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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1894年10月出生，湖南宜章人。1915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转入哲学系学习，1923年毕业。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曾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的行动。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与高君宇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10月，参与创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和党的理论家。
一
1919年1月1日，北京大学学生争相传阅着一本名为《国民》的杂志，杂志封面上是徐悲鸿所绘的一位青年的肖像，这位青年叫邓中夏，画面定格的是他在一场学生救国会上激情演讲的瞬間。杂志封面上的邓中夏，是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青年的形象，也是他作为那个时候的中国青年领袖的形象。《国民》杂志便是他和学生救国会的同学们一起创办的第一份爱国杂志。
风暴的前夜，是呐喊的疾书。邓中夏在1919年2月至4月，为《国民》杂志撰写了8篇文章，以大量的事实、犀利的笔锋，向全国人民系统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收买北洋军阀、控制我国军事和财政大权、侵占我国领土的罪行，为北大进步学生和广大爱国人士认清形势、觉悟革命，做了舆论准备。在这段时间里，邓中夏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这是邓中夏从毛泽东那里学到的经验，即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用他们当时的话说，这是面对民族危亡之势而采取的第一个“直接行动”。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后，邓中夏身先士卒，带领成员到北京的市民中传授知识，开设学习读书班。李大钊和蔡元培都支持这一行动。邓中夏后来把这个平民教育讲演团带到了北京长辛店铁路工人那里，开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他的这一开创性的行动，使长辛店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之一。邓中夏除了在北京大学上课外，每周两次去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给工人讲课。后来，他成长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
工人喜欢听邓中夏的课，邓中夏更爱与工人在一起。后来，邓中夏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这样说：“我们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训练两千名铁路工人……这所学校看来是我们接近工人的一个途径，我们之间逐渐产生了亲密友好的感情;我们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鼓舞他们的重要建议，结果，我们看到提出各种阶级要求……”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邓中夏和长驻补习学校的教员吴容沧还编了歌曲教工人唱。这些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如星星之火，开始在工人的心底燃烧起来。
192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在邓中夏的指导下，长辛店工人第一次举行纪念“五一”大会，并宣告成立工会。现场一片欢腾，工人们又是舞狮，又是击鼓。邓中夏也被现场工人们的革命情绪所吸引，当晚住在一个工人家里。那一天夜晚，他激动得彻夜难眠，于是起来写诗，那首《游工人之窟》的长诗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二
1919年5月2日，邓中夏刚刚从外面回到北大，其同学许德珩就匆匆找来，把从蔡元培那里获悉的巴黎和会上的事告诉他：英、美、法三国通过私底下的交易，竟然将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排斥在外，秘密议定了一个和约，声称“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
“这是屈辱和约，我们中国坚决不能答应！更不能在和约上签字！”邓中夏一听，义愤填膺，当天下午即与许德珩一起邀集《国民》杂志在各校的代表召开会议。校长蔡元培不仅参加，而且首先发表演说：“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会议通过了邓中夏的提议，决定于3日傍晚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大会，另邀请北京各大中专学校代表参加。
3日晚的学生大会，其实就是五四运动的一次“预备会”。
会上，邓中夏站到台上，慷慨激昂地挥动着手，说：“我们要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我们要抗议！我们要拿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我们要立即组织游行示威！”
“对，我们要游行示威！”
“拿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其他各校的代表纷纷响应。也就在这个会上，邓中夏、许德珩等倡议第二天即5月4日（也正好是星期天），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北京学界大示威游行。
5月4日上午，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开始向天安门进发。游行队伍的总指挥是傅斯年，邓中夏是走在最前面的先锋队旗手和领队，许德珩和另一位学生代表黄日葵负责中段的队伍。途中，游行队伍遭到北洋教育部次长和北洋政府派出的军警阻拦。邓中夏、傅斯年、黄日葵等出面与教育部代表辩论，最后队伍冲破军警阻挠，抵达天安门。15时30分左右，北京各学校的学生都已到达，3000余人的游行大军会聚在天安门广场，邓中夏等纷纷站出来演讲，声讨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反动政府。顿时，天安门广场上口号声此起彼伏……
