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城市创造着财富，也消耗着资源。现代经济增长的速度时刻考验着人们在选择城市、利用城市、规划城市时理性算计的能力。当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以创造物质财富为主要动机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城市功能定位也不得不逐步让位于以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质量为依归的，同时也更加自觉地收敛人的主体性对他者的杀伤、进而谋求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的断裂并归于和谐的后现代城市功能定位。可持续的后现代化，建立在可持续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基础上。觉察到城市是一个问题并有意识读一些城市研究方面的作品，发生在研究农村和农业的过程中，也许是身处这个二元结构非常顽固和鲜明的时代的一种自然选择。
　　如果选择城乡截然区分的二元坐标平面，则雅各布斯可以被视为一个城市中心论者。在她的系列城市研究论著中，城市发展的优先序和原动性都是无疑问的。最明确的一次回答在《城市经济》的第一章，题目就是“城市和农村，孰先孰后”。她认为，与今天的产业流是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一样，最早的农业也是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农村生产实际是由城市消费所创造的，即城市的扩张和城市经济的崛起需要从农村进口商品，然后再造农村，使其可以供应那些商品。她还专门考证并批判了斯密以降的“农业发展在先”的理论教条（参阅[美]雅各布斯：《城市经济》，项婷婷译，中信出版社二○○七年版，32—35页）。城市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因为那里有需求的集聚，人群的集聚，创意的集聚。雅各布斯的视角是独特的，其可贵之处在于提醒那些在农言农的人们打开视野，跳出“三农”看“三农”。
　　城市通常是自内向外扩张，但城市生长的前提却在城市外围，就整个社会而言，农业生产力创造农产品的能力，除了第一产业从业者自身及其家属份额之外，剩余的粮食生产能力是确保城市生存的必要前提。正因如此，历史上第一批城市都诞生在农业发达地区。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也与农业脱不了干系，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粮食商品化率的提高，在交通运输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近代，即便是在已经高度便利的今天，也都是城市规模和布局的重要外部制约条件之一。粮食是最基本的生存性产品，自给有余，才可拿出来交换。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交换活跃程度也相应上升。就一国而言是如此，放在全球角度来说，则城市的发展程度受限于该国国内的农业生产力或者该国通过对外贸易等途径从外部获取粮食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全世界第一产业的剩余生产能力，是全世界城市发展水平的前提条件。
　　在中国古代，城，是在人口聚居地设立的行政单元；市，则不单纯是城内的商业中心，由于人民在其间出入频繁自由穿梭，故也成为政令传达、信息传递的最佳渠道。所以处决犯人这类带有些许震慑性的公开政治活动也多在此举行，是以有所谓“弃市”。城中市的交易规模的扩大，反映的是经济体中对剩余产品的消费需求，引致一些城市成为交易的中心，而一些乡村在有余力的情况下起初利用农闲发展副业，到最后甚至能发展为专门化的生产基地。初期，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能力有限，到了明清之际，逐渐膨大为市镇经济。与此同时，人口快速攀升，以至于发生了相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而言的人口过剩，甚至一些地区人地矛盾趋于尖锐。
　　中国历史上的都城大多远离农业生产中心，尽管历朝历代开元定都之时总有智谋之士以粮食安全作为定都的一条重要原则。然而真正的潜规则只两条，一是要沿袭前朝旧都，一是要本朝龙兴之地。自唐朝以降，粮食主产区逐步南移，京师则愈发北迁。大抵只有南宋临安时期和明初南京时代无食米之忧，其余无不仰赖一套粮食流通体系。古代帝王们面临南粮北调时所想到的那些措施，与今天的决策层应对北粮南运的局势所采取的思路大致相同。第一是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的铺设，这在古代是大大小小的运河的修建，在今天则是铁路网特别是涉及粮食主产区打破瓶颈的铁路网络的兴建。首都发展的聚集效应招徕了大量人口，其粮食供应圈不得不持续扩大，直至清朝史无前例的漕运。漕运成本很高，因中原地形南低北高，故水流方向与南粮北调的方向刚好相反，所耗人力物力巨大；此外，漕运与农田争水也是常事。