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导致民生凋敝

　　元朝医学家朱丹溪在其著作《丹溪心法·瘟疫五》中讲到：“瘟疫，众人一般病者是，又谓之天行时疫。”讲瘟疫“发病急剧，证情险恶”。 瘟疫用现代医学来解释，就是由强烈致病性微生物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一般具有急性、易传染性、高致死率等特点。瘟疫种类繁多，例如黑死病、鼠疫、天花、霍乱、瘴气等几十种传染病，都曾经在全球各地泛滥。世界历史上，人类遭遇了无数次的瘟疫，有些瘟疫尤其严重，像雅典大瘟疫、安东尼瘟疫、查士丁尼瘟疫、欧洲黑死病、印第安天花瘟疫、西班牙大流感、俄国斑疹伤寒等等，都造成了不计其数的人死亡。回观中国历史，自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20世纪，记载在册的瘟疫，较大规模的就达数百次之多，常是三年一小疫，十年一大疫。
　　古代医学不发达，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有限，一些具有传染性的小疾病，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很可能发展成大范围致命性的传染病。像黄热病、霍乱、疟疾这些在现代很容易治疗的疾病，在古代对人类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古人面对凶猛的瘟疫，初期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他们曾将其归因于鬼神。神话传说中曾讲到：五帝之一颛顼大帝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是瘟鬼，专门负责传播瘟疫。生产力低下的先秦时期，瘟疫一旦爆发，人们会请专业的驱疫鬼者来作法，史载中提到这些人“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汉代出现疫情之后，皇帝会先下一道“罪己诏”，因為他们认为瘟疫是上天在警示自己，作为人间管理的一把手，必须自我批评，恳求得到上天的饶恕。
　　两汉时期是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后世历史学家统计，自公元119年至217年的近百年间，就曾发生过几十次大瘟疫。而在东汉末年的数十年间，大瘟疫更是连绵不断，其死亡人数之多，已无从统计。尤其是东汉末年，在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原地区，一种可怕的伤寒以空前的速度席卷每一个角落，病毒主要通过动物（马、牛、羊等）作为中间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一旦发病，患者身体上会出现血斑淤块，同时高热致喘，气绝而死。这瘟疫流传起来十分凶猛，在古籍中可以找到许多描写当时惨烈景象的文字。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建安二十二年，疠气盛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操《蒿里行》也提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也记载：“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三国时期，全国人口不到一千万，不只是战争原因，亦有瘟疫推波助澜。面对瘟疫，不仅普通民众因医疗卫生条件落后而大量死亡，那些一向养尊处优的上层人士也难逃厄运。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都是因瘟疫而死。
　　尽管在古代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记载，一些人口统计数据也很不准确，但我们仍可从一些史书留下的文字中感受到当时瘟疫的可怕。

明朝医学家吴又可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著成《温疫论》一书，揭开了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新篇章。

被瘟疫左右的三国乱世

　　东汉末年战事频仍，民不聊生。在此情形下，瘟疫的到来无疑是雪上加霜。东汉王朝虽已灭亡，但瘟疫还没有消失，到三国和晋朝，它又持续了很长时间。历史学家裴松之曾说，这场瘟疫“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而据《晋书》的记载，甚至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瘟疫都还时有发生，“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
　　这场瘟疫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令国内外的专家开始推论其起源，但各家说法不一。英国医学家弗雷德里克·卡特赖特认为，这场瘟疫的源头是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他在《疾病改变历史》中称：公元1世纪末，一个残忍好战的民族出现了……匈奴人带来了新的传染病，造成了被历史学家称为“瘟疫的一系列疫症的流行”。另外一种说法认为，瘟疫与匈奴无关，极有可能源自大汉内部。当时混乱不堪的局势，各方军阀都在招兵买马，吏治腐败，官府横征暴敛尤甚，加之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饿殍遍野，来不及掩埋，从而滋生了瘟疫。 　　公元183年，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趁民间大疫流行，用符咒之水医治病人，病情好转后，百姓将他们奉为神灵。十几年间竟然发展到了数十万信徒的规模。当时机成熟后，他们便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发起了著名的“黄巾起义”。可以说，瘟疫与政治互相作用，瘟疫的流行正是黄巾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这次农民起义因其本身的弱点，最后遭到残酷镇压，但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基本上名存实亡。为了镇压各地农民起义，朝廷不得不给予地方更多的军事权力，从而为以后军阀割据、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持续多年的大瘟疫对三国格局的形成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当属赤壁之战。赤壁之战时的曹操号称有80万大军，但由于军中瘟疫肆虐，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正如《三国志》所载：“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曹操在兵败北撤后，也曾感慨到：“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如果没有瘟疫的影响，三国又是否会是另一种局面？

防疫方法輪番上阵

　　虽然瘟疫来临时，古人并没有多少有效的办法抵抗，但人们并没有坐以待毙。当人们发现一些愚昧的做法不足以制止瘟疫时，很多头脑清楚的人站了出来，其中有政府官员，也有对防治瘟疫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医。
　　第一个方法是隔离，史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人们把患者隔离开来治疗，切断瘟疫的传染源，降低其他人的患病率，这是自古至今都在采用的办法。在汉代，人们设置类似隔离医院的设施“病迁坊”，用来隔离麻风病人。到唐朝，“病迁坊”发展为佛教会设立的“病人坊”，内有僧人专门为患者治病，相当于现代的慈善机构。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
　　第二个方法是掩埋因传染病而死亡的尸体，并且建立疫情检疫系统。先秦时期就有掩埋因传染病而死之人的意识，到宋朝，政府还会给这样的行为以奖励。湖北出土文物《封诊式》竹简中有明确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清朝刊行的《海录》中提到：“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还设有“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
　　第三个方法是研制治疗瘟疫的中药。众多医学家通过不断的探索，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防治方法，这些医学家中最著名的，就是东汉末年的医圣张仲景。他广泛收集民间药方，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了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当时人所称的“伤寒”，与我们现代所认识的伤寒并非同一个概念。后世研究者认为，东汉时期的“伤寒”其实是指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包括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等急性传染病。张仲景在书中提出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种方法来判断病症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这是那个瘟疫肆虐的年代里最为宝贵的财富。
　　关于张仲景，还有一个“饺子防瘟疫”的有趣故事。当时，张仲景发现瘟疫爆发与天气时寒时暖有关。为了提高人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他发明了“祛寒娇耳汤”，也就是最早的饺子，饺子馅是煮熟切碎的羊肉、辣椒和配制的祛寒药材。其实饺子并不能防治瘟疫，只是馅料可以祛除人体内的寒气。
　　除了张仲景，很多中医在防治瘟疫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晋朝名医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等治疗瘟疫的方剂。元朝医学家朱丹溪认为治疗瘟疫有三法，分别是宜补，宜散，宜降。明朝医学家吴又可认为瘟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他留下的治疫方剂现在仍然在指导临床实践。清朝名医余师愚发明“清瘟败毒饮”，对于防治瘟疫效果显著。
　　民间也有许多治疗瘟疫的偏方。东汉马援在出征交趾（今越南）时遭遇瘟疫，军医建议用薏苡仁预防瘴气，有一定成效；在井上加栏加盖，保护水源不受污染，必要时在井水里加药，大家喝了可以防治瘟疫。总之为了治病，古人想尽了办法，才使得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得以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