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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还是票房？这是各类电影节始终无法回避的老话题。如何在票房与艺术之间拿捏，是中国各类电影节面临的现实挑战。
什么叫“有艺术内涵的电影”
如今，中国已经是一个年度票房过百亿的电影大国。这一诱人的数字最主要的贡献都来自于各种大片、商业影片。而对一些喜欢电影的人来说，“艺术”追求始终是他们心底挥之不去的梦。
制片人王大维就将当前商业影片的盛行归结为“社会的整个心态是浮躁的”。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大多数人去电影院是为了看大片，享受视觉效果，而不是为了陶冶情操。”
经常听到电影人的类似抱怨：好莱坞大片广受欢迎，而一些艺术内涵丰富的电影却遭致冷遇。
但没有人能说清楚什么叫“有艺术内涵的电影”。每次某部“艺术电影”未能卖座后，总会出现这样的场景：观众讽刺导演故弄玄虚；导演指责观众“不懂艺术”。
自电影诞生之日起，类似的争辩就未曾停息过。调解的希望一度指向了各种电影节。
纵观世界各大电影节不难发现，奖项评选偏重电影的艺术水准和人文表达是最为突出的特征。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看来，这在欧洲三大电影节表现得尤为明显，少有的例外是美国奥斯卡“金像奖”。即便如此，奥斯卡也设有偏重艺术与人文追求的“最佳外语片奖”，来表达好莱坞对电影艺术的尊重。
给哪种类型的电影颁奖，也曾是让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组织者始终感到头疼的问题。近年来，为了保持在主流电影市场上的影响力，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开始更多聚焦于近一年度内票房火爆，或者舆论热炒的影片。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主席周星认为，中国电影急功近利的特征太明显，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电影节的奖项评选。据他透露，有人曾建议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就应该评金鸡、百花不评的电影，也有人主张该评选大学生题材的青春文化电影。他认为，果然如此， “大影节”将可能越来越被边缘化，“那真的就没有明星来了。”
尴尬正在于此，电影节红毯上请来了多少明星、大腕，有多少人在红毯上因为“秀了后背露了腿”带来八卦和曝光，几乎成了舆论关注和商业赞助的权衡标准所在。
“不关心奖项，只注重宣传”
“天人合一，美美与共。”首次设立“天坛奖”的北京国际电影节选定了这八个字作为核心价值，并未如欧洲大三电影节一样刻意标榜自己的艺术追求。
王大维感慨，“中国夹在两者之间：想过度偏重人文，社会环境不允许；要想不过度商业化，那就在评奖上搞平衡。”饶曙光也认为，“电影节存在的作用本身就是平衡票房影响的。”
问题的关键是要“平衡”出个性。
在饶曙光看来，从当前中国电影市场容量、发展空间来看，中国应有一个自己的电影节，以引领世界电影的风向。只是，目前纠结于内耗和“同质化”趋势的中国各家电影节关注的，却只是钱了。
“不关心奖项，只注重宣传”。不少本刊记者接触到的电影导演、制片人均认为，这是很多人参加国内电影节的普遍心态。他们更多地是利用电影节这个机会宣传自己，宣传完就走。
4月24日晚，青年导演赵小僮带着他的处女作《关于爱情和那些魔鬼》参加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展映。影片讲述了一个女大学生走入社会后的充满荒诞感的人生际遇，影片去年在国内上映后票房惨淡。后来赵小僮将影片带到2012年的纽约影展，却获得金奖。
“这部分观众能理解我。”在大学生电影节的展映结束后，感慨于现场大学生的热情的赵小僮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问题是，热情并不能消解亏损。一位影评人对本刊记者表示，某种程度上，一些票房惨淡的电影获准在大学生电影节展映，仅有的价值不过是获得了一次低成本的露脸机会。
曾担任过蒙特利尔世界电影节主席的瑟吉·劳斯克，在出席北京国际电影节时就表示：“如果有人要参加中国的电影节，那多半不是为了艺术，而是希望向中国市场出售影片。”
