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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创立唯物主义史观,使人们对社会的发展有了科学的认识,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因此,本文从唯物史观的形成、意义、后人的争论等方面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唯物史观市民社会具体的人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B0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1-309-02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多的风风雨雨,其间有过辉煌,也有过挫折,甚至有过生与死的抉择。如斯大林时期,马克思主义被严重的教条化和僵化,并被当作一个经典的模式在设社会主义阵营内随意套用和粘贴,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时,似乎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推进了深渊,西方的一些思想家趁机叫嚷“马克思主义死了”,“社会主义失败了”。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科学性以及科学的实践性、批判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度过一次又一次危机,而且还从每一次危机中把自身向前推进一步。始于1995年并于1998年达到高潮的西方国家关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盛况空前的国际大会,再次进行了确证。
那么马克思究竟有哪些重大理论发现呢?恩格斯发表于1883年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和写于1880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都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阿尔都塞称在科学史上存在三个新大陆,“在马克思前已有两个新大陆想科学知识打开大门:数学的大陆和物理的大陆。第一个是被希腊人泰勒斯打开的,第二个是被伽利略打开的。马克思开拓了通往科学知识的第三个大陆:历史学大陆。”再次强调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
1842—1843年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对物质利益的关切和在《德法年鉴》时期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他们都使马克思的研究转向“市民社会”领域,而该领域的问题势必涉及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中表述到:法的关系与国家的形式一样,在它们的产生根源上,是既不能从其自身获得解释,也不能从人类的精神发展过程中获得理解,‘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又把他的注意力引向社会经济问题,引向市民社会,因为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就构成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所谓市民社会,在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以及黑格尔等人的眼里,指的是与当时封建制国家相对应(或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有明确表示。马克思沿用了这一说法,他认为,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各方面的存在(其中主要包括社会上层建筑诸形式),因此,对社会上层建筑诸形式的构成与变化之原因的探索就只能到市民社会中去进行。但是马克思又指出:“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样,政治经济学就成为一门关于市民社会的“解剖学”“社会学”。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才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所以马克思决定要从政治经济学方面来揭示资本主义特征。
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中断了他在德国创办的《新莱茵报》的生活,于1850年流亡到伦敦。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转入低潮之时,也正是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历史赐予资产阶级的“一个纯粹的喘息时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总结革命经验、创立和丰富革命理论,以迎接新的社会革命的准备时机。因此在随后的十年里,马克思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以惊人的毅力和严谨的态度研究了大量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其他领域的学术著作和文献资料,深入的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批判。研究成果就是1858年8月—1859年1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它们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已经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在《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经典性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起上并有一定的社会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使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因而《序言》创立了唯物史观。
二、唯物史观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实现了历史观的革命性的变革,而且在哲学世界观上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变革中的主要理论价值在于:他首先实现了哲学从科学逻辑向历史逻辑的转变,从科学思维向历史思维的转变,从而真正实现了以“人的逻辑”(历史逻辑)取代“物的逻辑”,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现实的道路。他仅仅自然界和人;但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们都不能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要实现从抽象的人向现实人的转变,“就必须把这些人当作在历史行动中的人去研究”;“对抽象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恩格斯讲的就是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怎样超越费尔巴哈并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个人怎样的,决定于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下的个人,都是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理解正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而得以形成的。
(一)历史作为具体人的历史
从维科到黑格尔的古典历史决定论都同样带有神秘化的特征。好像深刻的洞见与神秘化有着不解之缘。所以历史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往往是不可理解的体现为一种超越的力量。其结果是,历史在所谓的“看不见的手”,“理性的狡计”,“自然的意图”,这样的概念中得到最终的解释。这中解释解释似乎避免了主体与自然的分裂,但却导致了另一种分裂,即这种抽象的主体及其“创造”的历史与现实世界的分裂。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来,历史的主题是现实的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等必须的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样的历史才是真正现实的、具体的历史。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的历史也是一种总体。不同的是在黑格尔那里,总体就是主体,总体的权威性必需靠一种绝对的主体来保障;而对马克思而言,历史的总体性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社会与自然的统一性,并且,构成这一总体性的乃是有限的主体,也就是现实的个人。正如科西克所说:“历史是人创造的,这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但它的第二个前提同样重要,这就是创造的必然连续性。历史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并非永远从起点开始。相反,人们承袭过去世代的道路和成果。”在这一意义上,历史的总体性和实践的总体性是同一件事情,总之黑格尔的主体性是一种绝对主体,是抽象的;而马克思的历史则包容了一种优先主体,因而是历史的、具体的。