革命的口号声，就是反帝的行动和心声。在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学生们的游行队伍开始按计划线路向东交民巷的美、英、法使馆和中国外交部进军，后来就有了“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等事件。而在这些场景里，都有邓中夏的身影。这也证明了邓中夏是五四运动无可抹杀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冲在最前面的先锋队员之一。
“五四”当天，30多名学生被捕。邓中夏等当晚再次召开北京大学学生大会，决定全体罢课，营救同学，同时成立全国第一个学生组织。由此，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的烈火熊熊燃起，势不可当，席卷全国，震惊世界。
五四运动中，邓中夏始终冲锋在前。后来，他在营救北京学生的游行中被敌人逮捕。出狱后，他被北京学联派到上海指导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在他的指导下，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 三
1919年的那个夏天，邓中夏成为中国青年运动中的重要旗手而在京沪两地乃至全国的学生中影响广泛。邓中夏火热的革命热情，使他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赏识与重用，成为他们的得力助手。
五四运动之后，北京的各种进步组织蓬勃兴起。在蔡元培的鼓励下，北京大学学生组织遍地开花。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正式宣布成立，发起人是李大钊和王光祈。它吸收的对象一为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进步学生，二是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回国的一部分留学生，三是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一些受到政府及少数学校排斥的进步学生。显然，李大钊有保护青年学生之意。邓中夏详细了解情况后，应李大钊之邀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很快成为该学会实际领导者。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学会宗旨确定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信条为：“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儉朴。”
少年中国学会是由李大钊发起、邓中夏实际领导的一个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诞生的全国性进步青年学会，在当时影响很大，人数也多，北京设有总会，在成都、南京及巴黎等地都有分会，并且有自己的学会刊物《少年中国》。在李大钊、邓中夏的努力下，学会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才俊，毛泽东、张闻天、蔡和森、向警予、恽代英、李达、赵世炎、黄日葵、侯绍裘、缪伯英、许德珩、高君宇、朱自清、杨钟健、舒新城、田汉等都是其中的成员。
邓中夏一直在革命的一线忙碌。李大钊领导的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也经常需要邓中夏出面和具体操办。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在北京，李大钊原本是想在教员中发展成员的，后来发现有些问题。据后来成为周恩来入党介绍人的张申府（时任北大讲师）回忆：“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李大钊——编者注）。当时北京只有我和李守常两个党员。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
不久，李大钊就发展了张国焘，后来又发展了邓中夏、罗章龙、张太雷、何孟雄、刘仁静、高君宇等。
四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前，在李大钊的领导之下，邓中夏等便积极参与了建党的工作。
1920年4月，仲春时的北京气温仍然很低。一天下午，李大钊把邓中夏等学生叫到自己在图书馆的办公室，告诉他们“北边”来人了，是苏俄派过来的，想与我们讨论建党的问题。平时，李大钊常在这个办公室接待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进步青年，经常在此秘密分享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经验体会，同时讨论中国社会形势和革命的出路。
邓中夏和其他进步同学在这里见到了一位卷发的俄国人，他叫维经斯基，据说是共产国际远东事务的负责人，是受列宁委托来到中国的。
“先生，这俄国人怎么找到您的呀？”对这位突然从俄国来的“陌生人”，邓中夏有些担心，悄悄问李大钊。
“是我们学校的俄文系教授柏伟烈介绍的……”听李大钊这么一说，邓中夏和几个同学就放心了。因为俄籍教授柏伟烈是他们都熟悉的，而且也知道此人与李大钊关系不一般，许多马克思主义读物，包括那本李大钊要求邓中夏他们都要读的《共产主义ABC》英文本就是由柏伟烈带到北大图书馆来的。既然是柏伟烈介绍的，大家自然便放心了。
维经斯基在会见邓中夏这些五四运动的骨干前，首先与李大钊谈了他此行的目的，认为中国在五四运动之后出现的社会形势和革命情况，已经具备了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建议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早日加入共产国际。“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维经斯基这样对李大钊说。
会见邓中夏等五四运动进步青年学生代表也是维经斯基提出来的。
在与维经斯基见面后，包括李大钊在内的这些马克思主义追随者，才第一次真切地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及共产国际等的真实情况，而这对在黑暗中自我寻找革命方向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来说，是何等的重要。邓中夏兴奋地对大家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示出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步骤、手段和方法，应有尽有了。”
