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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世博会上,美苏两家的展馆门庭正对,在标志性建筑“原子塔”下相互设擂:苏联馆展出了人造卫星模型,美国馆则布置了核电设施坐镇。彼时的中国正在加快“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步伐。
“二战”后第一届世博会,会场最大亮点是一个巨大的原子结构模型。由9个直径18米的铝质大圆球组成,每个圆球代表一个原子。当时美苏等国的核武器已经悬在世界人民的头顶,仰望美丽的“原子塔”,它表达了人类安全、和平应用原子能的心愿。
南都周刊见习记者 黄修毅
布鲁塞尔世博会主题 科学、文明和人性
主要展品
人造地球卫星模型:前苏联馆展出的这一模型成为本届世博会最吸引人的展品。
核电设施:作为美国馆最重要的展品,它强调了美国对核能的和平性应用。
电子音诗:作曲家瓦列斯为飞利浦展馆谱写了“电子音诗”,从此,一种新的音乐形式——电子音乐就此诞生了。
标志性建筑:原子塔,由9个直径18米的铝质大圆球组成,每个圆球代表一个原子,每个球表面覆有弧形铝片,在阳光照耀下银光闪烁。原子塔的设计表现了人类对金属和钢铁工业的尊崇和对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期望。
新中国成立第一个十年,国人身上都透着一股“当家作主”的豪迈,国家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计划被踌躇满志地缩短到了两年。两个超级大国,美苏你一颗我一颗地放卫星,让毛主席兴致勃发:“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人民日报》传达中央号召“全民办工业,厂矿遍城乡”,各地有什么资源,就办什么工厂。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五”规划在重点城市的156个大型工业生产项目,楞是没有一个分配给上海。
当时的上海正以“把过去腐化堕落的消费性城市转变为健康的生产型城市”为要务,在苏联专家穆欣等的指导下,铺开“社会主义中央的工业基地”的新一轮规划。1953年起,市区北部的彭浦和大场成为钢铁冶炼中心,西部的桃浦则建成了危害性工业区。此外,一批“卫星城”也在建设之中,以扩大向郊区外迁的工矿企业规模,如今的吴淞宝山钢铁企业、闵行重工业基地依然留有当年的痕迹。
人们的物质生活依然简朴。在胸口上别一支上海产的“英雄牌”钢笔,撩起袖口露出“上海牌”手表的浅灰色腕带,一声唿哨蹬上“永久牌”28寸自行车,就是绝大多数人扳得上指头的“物质追求”。至于照相机、小轿车这样的“高端产品”,则被当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实力的展示。
1958年1月8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题为《英雄金笔的英雄气概——2-4年要赶上美国》的报道,直指美国的派克金笔为“假想敌”。而由上海手表厂自主制造的“上海牌”17钻长三针防水手表在“七一”正式发售的消息,更是引动了人们的争购热潮。
上海开关厂的女工王娟,当天顶着35度高温下的烈日,怀揣相当于四个月工资的120块钱,加入到排队长龙。发售点设在中苏友好大厦,她从闸北柳营新村的家中特意赶来。柳营新村比邻过去的闸北电厂,是50年代末新建的9个“工人新村”之一,距市中心延安西路上的中苏友好大厦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这栋酷似彼得堡海军部大厦的建筑于1955年竣工,此后三年,毛主席三次来上海,都选择这里作为国事场所。其中,有两次是就“公私合营”问题,接见申新纱厂的荣毅仁、大中华火柴厂的刘念义等民族企业家,发动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王娟戴在手上的这块“上海牌”手表,是一名搞过火车头设计的工程师和另一名搞医疗针头制造的技工,参照苏联工艺学教科书,技术攻关制作出来的。
在王娟的工友们中,当时有一个流行语叫“蚂蚁啃骨头”。这是上海建设机器厂(今上海建设路桥机械有限公司)的老工人张如清第一个喊出来的。1958年秋,他们承接了加工重达10吨的转炉风圈的任务,由于缺乏大型设备,张如清用土机床像蚂蚁一样爬在工件周围,来完成各道加工工序。土办法技术攻关就得了个“蚂蚁啃骨头”的浑名。
当年的很多“技术突破”,都是通过几招土法 苏联“老大哥”的教科书 “大干快上”的干劲取得的。1958年1月,仿德国“莱卡”的“上海牌”35毫米平视取景相机诞生,由于没有光学磨边机,就用双手配合马达来回递送,生产出第一块国产光学镜头;1958年9月,上海汽车装配厂试制的“凤凰牌”轿车成功下线,四缸发动机功率不足,便用吉普车部件改制。