据统计，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有27个签约项目，签约总额高达87.31亿元人民币，成功创造了中国电影节交易之最。
“玩虚招是不行的”
这可能会让那些呼吁提升中国电影品质，而不是单纯关注市场的人感觉失望。一直以来，针对中国电影过度关注票房、娱乐，而忽视艺术、人文追求的批评不绝于耳。
“现在的垃圾太多了，年产700部电影我敢说500部是垃圾。”今年80高龄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发起人之一黄会林说。在她看来，当前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是既脱离了中国扎扎实实的文化根底，又脱离了对真善美形而上的追求。
“陆川拍《王的盛宴》被骂死了，为什么？”黄会林举例说，“就是它的文化根子没扎深，他不懂中国文化中的‘鸿门宴’是怎么回事就肆意曲解。”
而同样是陆川，《可可西里》却获得了一致好评，“为什么？这就是他的追求了。”黄会林解释说，陆川拍《可可西里》，就像是索南达杰不怕艰险、九死一生保护藏羚羊，“这就叫为艺术奉献。”
“玩虚招是不行的，”周星认为，真正的好电影必定是“能打动人心的”。他不认为中国没有好电影是因为过于市场化的缘故，“恰恰相反，我们市场化程度仍然不够”。
还有个问题，是有关创作自由的争议。
“现在都出于各种安全考虑，创作越来越模式化。”饶曙光介绍，在《泰囧》大火了以后，他在多个看片会和各种会议中，碰到了不下二十个类似套路的片子。
《泰囧》，以及前几年的《疯狂的石头》均系小成本制作，却赢得了可观的票房回报和口碑。“这些中小成本电影提供的创意空间，是整个电影产业的原动力之一。”在饶曙光看来，这是值得肯定的积极变化。
这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期间，去年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奖”的法国电影《爱》获邀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展映。本刊记者现场观察，展映一票难求。
“我相信中国三五年内都拍不出这样的电影。”饶曙光说，“《爱》这样的电影一定是特别沉静的心态才能创作出来的，但我们心态太浮躁、停不下来。”
什么叫“有艺术内涵的电影”
如今，中国已经是一个年度票房过百亿的电影大国。这一诱人的数字最主要的贡献都来自于各种大片、商业影片。而对一些喜欢电影的人来说，“艺术”追求始终是他们心底挥之不去的梦。
制片人王大维就将当前商业影片的盛行归结为“社会的整个心态是浮躁的”。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大多数人去电影院是为了看大片，享受视觉效果，而不是为了陶冶情操。”
经常听到电影人的类似抱怨：好莱坞大片广受欢迎，而一些艺术内涵丰富的电影却遭致冷遇。
但没有人能说清楚什么叫“有艺术内涵的电影”。每次某部“艺术电影”未能卖座后，总会出现这样的场景：观众讽刺导演故弄玄虚；导演指责观众“不懂艺术”。
自电影诞生之日起，类似的争辩就未曾停息过。调解的希望一度指向了各种电影节。
纵观世界各大电影节不难发现，奖项评选偏重电影的艺术水准和人文表达是最为突出的特征。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看来，这在欧洲三大电影节表现得尤为明显，少有的例外是美国奥斯卡“金像奖”。即便如此，奥斯卡也设有偏重艺术与人文追求的“最佳外语片奖”，来表达好莱坞对电影艺术的尊重。
给哪种类型的电影颁奖，也曾是让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组织者始终感到头疼的问题。近年来，为了保持在主流电影市场上的影响力，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开始更多聚焦于近一年度内票房火爆，或者舆论热炒的影片。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主席周星认为，中国电影急功近利的特征太明显，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电影节的奖项评选。据他透露，有人曾建议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就应该评金鸡、百花不评的电影，也有人主张该评选大学生题材的青春文化电影。他认为，果然如此， “大影节”将可能越来越被边缘化，“那真的就没有明星来了。”