维经斯基的北大之行历时一个星期。他每天下午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内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一起开谈话会，回答中国同志相关问题。在最后一次座谈时，维经斯基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今后要努力耕耘，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
1920年10月，李大钊和张申府、张国焘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很快发展了邓中夏、张太雷、罗章龙、何孟雄、刘仁静、缪伯英等成员。这些北京地区早期的党组织成员，具体的分工是：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与交际，邓中夏分管学生运动和青年工作，罗章龙分管宣传。
五
从五四运动前到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段时期的邓中夏，就是一颗革命火种，走到哪儿，哪儿就被他点燃革命火焰。而他本人就是一名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
杨东莼是跟随邓中夏进行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北大学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这样评价和回忆邓中夏：
“他是李大钊同志最亲密的战友。五四前后，他即不懈地钻研马克思主义……”
“他是最健谈的，谈时热情奔放，滔滔不绝……他从不骄傲自满，最乐于倾听人家的意见，也最善于接受人家的正确意见。他常说，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见闻不广，没有大家的力量，任何事情都是不能办好的。”
“在长辛店街上北口路东一所房子里办起了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没有桌椅板凳，中夏首先倡议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他拿出几块钱，许多工人接着也出了一些钱或者拿来几张破烂桌椅，就这样把学校和俱乐部办起来了……他的讲话能够有的放矢，动人心弦，深深地感染和吸引着群众。在这所学校里，吃的是窝窝头，中夏同志甘之如饴，我却难以下咽。晚上躺在土炕上，他睡得很自在，我却嫌脏怕臭，翻来覆去老是睡的不落实。”
“他最注意的是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尤其是比他年龄小些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更重视。他从来不以长者自居，也从来不以先知先觉者自居，而是用寻师访友的谦虚态度，找青年朋友们谈心。谈话时，他的态度是那么亲切和蔼，使你无拘无束，并有一见如故之感;他的感情是那么诚挚热烈，使你不自觉地深深受到他的感染;他分析问题是那么细密和富于逻辑性，使你感到他为你带来了真理。”
邓中夏有记日记的习惯。在入党之前，他已经写了12本日记。他这样说：“日记不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是记载自己的思想变化和工作学习情形的一本账，既是一本账，到时候就得算一算，这样，才能够督促自己不断进步。既然为了算账而记账，就必须记得真实，就必须不间断地记。”
他用“记账”的方式激励和要求自己，将革命人生和革命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每一天都实实在在地记载在自己的“账”本上，并且随时检查“账”本。
邓中夏，一个在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时期的学生领袖和青年革命者。他有着自己的鲜明形象：信仰坚定，热情真挚，努力勤奋，又严于律己。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一
1919年1月1日，北京大学学生争相传阅着一本名为《国民》的杂志，杂志封面上是徐悲鸿所绘的一位青年的肖像，这位青年叫邓中夏，画面定格的是他在一场学生救国会上激情演讲的瞬間。杂志封面上的邓中夏，是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青年的形象，也是他作为那个时候的中国青年领袖的形象。《国民》杂志便是他和学生救国会的同学们一起创办的第一份爱国杂志。
风暴的前夜，是呐喊的疾书。邓中夏在1919年2月至4月，为《国民》杂志撰写了8篇文章，以大量的事实、犀利的笔锋，向全国人民系统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收买北洋军阀、控制我国军事和财政大权、侵占我国领土的罪行，为北大进步学生和广大爱国人士认清形势、觉悟革命，做了舆论准备。在这段时间里，邓中夏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这是邓中夏从毛泽东那里学到的经验，即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用他们当时的话说，这是面对民族危亡之势而采取的第一个“直接行动”。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后，邓中夏身先士卒，带领成员到北京的市民中传授知识，开设学习读书班。李大钊和蔡元培都支持这一行动。邓中夏后来把这个平民教育讲演团带到了北京长辛店铁路工人那里，开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他的这一开创性的行动，使长辛店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之一。邓中夏除了在北京大学上课外，每周两次去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给工人讲课。后来，他成长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
工人喜欢听邓中夏的课，邓中夏更爱与工人在一起。后来，邓中夏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这样说：“我们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训练两千名铁路工人……这所学校看来是我们接近工人的一个途径，我们之间逐渐产生了亲密友好的感情;我们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鼓舞他们的重要建议，结果，我们看到提出各种阶级要求……”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邓中夏和长驻补习学校的教员吴容沧还编了歌曲教工人唱。这些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如星星之火，开始在工人的心底燃烧起来。