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顾问,加剧了刚刚起步的新中国工业的技术困境。王娟的丈夫、1953年赴东北支援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胡贤,也不得不提前返沪。
其时,美苏关系持续恶化,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1958年的布鲁塞尔世博会上,美苏两国展馆门庭正对,在当届世博的标志性建筑“原子塔”下,相互设擂。苏联馆展出了人造卫星模型,将在三年后搭载加加林成为航天第一人;而美国馆则当仁不让地布置了核电设施坐镇。双方把对战争的想象力径直延伸到了“生物圈”之外,有“西欧首都”之誉的布鲁塞尔对此只有瞠目结舌的份。
中国“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步伐,尽管在“一五”计划中提高了50%的工业产量,却难掩1100万吨钢铁产量中,有300万吨不适合工业生产的尴尬。
正是在1958年,一个前所未见的农村基层组织——人民公社诞生了,人们在公共食堂里“放开肚皮吃饭”,下了工扯开嗓子“放卫星”。
当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广西鹿寨县放出了全国最大的生铁“卫星”。该县一天内生产出生铁20万多吨,烧结铁28万多吨,相当于1958年国家分配给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全年任务。全县涌上前线的“钢铁野战军”有11万人,把小窑改成大窑,并广泛利用旧的砖瓦窑、石灰窑、炮楼、碉堡等来炼铁。
全民炼钢使得劳动力空前紧张,从当年8月份开始,各地迅速从农村招人进城,这一年整整有2000万人涌进了城市。城里一下子多了那么多人,粮食供应立刻严峻起来,而农村的生产力则在下降,为1959年到1961年间的大饥荒埋下了隐患。
那时的一个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很多年后,季羡林回忆说:“(粮食产量卫星)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傅超英是生在那个年代的成千上万个“超英”之一,作为家中的老幺,她也是最体弱多病的。长身体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但相比成群来上海乞讨的农民,我们至少还有糠饼、萝卜干吃。”
“二战”后第一届世博会,会场最大亮点是一个巨大的原子结构模型。由9个直径18米的铝质大圆球组成,每个圆球代表一个原子。当时美苏等国的核武器已经悬在世界人民的头顶,仰望美丽的“原子塔”,它表达了人类安全、和平应用原子能的心愿。
南都周刊见习记者 黄修毅
布鲁塞尔世博会主题 科学、文明和人性
主要展品
人造地球卫星模型:前苏联馆展出的这一模型成为本届世博会最吸引人的展品。
核电设施:作为美国馆最重要的展品,它强调了美国对核能的和平性应用。
电子音诗:作曲家瓦列斯为飞利浦展馆谱写了“电子音诗”,从此,一种新的音乐形式——电子音乐就此诞生了。
标志性建筑:原子塔,由9个直径18米的铝质大圆球组成,每个圆球代表一个原子,每个球表面覆有弧形铝片,在阳光照耀下银光闪烁。原子塔的设计表现了人类对金属和钢铁工业的尊崇和对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期望。
新中国成立第一个十年,国人身上都透着一股“当家作主”的豪迈,国家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计划被踌躇满志地缩短到了两年。两个超级大国,美苏你一颗我一颗地放卫星,让毛主席兴致勃发:“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人民日报》传达中央号召“全民办工业,厂矿遍城乡”,各地有什么资源,就办什么工厂。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五”规划在重点城市的156个大型工业生产项目,楞是没有一个分配给上海。
当时的上海正以“把过去腐化堕落的消费性城市转变为健康的生产型城市”为要务,在苏联专家穆欣等的指导下,铺开“社会主义中央的工业基地”的新一轮规划。1953年起,市区北部的彭浦和大场成为钢铁冶炼中心,西部的桃浦则建成了危害性工业区。此外,一批“卫星城”也在建设之中,以扩大向郊区外迁的工矿企业规模,如今的吴淞宝山钢铁企业、闵行重工业基地依然留有当年的痕迹。