尴尬正在于此，电影节红毯上请来了多少明星、大腕，有多少人在红毯上因为“秀了后背露了腿”带来八卦和曝光，几乎成了舆论关注和商业赞助的权衡标准所在。
“不关心奖项，只注重宣传”
“天人合一，美美与共。”首次设立“天坛奖”的北京国际电影节选定了这八个字作为核心价值，并未如欧洲大三电影节一样刻意标榜自己的艺术追求。
王大维感慨，“中国夹在两者之间：想过度偏重人文，社会环境不允许；要想不过度商业化，那就在评奖上搞平衡。”饶曙光也认为，“电影节存在的作用本身就是平衡票房影响的。”
问题的关键是要“平衡”出个性。
在饶曙光看来，从当前中国电影市场容量、发展空间来看，中国应有一个自己的电影节，以引领世界电影的风向。只是，目前纠结于内耗和“同质化”趋势的中国各家电影节关注的，却只是钱了。
“不关心奖项，只注重宣传”。不少本刊记者接触到的电影导演、制片人均认为，这是很多人参加国内电影节的普遍心态。他们更多地是利用电影节这个机会宣传自己，宣传完就走。
4月24日晚，青年导演赵小僮带着他的处女作《关于爱情和那些魔鬼》参加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展映。影片讲述了一个女大学生走入社会后的充满荒诞感的人生际遇，影片去年在国内上映后票房惨淡。后来赵小僮将影片带到2012年的纽约影展，却获得金奖。
“这部分观众能理解我。”在大学生电影节的展映结束后，感慨于现场大学生的热情的赵小僮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问题是，热情并不能消解亏损。一位影评人对本刊记者表示，某种程度上，一些票房惨淡的电影获准在大学生电影节展映，仅有的价值不过是获得了一次低成本的露脸机会。
曾担任过蒙特利尔世界电影节主席的瑟吉·劳斯克，在出席北京国际电影节时就表示：“如果有人要参加中国的电影节，那多半不是为了艺术，而是希望向中国市场出售影片。”
据统计，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有27个签约项目，签约总额高达87.31亿元人民币，成功创造了中国电影节交易之最。
“玩虚招是不行的”
这可能会让那些呼吁提升中国电影品质，而不是单纯关注市场的人感觉失望。一直以来，针对中国电影过度关注票房、娱乐，而忽视艺术、人文追求的批评不绝于耳。
“现在的垃圾太多了，年产700部电影我敢说500部是垃圾。”今年80高龄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发起人之一黄会林说。在她看来，当前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是既脱离了中国扎扎实实的文化根底，又脱离了对真善美形而上的追求。
“陆川拍《王的盛宴》被骂死了，为什么？”黄会林举例说，“就是它的文化根子没扎深，他不懂中国文化中的‘鸿门宴’是怎么回事就肆意曲解。”
而同样是陆川，《可可西里》却获得了一致好评，“为什么？这就是他的追求了。”黄会林解释说，陆川拍《可可西里》，就像是索南达杰不怕艰险、九死一生保护藏羚羊，“这就叫为艺术奉献。”
“玩虚招是不行的，”周星认为，真正的好电影必定是“能打动人心的”。他不认为中国没有好电影是因为过于市场化的缘故，“恰恰相反，我们市场化程度仍然不够”。
还有个问题，是有关创作自由的争议。
“现在都出于各种安全考虑，创作越来越模式化。”饶曙光介绍，在《泰囧》大火了以后，他在多个看片会和各种会议中，碰到了不下二十个类似套路的片子。
《泰囧》，以及前几年的《疯狂的石头》均系小成本制作，却赢得了可观的票房回报和口碑。“这些中小成本电影提供的创意空间，是整个电影产业的原动力之一。”在饶曙光看来，这是值得肯定的积极变化。
这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期间，去年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奖”的法国电影《爱》获邀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展映。本刊记者现场观察，展映一票难求。
“我相信中国三五年内都拍不出这样的电影。”饶曙光说，“《爱》这样的电影一定是特别沉静的心态才能创作出来的，但我们心态太浮躁、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