关键词唯物史观市民社会具体的人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B0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1-309-02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多的风风雨雨,其间有过辉煌,也有过挫折,甚至有过生与死的抉择。如斯大林时期,马克思主义被严重的教条化和僵化,并被当作一个经典的模式在设社会主义阵营内随意套用和粘贴,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时,似乎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推进了深渊,西方的一些思想家趁机叫嚷“马克思主义死了”,“社会主义失败了”。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科学性以及科学的实践性、批判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度过一次又一次危机,而且还从每一次危机中把自身向前推进一步。始于1995年并于1998年达到高潮的西方国家关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盛况空前的国际大会,再次进行了确证。
那么马克思究竟有哪些重大理论发现呢?恩格斯发表于1883年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和写于1880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都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阿尔都塞称在科学史上存在三个新大陆,“在马克思前已有两个新大陆想科学知识打开大门:数学的大陆和物理的大陆。第一个是被希腊人泰勒斯打开的,第二个是被伽利略打开的。马克思开拓了通往科学知识的第三个大陆:历史学大陆。”再次强调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
1842—1843年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对物质利益的关切和在《德法年鉴》时期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他们都使马克思的研究转向“市民社会”领域,而该领域的问题势必涉及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中表述到:法的关系与国家的形式一样,在它们的产生根源上,是既不能从其自身获得解释,也不能从人类的精神发展过程中获得理解,‘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又把他的注意力引向社会经济问题,引向市民社会,因为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就构成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所谓市民社会,在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以及黑格尔等人的眼里,指的是与当时封建制国家相对应(或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有明确表示。马克思沿用了这一说法,他认为,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各方面的存在(其中主要包括社会上层建筑诸形式),因此,对社会上层建筑诸形式的构成与变化之原因的探索就只能到市民社会中去进行。但是马克思又指出:“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样,政治经济学就成为一门关于市民社会的“解剖学”“社会学”。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才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所以马克思决定要从政治经济学方面来揭示资本主义特征。
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中断了他在德国创办的《新莱茵报》的生活,于1850年流亡到伦敦。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转入低潮之时,也正是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历史赐予资产阶级的“一个纯粹的喘息时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总结革命经验、创立和丰富革命理论,以迎接新的社会革命的准备时机。因此在随后的十年里,马克思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以惊人的毅力和严谨的态度研究了大量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其他领域的学术著作和文献资料,深入的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批判。研究成果就是1858年8月—1859年1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它们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已经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在《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经典性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起上并有一定的社会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使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因而《序言》创立了唯物史观。
二、唯物史观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实现了历史观的革命性的变革,而且在哲学世界观上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变革中的主要理论价值在于:他首先实现了哲学从科学逻辑向历史逻辑的转变,从科学思维向历史思维的转变,从而真正实现了以“人的逻辑”(历史逻辑)取代“物的逻辑”,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现实的道路。他仅仅自然界和人;但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们都不能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要实现从抽象的人向现实人的转变,“就必须把这些人当作在历史行动中的人去研究”;“对抽象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恩格斯讲的就是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怎样超越费尔巴哈并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个人怎样的,决定于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下的个人,都是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理解正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而得以形成的。
(一)历史作为具体人的历史
从维科到黑格尔的古典历史决定论都同样带有神秘化的特征。好像深刻的洞见与神秘化有着不解之缘。所以历史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往往是不可理解的体现为一种超越的力量。其结果是,历史在所谓的“看不见的手”,“理性的狡计”,“自然的意图”,这样的概念中得到最终的解释。这中解释解释似乎避免了主体与自然的分裂,但却导致了另一种分裂,即这种抽象的主体及其“创造”的历史与现实世界的分裂。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来,历史的主题是现实的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等必须的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样的历史才是真正现实的、具体的历史。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的历史也是一种总体。不同的是在黑格尔那里,总体就是主体,总体的权威性必需靠一种绝对的主体来保障;而对马克思而言,历史的总体性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社会与自然的统一性,并且,构成这一总体性的乃是有限的主体,也就是现实的个人。正如科西克所说:“历史是人创造的,这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但它的第二个前提同样重要,这就是创造的必然连续性。历史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并非永远从起点开始。相反,人们承袭过去世代的道路和成果。”在这一意义上,历史的总体性和实践的总体性是同一件事情,总之黑格尔的主体性是一种绝对主体,是抽象的;而马克思的历史则包容了一种优先主体,因而是历史的、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