192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在邓中夏的指导下，长辛店工人第一次举行纪念“五一”大会，并宣告成立工会。现场一片欢腾，工人们又是舞狮，又是击鼓。邓中夏也被现场工人们的革命情绪所吸引，当晚住在一个工人家里。那一天夜晚，他激动得彻夜难眠，于是起来写诗，那首《游工人之窟》的长诗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二
1919年5月2日，邓中夏刚刚从外面回到北大，其同学许德珩就匆匆找来，把从蔡元培那里获悉的巴黎和会上的事告诉他：英、美、法三国通过私底下的交易，竟然将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排斥在外，秘密议定了一个和约，声称“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
“这是屈辱和约，我们中国坚决不能答应！更不能在和约上签字！”邓中夏一听，义愤填膺，当天下午即与许德珩一起邀集《国民》杂志在各校的代表召开会议。校长蔡元培不仅参加，而且首先发表演说：“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会议通过了邓中夏的提议，决定于3日傍晚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大会，另邀请北京各大中专学校代表参加。
3日晚的学生大会，其实就是五四运动的一次“预备会”。
会上，邓中夏站到台上，慷慨激昂地挥动着手，说：“我们要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我们要抗议！我们要拿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我们要立即组织游行示威！”
“对，我们要游行示威！”
“拿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其他各校的代表纷纷响应。也就在这个会上，邓中夏、许德珩等倡议第二天即5月4日（也正好是星期天），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北京学界大示威游行。
5月4日上午，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开始向天安门进发。游行队伍的总指挥是傅斯年，邓中夏是走在最前面的先锋队旗手和领队，许德珩和另一位学生代表黄日葵负责中段的队伍。途中，游行队伍遭到北洋教育部次长和北洋政府派出的军警阻拦。邓中夏、傅斯年、黄日葵等出面与教育部代表辩论，最后队伍冲破军警阻挠，抵达天安门。15时30分左右，北京各学校的学生都已到达，3000余人的游行大军会聚在天安门广场，邓中夏等纷纷站出来演讲，声讨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反动政府。顿时，天安门广场上口号声此起彼伏……
革命的口号声，就是反帝的行动和心声。在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学生们的游行队伍开始按计划线路向东交民巷的美、英、法使馆和中国外交部进军，后来就有了“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等事件。而在这些场景里，都有邓中夏的身影。这也证明了邓中夏是五四运动无可抹杀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冲在最前面的先锋队员之一。
“五四”当天，30多名学生被捕。邓中夏等当晚再次召开北京大学学生大会，决定全体罢课，营救同学，同时成立全国第一个学生组织。由此，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的烈火熊熊燃起，势不可当，席卷全国，震惊世界。
五四运动中，邓中夏始终冲锋在前。后来，他在营救北京学生的游行中被敌人逮捕。出狱后，他被北京学联派到上海指导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在他的指导下，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 三
1919年的那个夏天，邓中夏成为中国青年运动中的重要旗手而在京沪两地乃至全国的学生中影响广泛。邓中夏火热的革命热情，使他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赏识与重用，成为他们的得力助手。
五四运动之后，北京的各种进步组织蓬勃兴起。在蔡元培的鼓励下，北京大学学生组织遍地开花。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正式宣布成立，发起人是李大钊和王光祈。它吸收的对象一为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进步学生，二是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回国的一部分留学生，三是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一些受到政府及少数学校排斥的进步学生。显然，李大钊有保护青年学生之意。邓中夏详细了解情况后，应李大钊之邀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很快成为该学会实际领导者。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学会宗旨确定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信条为：“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儉朴。”
少年中国学会是由李大钊发起、邓中夏实际领导的一个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诞生的全国性进步青年学会，在当时影响很大，人数也多，北京设有总会，在成都、南京及巴黎等地都有分会，并且有自己的学会刊物《少年中国》。在李大钊、邓中夏的努力下，学会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才俊，毛泽东、张闻天、蔡和森、向警予、恽代英、李达、赵世炎、黄日葵、侯绍裘、缪伯英、许德珩、高君宇、朱自清、杨钟健、舒新城、田汉等都是其中的成员。
邓中夏一直在革命的一线忙碌。李大钊领导的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也经常需要邓中夏出面和具体操办。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在北京，李大钊原本是想在教员中发展成员的，后来发现有些问题。据后来成为周恩来入党介绍人的张申府（时任北大讲师）回忆：“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李大钊——编者注）。当时北京只有我和李守常两个党员。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