人们的物质生活依然简朴。在胸口上别一支上海产的“英雄牌”钢笔,撩起袖口露出“上海牌”手表的浅灰色腕带,一声唿哨蹬上“永久牌”28寸自行车,就是绝大多数人扳得上指头的“物质追求”。至于照相机、小轿车这样的“高端产品”,则被当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实力的展示。
1958年1月8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题为《英雄金笔的英雄气概——2-4年要赶上美国》的报道,直指美国的派克金笔为“假想敌”。而由上海手表厂自主制造的“上海牌”17钻长三针防水手表在“七一”正式发售的消息,更是引动了人们的争购热潮。
上海开关厂的女工王娟,当天顶着35度高温下的烈日,怀揣相当于四个月工资的120块钱,加入到排队长龙。发售点设在中苏友好大厦,她从闸北柳营新村的家中特意赶来。柳营新村比邻过去的闸北电厂,是50年代末新建的9个“工人新村”之一,距市中心延安西路上的中苏友好大厦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这栋酷似彼得堡海军部大厦的建筑于1955年竣工,此后三年,毛主席三次来上海,都选择这里作为国事场所。其中,有两次是就“公私合营”问题,接见申新纱厂的荣毅仁、大中华火柴厂的刘念义等民族企业家,发动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王娟戴在手上的这块“上海牌”手表,是一名搞过火车头设计的工程师和另一名搞医疗针头制造的技工,参照苏联工艺学教科书,技术攻关制作出来的。
在王娟的工友们中,当时有一个流行语叫“蚂蚁啃骨头”。这是上海建设机器厂(今上海建设路桥机械有限公司)的老工人张如清第一个喊出来的。1958年秋,他们承接了加工重达10吨的转炉风圈的任务,由于缺乏大型设备,张如清用土机床像蚂蚁一样爬在工件周围,来完成各道加工工序。土办法技术攻关就得了个“蚂蚁啃骨头”的浑名。
当年的很多“技术突破”,都是通过几招土法 苏联“老大哥”的教科书 “大干快上”的干劲取得的。1958年1月,仿德国“莱卡”的“上海牌”35毫米平视取景相机诞生,由于没有光学磨边机,就用双手配合马达来回递送,生产出第一块国产光学镜头;1958年9月,上海汽车装配厂试制的“凤凰牌”轿车成功下线,四缸发动机功率不足,便用吉普车部件改制。
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顾问,加剧了刚刚起步的新中国工业的技术困境。王娟的丈夫、1953年赴东北支援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胡贤,也不得不提前返沪。
其时,美苏关系持续恶化,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1958年的布鲁塞尔世博会上,美苏两国展馆门庭正对,在当届世博的标志性建筑“原子塔”下,相互设擂。苏联馆展出了人造卫星模型,将在三年后搭载加加林成为航天第一人;而美国馆则当仁不让地布置了核电设施坐镇。双方把对战争的想象力径直延伸到了“生物圈”之外,有“西欧首都”之誉的布鲁塞尔对此只有瞠目结舌的份。
中国“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步伐,尽管在“一五”计划中提高了50%的工业产量,却难掩1100万吨钢铁产量中,有300万吨不适合工业生产的尴尬。
正是在1958年,一个前所未见的农村基层组织——人民公社诞生了,人们在公共食堂里“放开肚皮吃饭”,下了工扯开嗓子“放卫星”。
当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广西鹿寨县放出了全国最大的生铁“卫星”。该县一天内生产出生铁20万多吨,烧结铁28万多吨,相当于1958年国家分配给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全年任务。全县涌上前线的“钢铁野战军”有11万人,把小窑改成大窑,并广泛利用旧的砖瓦窑、石灰窑、炮楼、碉堡等来炼铁。
全民炼钢使得劳动力空前紧张,从当年8月份开始,各地迅速从农村招人进城,这一年整整有2000万人涌进了城市。城里一下子多了那么多人,粮食供应立刻严峻起来,而农村的生产力则在下降,为1959年到1961年间的大饥荒埋下了隐患。
那时的一个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很多年后,季羡林回忆说:“(粮食产量卫星)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傅超英是生在那个年代的成千上万个“超英”之一,作为家中的老幺,她也是最体弱多病的。长身体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但相比成群来上海乞讨的农民,我们至少还有糠饼、萝卜干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