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汾阳贾家庄，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引人瞩目。
　　莫言来了，苏童来了，余华来了，贾樟柯创办的首届“吕梁文学季”可谓大家云集。而在这么多文坛大家之中，贾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焦点。当年那个山西作协读书班的文学青年，已经成长为文艺界的领军人物。
　　1970年出生的他，比王小帅小4岁，比张元小7岁，比章明小9岁，贾樟柯是“第六代”导演中最年轻的一位，也可能是最幸运的一位。2006年，他的《三峡好人》摘得当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是“第六代”中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导演。那一年，他只有36岁。
　　他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导演。
　　胸怀大师理想，充盈着浪漫不羁的情怀，同时也用镜头记录着中国当下的现实。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山西汾阳，小武是个扒手，自称是干手艺活的，他戴着黑粗框眼镜，寡言，不怎么笑，时常歪斜着头，舌头顶着腮帮。他在澡堂子里练歌，在马路上陪歌女轧马路，无聊，晃来晃去，顺便将手伸到别人的口袋里。这部电影让贾樟柯爆得大名，正赶上盗版碟的热潮，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奖之后，又成为国内青年人热捧的对象。那样的小镇，那样的人。
　　还有《站台》中那些熟悉的老歌、邓丽君、电子表和双喇叭录音机，那些磨去了青春和梦想的人们慢慢老去的背影，总是会引起许多人的唏嘘和共鸣。
　　在很多中国观众看来，《三峡好人》不免太闷了一点，这不是美国大片的快节奏，它缓慢，和电影之外高速变化的中国恰成对照。因为三峡工程，三峡，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在贾樟柯这里，他对那些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并不倾心，而是努力捕捉普罗大众简易的生活细节，在这大变动的时代，疲惫的人群孤单的灵魂，以及底层不动声色的茫然。
　　在这近乎零度的影像中，有他对中国现实的独立审视与思考。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卓别林

　　《新民周刊》：我看到一张照片，你和是枝裕和、侯孝贤在一起，这是南特电影节时候照的吗？
　　贾樟柯：应该是吧，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那儿。
　　《新民周刊》：侯导算不算对你影响最大的导演？
　　贾樟柯：那当然不是了，他是我喜欢的导演之一。
　　《新民周刊》：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位？
　　贾樟柯：卓别林。
　　《新民周刊》：卓别林吗？好像跟你的电影风格不是很相像。
　　贾樟柯：直到今天我都认为卓别林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导演。只有卓别林才能让我发现很多电影基因里的美感。
　　《新民周刊》：你觉得自己的电影中有哪些是与卓别林有关系的？
　　贾樟柯：其实喜欢一个导演不一定是电影方法上的，并不一定说我也要去拍卓别林似的电影。你比如说卓别林那种脱胎于杂耍的电影美感，带有电影发明初期最原始的魅力，我觉得这是最神奇的电影作品。像他的《淘金记》和《大独裁者》，能够让我直观地看到电影本身。因为电影隔了代了，到我们都不知道第几代了，而卓别林的作品在我看来是血统最清晰的电影，所以如果我们理解了电影的基因，再去看卓别林，我们就会在卓别林的电影中看到电影最清晰的基因记忆、基因特点。从卓别林的电影你可以理解：活动影像为什么令人兴奋？影像发明之初为什么会带给人类狂欢？卓别林电影也带来了影像未来的可能性。就像现在我看《速度与激情》，已经没有这种兴奋感了，可是当我看卓别林的电影，还能看到这种电影原始的美。

　　《新民周刊》：卓别林的电影是在北京电影学院看的吗？
　　贾樟柯：更早，在上大学之前我在汾阳的电影院就看了。他的《摩登时代》《凡尔杜先生》电影院都放过。

中国的现实太吸引人了

　　《新民周刊》：作为“第六代”的领军人物，你拍的“故乡三部曲”、《三峡好人》等与第五代趣味迥异的电影作品，有没有一种信念，要记录下中国的现实？
　　贾樟柯：当时不是信念，而是一种充沛的兴趣。因为中国的现实太吸引人了，拿起摄影机就想拍。没有太多算计说拍这种东西我应不应该有责任感，我并不是很理性地考虑这些问题的。你生活在生活里，你有机会拍，自然会马上想把它拍出来。实际上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戏之后，我的研究兴趣有两部分：一是前苏联蒙太奇的电影，我做了很多笔记，因为我很喜欢其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电影的思路;另一部分是武侠片和动作片，我特别喜欢这一电影类型。但是真的去拍就不会一下子拍武侠电影，还是拍了《小山回家》和《小武》这样相对表现现实的作品。因为我觉得拍电影或者说创作，关键还是要能够抒发个人情感，积压在我情感中的，最主要的还是现实产生的刺激和感想，所以这十几年我一直没想改变，一些想拍的类型片一直就放在一边，关注中国现实的电影，一拍就是20年。
　　20年一转眼就过去了，一直有话想说。我的电影制作模式是即兴模式，可以说，除了《站台》以外，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即兴的，就是说突然有灵感，突然有话想说，就马上写剧本，马上带人去拍。包括《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都是這样。我觉得一直在和现实互动，现实里的个人情感，包括后来现实里的公共事件，都让我有冲动去拍摄电影。
　　在拍摄《三峡好人》之前，我对三峡工程的关注度没有那么大，毕竟工程本身所涉及的环保问题、生态问题，对我们这种科学知识经验很缺乏的人来说，理解没有那么深，觉得那地方那么遥远，但因为我要拍刘小东的纪录片，所以去了。到了三峡，我马上被它吸引、打动，马上就想拍，那就和三峡工程与移民问题这样的公共事件和公共话题有了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