不久，李大钊就发展了张国焘，后来又发展了邓中夏、罗章龙、张太雷、何孟雄、刘仁静、高君宇等。
四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前，在李大钊的领导之下，邓中夏等便积极参与了建党的工作。
1920年4月，仲春时的北京气温仍然很低。一天下午，李大钊把邓中夏等学生叫到自己在图书馆的办公室，告诉他们“北边”来人了，是苏俄派过来的，想与我们讨论建党的问题。平时，李大钊常在这个办公室接待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进步青年，经常在此秘密分享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经验体会，同时讨论中国社会形势和革命的出路。
邓中夏和其他进步同学在这里见到了一位卷发的俄国人，他叫维经斯基，据说是共产国际远东事务的负责人，是受列宁委托来到中国的。
“先生，这俄国人怎么找到您的呀？”对这位突然从俄国来的“陌生人”，邓中夏有些担心，悄悄问李大钊。
“是我们学校的俄文系教授柏伟烈介绍的……”听李大钊这么一说，邓中夏和几个同学就放心了。因为俄籍教授柏伟烈是他们都熟悉的，而且也知道此人与李大钊关系不一般，许多马克思主义读物，包括那本李大钊要求邓中夏他们都要读的《共产主义ABC》英文本就是由柏伟烈带到北大图书馆来的。既然是柏伟烈介绍的，大家自然便放心了。
维经斯基在会见邓中夏这些五四运动的骨干前，首先与李大钊谈了他此行的目的，认为中国在五四运动之后出现的社会形势和革命情况，已经具备了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建议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早日加入共产国际。“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维经斯基这样对李大钊说。
会见邓中夏等五四运动进步青年学生代表也是维经斯基提出来的。
在与维经斯基见面后，包括李大钊在内的这些马克思主义追随者，才第一次真切地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及共产国际等的真实情况，而这对在黑暗中自我寻找革命方向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来说，是何等的重要。邓中夏兴奋地对大家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示出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步骤、手段和方法，应有尽有了。”
维经斯基的北大之行历时一个星期。他每天下午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内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一起开谈话会，回答中国同志相关问题。在最后一次座谈时，维经斯基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今后要努力耕耘，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
1920年10月，李大钊和张申府、张国焘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很快发展了邓中夏、张太雷、罗章龙、何孟雄、刘仁静、缪伯英等成员。这些北京地区早期的党组织成员，具体的分工是：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与交际，邓中夏分管学生运动和青年工作，罗章龙分管宣传。
五
从五四运动前到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段时期的邓中夏，就是一颗革命火种，走到哪儿，哪儿就被他点燃革命火焰。而他本人就是一名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
杨东莼是跟随邓中夏进行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北大学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这样评价和回忆邓中夏：
“他是李大钊同志最亲密的战友。五四前后，他即不懈地钻研马克思主义……”
“他是最健谈的，谈时热情奔放，滔滔不绝……他从不骄傲自满，最乐于倾听人家的意见，也最善于接受人家的正确意见。他常说，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见闻不广，没有大家的力量，任何事情都是不能办好的。”
“在长辛店街上北口路东一所房子里办起了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没有桌椅板凳，中夏首先倡议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他拿出几块钱，许多工人接着也出了一些钱或者拿来几张破烂桌椅，就这样把学校和俱乐部办起来了……他的讲话能够有的放矢，动人心弦，深深地感染和吸引着群众。在这所学校里，吃的是窝窝头，中夏同志甘之如饴，我却难以下咽。晚上躺在土炕上，他睡得很自在，我却嫌脏怕臭，翻来覆去老是睡的不落实。”
“他最注意的是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尤其是比他年龄小些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更重视。他从来不以长者自居，也从来不以先知先觉者自居，而是用寻师访友的谦虚态度，找青年朋友们谈心。谈话时，他的态度是那么亲切和蔼，使你无拘无束，并有一见如故之感;他的感情是那么诚挚热烈，使你不自觉地深深受到他的感染;他分析问题是那么细密和富于逻辑性，使你感到他为你带来了真理。”
邓中夏有记日记的习惯。在入党之前，他已经写了12本日记。他这样说：“日记不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是记载自己的思想变化和工作学习情形的一本账，既是一本账，到时候就得算一算，这样，才能够督促自己不断进步。既然为了算账而记账，就必须记得真实，就必须不间断地记。”
他用“记账”的方式激励和要求自己，将革命人生和革命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每一天都实实在在地记载在自己的“账”本上，并且随时检查“账”本。
邓中夏，一个在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时期的学生领袖和青年革命者。他有着自己的鲜明形象：信仰坚定，热情真挚，努力勤奋，又严于律己。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