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有个性的作家,总在开垦着一块熟悉的自留地,他们的故事在熟悉的土地上才能生生不息.旅美的严歌苓自诩为一个“吉普赛作家”,似乎没有一个固着的自留地,她和她的故事到处流荡.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四处探寻中,处处去发现异国异质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差异,去表现它们的冲撞和特征,成了她的自留地.从最早的《少女小渔》,到《花儿与少年》、《扶桑》、《吴川是个黄女孩》,中国女人的异国故事成为了她着力保持的一种书写题材.有研究者会以此认为,严歌苓在表现这两种文化的冲撞时,最终达到了一种和解,例如洋老头对小渔情感的转变,到克里斯对扶桑的迷恋.严歌苓在接受采访时,却拒绝了这一说法,她指出:东西方文化实则无法沟通,它们互相不理解,也没有尝试理解的努力.这似乎和我们的阅读体验大不相同,那么如果无法沟通,它们和解的原因在哪里呢?本文认为严歌苓至少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作家所借助的爱情故事,以性别设定的差异来凸显东西方文化的特质和关系,最终以情感来调和两者的尖锐对立;二是设定了“人性”的大框架,在这个基点上褪除了文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