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著作，不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是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27年3月5日，《报告》首发于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发表了《报告》部分章节。4月，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该《报告》。此后，《报告》被译为俄文、英文、日文等文字，传播国外，是毛泽东首篇传播至海外的作品。步入新时代，《报告》仍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必须重视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曾指出：“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出身农家的毛泽东，自6岁起就开始帮家里干些家务与农活。母亲的淳朴善良，再加上多年农活的亲身体验，让他自小对老百姓寄予无限同情。1910年4月的长沙饥民暴动在少年毛泽东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毛泽东看来，那些被杀害的饥民同自己的家里人一样，是无辜的。这年秋，毛泽东走出家乡韶山冲。怀着对广大劳苦大众的深厚感情，毛泽东先后到湘乡、长沙等地求学。在徐特立、杨昌济等名师的引导下，他的眼界更加开阔，并立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志向。
　　秉持着为最广大的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初心，毛泽东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积极投身革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他立足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逐步萌发并确立了依靠工农大众的思想。1923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三大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地痞劣绅的鱼肉把持是导致农民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主张“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運动”。1926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工农群众运动空前高涨。这年9月，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但面对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激烈争论和原则分歧。一时之间，“惰农运动”“痞子运动”“搞糟了”“糟得很”等甚嚣尘上。如何正确看待农民运动？国民革命到底何去何从？带着这些问题，受国共两党委派的毛泽东，于1927年初深入湖南农村进行实地考察。此时的毛泽东，不仅领导过韶山的农民运动，主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实地考察过长江一带的农民运动，并刚刚参加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他已然成长为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报告》是植根中国农村的不朽之作，通篇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过调查研究找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点，是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运情况。这5县，农民运动发达，斗争较为激烈。每到一处，毛泽东均“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调研发现“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此次考察，历时32天，既扎根农村底层，也接触农村中上层;所得材料，既有一手材料也有间接材料，既有正面材料也有反面材料，既有典型材料也有综合材料。后经分析研究，毛泽东深刻把握中国农民运动的规律与本质，形成《报告》。
　　针对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与不实之词，毛泽东以大量实地调研材料为据，进行了有理有力的辩驳。《报告》指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毛泽东对农民、农民运动的认识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他在《报告》中科学预测：“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正因如此，才有了几个月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转兵井冈山的道路抉择。
　　必须践行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尽管群众路线这一科学概念在1927年还未公开提出，但其内涵在《报告》中均有彰显。
　　《报告》在对农村各社会阶级及经济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对于当前的农民运动，《报告》也鲜明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应“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这些论断，实际上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
　　依靠农民群众的思想贯穿《报告》全文。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经过农村大革命，“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对于农村革命的根本依靠力量，即占乡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群众，《报告》寄予了高度评价，称其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报告》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报告》所论述的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即“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等，每一件大事都蕴藏着依靠农民群众的思想。《报告》从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等角度阐述了依靠农民群众的多维内涵。
　　《报告》本身的形成，是践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结晶。青年毛泽东以哲人的睿智和政治家的敏感，向广大中国共产党人生动展现了群众路线这一根本方法。
　　这篇立足中国实际、扎根中国农村的调研之作，不仅为农民运动增添了无穷的精神力量，也为中国革命指出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赞誉。步入新时代，《报告》中重视农民问题的赤子情怀、坚持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践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仍是各级党员干部必须传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与政治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