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来形容世界秩序深远而持续的分裂的“脱钩论”，在2019年成为争论焦点。这也是中美不断上升的摩擦所释放的一个警告信号，以牙还牙的关税之争只是冰山一角。
　　历史学家很快就指出，中美关系的紧张并不具备被许多人认为是“冷战”决定性作用的意识形态因素。也许如此，但那又如何呢？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发生持久冲突的可能性决不能掉以轻心。

　　尽管如此，哪怕中美之间存在永久性裂痕，87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也不可能在2020年或以后分裂为两个阵营。原因很简单：仅靠双边行为，还不能割裂紧密相连的多边贸易体系。
　　今天全球体系的融合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贸易增长确实进入了漫长的减速期，但贸易在GDP中的占比仍保持着28%左右的水平。这大约是冷战时期的两倍，在1947年至1991年间，这个数据为13.5%。贸易和全球商业的联系越紧密，打破这些联系的难度就越大，要形成普遍的破坏力强的脱钩，可能性也越小。
　　此外，当今贸易联系的性质意味着全球脱钩更加不可能。完全由个别国家负责生产的传统成品进出口日益被零部件分散贸易所取代，其生产和组装都是在一个庞大的全球多国价值链网络中完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的一项研究，1993至2013年间全球贸易额暴涨五倍，其中整整73%的涨幅由全球价值链贡献。双边贸易向多国供应链的扩散，对双边脱钩起到了抑制效用，不论两个经济体规模多么巨大。
　　这些考量在推断中美贸易摩擦的潜在影响时非常重要。美国政客常说，美国的贸易问题就是中国问题。毕竟，从2013年至2018年这六年中，对华贸易占了美国商品贸易赤字缺口的47%。美国政客没有承认或理解的是，总体贸易赤字是美国长期以来净国内储蓄率低迷的副作用：2018年，美国净国内储蓄只占GDP的2.4%，远低于20世纪后30年6.3%的平均水平。

　　通过双边脱钩来封锁中国无益于美国消除贸易赤字的总规模，而只能迫使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多边贸易赤字结构发生改变。

　　缺少储蓄但又想扩大投资和刺激增长，使得美国必须从国外引进盈余储蓄，保持长期经常项目赤字以吸引外国资本。这一宏观经济失衡让中国成为好伙伴，成为美国对102个国家商品贸易的多边赤字的一部分，只不过占比比较大。
　　当然，政客总是最后承认他们是问题的根源，他们应该为造成美国国内储蓄长期不足的巨额预算赤字负责。不幸的是，这一美国贸易地位的关键特征，可能因为雪上加霜的美国联邦赤字预算而进一步恶化。
　　储蓄不足是美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根源，这意味着必须从不同角度看待同中国的贸易摩擦，脱钩论也应该据此重新定义。如果不解决美国的储蓄不足，而靠提高关税和增加其他对华贸易壁垒，无非是将贸易从中国转向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双边脱钩，并不意味着全球脱钩，只意味着贸易转移。
　　这一转移将因为全球价值链而变得复杂。基于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的贸易增加值数据，庞大的美国对华商品贸易赤字中，有大约20%并非中国制造，相反，它们反映了其他国家的零部件和配套产品是融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价值链的。这表明，美国对华双边贸易赤字的官方数据被夸大了，美国多边贸易赤字需由中国来“解铃”的说法就更值得怀疑。
　　贸易结构已经由单个国家生产制成品的传统交易向全球价值链驱动的多边生产平台贸易转变，这反映出日益一体化的泛亚洲工厂从根本性上进行了结构重组。《2019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的研究发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对华商品贸易赤字的猛增原因，主要是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大陆的离岸转包，特别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等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这与美国大部分政客所鼓吹的“中国责任论”大相径庭。
　　因此，全球价值链联动程度的强化意味着中国对美输出制成品关税不但将由美国出口商承担，也会由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有关联的第三方国家承担。因此，美国加征关税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毫不奇怪，不仅对中国如此，对于其他东亚贸易敏感型经济体也是如此。
　　所有这些都不意味着中美关系无法脱钩，不管是实际意义上的贸易流，还是金融意义上的资本流。事实上，笔者在几年前出版的一本关于中美相互依存风险的书中已然强调指出了这一担忧。中国依赖美国消费者作为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的主要外部支持来源，而美国依赖中国作为其第三大和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以及其国债的最大外部买家，两国都需要并欢迎对方的支持。但是，作为人类，当相互依存的一方改变了保持关系的要素时——就像中国从出口拉动型增长转向了消费拉动型增长——冲突就会产生。当前的贸易摩擦，便是相互依存进入冲突阶段的典型例子。
　　贸易战由全世界最大的储蓄赤字国美国发起，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美国的财政轨迹已经出现了不好的兆头，贸易赤字在未来几年还会进一步加剧。通过双边脱钩来封锁中国无益于美国消除贸易赤字的总规模，而只能迫使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多边贸易赤字结构发生改變。
　　这就造成了一个更加棘手的政治问题。双边脱钩所造成的贸易转移意味着美国的外包将从低成本的中国生产平台转向水平参差不齐的其他国家。这是否会将贸易推向其他亚洲平台，甚至是回到美国，就像特朗普总统一直坚持会发生的那样。但总归，这都是转向成本更高的生产平台。讽刺的是，这在功能上等价于对美国公司、工人和家庭增税。最终的结果会是，接下来的很多年里，美国政客同长期陷入困境的中产阶层间的最具争议的脱钩，可能就此奠定基础。
　　当今全球贸易的高融合度，意味着全球脱钩的低可能性。如果不解决美国的储蓄不足，而靠提高关税和增加其他对华贸易壁垒，无非是将贸易从中国转向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这种双边脱钩，仅仅是一种贸易转移，而非全球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