是以，徐光启在《漕河议》中有“漕能使国贫；漕能使水费；漕能使河坏”之谓（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二○○六年版，154页）。第二是在制度上打通粮食物流过程中的“梗阻”。雍正元年（1723），北方两省小麦歉收，其时的粮食商品化程度已经很深，区际调粮的政策操作早已是轻车熟路，这过程中滋生出来的体制问题自然也是百怪千奇。雍正皇帝派员作为中央储备粮政府采购的钦差大臣赴南方进行收购，地方政府一味迎合中央意图同时也借机吃国家的补贴，于是“禁止商贩，不许出境”，雍正皇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提醒户部官员“浙江及江南苏松等府，地窄人稠，即丰收之年，亦皆仰食于湖广、江西等处。今秋成歉收，若商贩不通，必致米价腾贵”，继而做出批示：“凡有米商出境，任便放行，使湖广、江西、安庆等处米船直到苏州，苏州米船直到浙江，毋得阻挠，庶几有无流通，民皆足食，以副朕爱养元元之意。”（参阅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二○○三年版，69页）
　　粮食商品化率的提高和农业的商品化对明清物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使明清时期国内市场的主要商品定格为粮、棉、布等农副产品，而且使这一时期的长距离贩运贸易呈现非对称格局，即主要农产品进入城市市场，但城市却几乎拿不出对等的交换商品。这仍然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此时的中国，虽也出现了类似西方的行会，但其主要作用却集中在对产品价格进行统一限定、对原材料进行统一进货、使价格缺乏弹性这个层面，与欧洲走出中世纪前后的行会还发挥着的那种技术和组织创新的积极作用并不相同。这种貌似的手工业工场，其实只是农村副业的简单生产，加以人口压力和政治制度的约束，很难形成内生的技术创新，因而往往不可持续。
　　在一定意义上，雅各布斯也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尽管她对于现代性熏染下的社会计划者对城市发展的控制冲动多有批评。相应的，另一位城市研究领域的专家芒福德则具有很明显的后现代风格。他们两者都是具有忧患意识的，但所虑之对象不尽相同，前者思考的是城市如何从就业创造、产业变迁（特别是制造业、服务业）的过程中持久繁荣等经济问题，概言之是城市发展不及的问题；后者则更多地带有一些对于城市过度发展所可能招致的环境污染、交通堵塞、文化虚无等非经济问题，概言之是城市发展过度的问题。对城市发展或扩张的动力和边界这个话题，也是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的中国应当关注的。
　　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要实现的目标之一，也是城市发展最主要的经济动力。工业部门是城市经济组合中的主体。蒸汽机一出现，便迅速为纺织、冶金、采矿、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和运输业提供了装备，城市中原有的手工作坊鸟枪换炮，原有的工厂则扩大规模。随铁路干线的大规模投资建设和矿产资源的深度开采，形成了一批交通枢纽、中小城镇、资源型城市。工业企业的规模如果足够大，独居的区位优势又明显，则企业在向上下游延展其配套设施和协作关系、吸引人才流入的同时，也就逐步形成了城市本身，这是典型的company town。如果相反，则企业为了谋求更好的交通、能源、给排水、金融和商业服务以及人力资源，就主动向现有城市附近集聚。
　　城市的进一步扩张，在转型期的中国，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曾一度流行一套“经营城市”的说法。相伴而生的，是普遍的旧城改造、开发区建设和招商引资热。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城市之间的关系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团和气转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相互竞争。（二）资金、劳动力、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稀缺性刺激了城市之间对它们的争夺。城市中的景观是政府意志的体现，同时也与资本的积累和扩张紧密相连的，一旦本地利润优势不复存在，资本就会流向他处，外观上就表现为城市的衰颓。（三）分税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厘清了相应的财政权限，地方政府获得了对分内之事的“经营”和处置大权，不必再担心中央或其他地方政府“平调”其资源，城市政府遂逐渐从单纯的管理者向深涉其中的独立经营者转变。此时城市政府推动市政建设的出发点已经起了变化，不再是单纯旨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还要致力于营造足够的商业气氛、改善本地的投资环境进而加紧对国内外资本的争夺。拥有资本的开发商和拥有权力的政府在发展城市经济的问题上形成了天然同盟，前者在土地价值的翻云覆雨中追求超额利润，后者则通过金融杠杆、土地批租等方式控制城市规划的方向和城市改造的进度，同时创造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