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或许已经很难看到启明的星斗；但东方现代性的自觉意识，恐怕已经是呼之欲出。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化自觉，更不如说来自求知寻源之后的自然理路。季羡林先生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因其缺乏学术论证而往往不太被学界所接受；但在我看来，似乎也应重视其学人理性基础上的跟着感觉走的良好意识。就此而言，讨论亚洲和东方的概念，无论如何是非常重要的，而将对中国的关注纳入到这一框架中，则“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77页）的问题或可得到更为洞达的解释。30年或60年还是短了些，如果将其理解为一个泛指的大概念，所幸，并不仅是东方学者，西方学者如拉赫教授则用实证研究和严谨推理给我们提供了近似而令人信服的论断。
　　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皇皇巨著，中译本3卷11册，分别讨论15、16、17三个世纪的欧亚交通（广义），以“发现的世纪”“奇迹的世纪”“发展的世纪”作为总结，这是西方现代性的发覆的关键时代，我们想要弄清楚自身现世的来龙去脉，必须追溯这一时期的“前世今生”。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这样自觉之宏大意识且脚踏实地的学人真属凤毛麟角，好在已有学者在孜孜不倦地沿着这一方向探索前进，周宁教授就是一例，他对跨文化形象学的倡导和实践，都非常值得关注。这次三篇书评的对象，讨论的虽是不同著作，但都大体可反映出周宁教授的主要学术轨迹，“跨文化形象学”似乎是他基本确立的学理归属。林曦以“权力联姻”为题讨论跨文化形象学的困境与路径，虽然略嫌形而下未能捕捉到其核心构建进行讨论，但确有自家见地；周云龙对“汉学主义”的讨论中肯而不乏建设性意见，但基本也未脱“权力”窠臼。汉学主义最初由周宁教授提出，而顾明栋教授将之发扬光大，从提示文化、学术殖民，乃至深层理解西方学术的层级关联方面，确实很有意义。郑永年曾深刻指出，亚洲国家在知识体系上曾为西方“殖民”，近代之后成长起来的精英学者多接受西方教育，但大多没有意识来改造西方知识体系或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或正可与东方主义、汉学主义等概念相互印证。尽管如此，在我看来，这在整体学术场域发展而言，终究是末端。说到底，求真求知乃是任何一个常规学人的必然选择，即便他摆脱不了各种国族限制乃至因素制约。但费希特的宣示仍有其普适意义，“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就在于“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促进这种发展进程”。“权力”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发展到福柯，已经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它虽然作为概念工具很好用，但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绝对不能抹杀人类对美好人性、社会和谐、情感的向往和追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既有权力宰制的黑暗浑浊，弄权者的卑劣和无耻，但也有贤哲的为天下范，大众内心的道德意识。我们必须要能把握这种阴阳相生的自然直理，洞察幽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法国后现代诸子虽然奇思瑰想，新论迭出，然终究不如德国诸子之宏大气正、慨然而立于万世；而我们更不要忘记的是，在西方内部，德国始终标榜自己是“非西方”的。
　　所以我们需要讨论“权力”，甚至需要正视在社会生活乃至精神层面无处不在、无所不与的多层次的“权力”，但绝对不能“一叶遮目”，以此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在这点上，我还是比较欣赏周宁教授的实践轨迹，虽然发覆“汉学主义”，但基本上点到为止，即便为西方汉学家所挑战，也是淡然置之，始终致力于自己的跨文化形象学的研究和学理思考；乃至“打开工具箱”，为汉语学界推出拉赫巨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说实话，仅后者一端，我都会认为其功德无量，因为这完全使得我们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求知水平线上。梁启超所谓“在中国研究中国，在亚洲研究中国，在世界研究中国”三境界，我们至少可以介于后两者之间了吧。我之愿意讨论是书，一方面是因为他所讨论的学域与我自身的关注息息相关，提出问题或疑问有助于可能打开与联通一个完全不同的学术空间；另一方面则纯属学人之间的相互致敬，是因为作者表现出的学人求知意识，穷生命之水而注入此宏大学术事业，舍其求真向学之意志何能为？安可为所谓欧洲中心主义或什么汉学主义所困。正所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又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通；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作者以及译者所表现出的学术境界，值得任何一个求知向学者表示最基本的敬意。东方本就是客观存在的那个东方，亚洲也是一个客观事实的存在，但如何将其在话语场域中表述出来，并展现中国的相应位置，却殊非易事。或许，这正是一代人的学术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