艺出版社放弃专业追求，大量安排出版教材教辅和生活类图书。出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选择什么与不选择什么，体现了出版人的境界。近年来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的缺失，诗歌的冷落，黑幕文学、两性文学的流行皆缘于此。三是由于出版社目前仍属于审批制，每一个省都有相同门类的出版社，每一个省都有独立的出版需求与出版资源，尽管上下疾呼改革，很多文艺类出版社至今仍缺少创造力，缺少影响力，甚至生存都难以为继。关键是出版社不管经营如何，目前仍然是“只生不死”。计划体制下具有行政色彩的出版社，体制的安排上先天不足，出版社内部缺少创造的冲动也就不足为奇。
三
文学出版路在何方?我以为，首先，需要改善文学创作与阅读的大环境。无论是政府还是知识界，都要重视文学重塑人类心灵、人的精神世界的作用。政府要提倡阅读，通过设立全国的读书日、读书节来强调阅读在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鼓励人们通过阅读来提高自身的修养与素质。同时，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都需要有真知灼见的批评，而不是当下盛行的圈子式与红包式的奉承。这样，才能让作家与出版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出版有独立思考的、充满睿智的佳作。另一方面，需要作家们在拜金和拜物的狂潮中清醒过来，通过自省与努力，创作出代表中国文学高度的作品。就出版自身而言，一方面，要继续加大改革力度，让出版社在竞争中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特别是文艺出版社要回归本位，要通过出版优秀文艺作品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需要政府部门设立专项基金，或者通过评奖，支持纯文学出版物的出版；另一方面，出版社必须从文化建设的高度出发，拿出一部分资金，出版那些虽然暂时没有经济效益但确实具有思想性与审美性的作品。要注意扶持新人，出版那些具有潜质的新人新作。更要注意选择出版那些具有独立精神追求与思想、艺术探索的佳作。我们相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尽管中国文学出版正处于低谷，但当人们清醒过来后，一个新的文学出版的高峰会如期而至。
参考文献：
[1]肖鹰，当下中国文学之我见[J]，北京文学，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