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十来年，中国教育领域的弊端有目共睹。变本加厉的应试教育，从小学开始的沉重升学压力和功课负担，激烈的择校竞争，高收费、乱收费和失学儿童和贫困生的大量出现等等，如此病象纷呈，其症结究竟何在？如何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条线索，找出补救的措施，进而校正改革的方向？许多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严肃的讨论，而杨东平的《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正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
杨东平是一位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学者，人们经常听见他发出清醒的声音。在这本书中，他从探讨教育公平问题切入，凭借道德良知和理性思考，在分析统计资料和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当今教育领域的诸多弊病及其症结做出了清晰的、有说服力的诊断。
教育公平的缺失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重点学校制度和“教育产业化”改革。作者指出，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就建立了城乡二元、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二元的等级化公共教育体制，形成了影响我国教育公平的最基本的制度结构。然而，学校等级化的加剧，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实行“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这一改革被称作“单纯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指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的改革。作者认为，它已成为当前影响教育公平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因而对之着重做了剖析，在我看来也是全书最具现实批判力度的章节。
从政策和实践看，“教育产业化”的具体做法，在中等教育阶段主要是公办学校转制，“名校办民校”，例如把名牌中学的初中部变成高收费的“改制学校”。在高等教育阶段，主要方式是办高收费的“二级学院”、“独立学院”，近些年来更是片面追求数量和规模，用房地产开发模式兴建新校区和“大学城”。大学扩招使得普通高中成为瓶颈，在中考竞争远比高考激烈的新态势下，中等教育进一步出现大规模的两极分化，如同作者所说，少数豪华学校与大量贫困学校并存，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畸形化的一道荒唐、乖张的风景线。
“教育产业化”的实质不是市场化，而是混淆了市场化改革与公共治理改革。一方面，该改的不改，政府高度行政化的治理方式、对学校的直接微观控制、垄断教育资源的方式皆未变；另一方面，不该改的却改了，公立学校用靠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共产品设租寻租，将其变成需要花钱购买的服务，向社会、家长强势地攫取经济资源，并架空了弱势阶层和人群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和权利。教育产业的主体本应是民办教育，在“名校办民校”的极端不公平竞争中，真正的民校不但步履维艰，而且大面积死亡，假民办扼杀了真民办。同时，公办教育本身成了腐败的温床，公众对教育的评价降至二十年来最低点。教育支出成了民众的沉重负担，占人均收入的比例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在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背景下，教育本应发挥社会平等制衡器的作用，现在却蜕变成了凝固和扩大阶层差距的工具。
在当今种种教育乱象之中，“择校热”格外令人瞩目，大多数家长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其中，为之恐慌。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的择校竞争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让人们看到了“教育产业化”是如何进一步扩大学校的两极分化的。作者指出，在利益驱动下，当下“择校热”呈现以下特点：第一，面特别广，已从重点中学蔓延到普通中学，从大中城市蔓延到县城和农村地区；第二，低龄化，择校竞争从高中下移到初中，进而下移到重点小学、重点幼儿园；第三，小学阶段出现炽烈的“奥校热”、“考证热”，极大地损害了儿童的身心；第四，择校生的比例越来越大，在城市重点学校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收费越来越高，已相当于大学学费。正是依靠把所谓“民营机制”引入公立中学，在基础教育阶段用钱购买教育机会的做法得以大规模地合法化，变成了一种“市场规则”，构成了家长们不得不就范的刚性机制，并形成了少数名校、强校的巨大寻租空间。
那么，在教育不公平的演进中，应试教育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作者简明地指出：“应试教育与重点学校互为推动，基础教育进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单一价值和培养模式的应试教育、升学竞争导致对重点学校的择校需求，择校热导致学校差距继续拉大，学校差距过大又导致择校竞争和应试教育更为激烈，如此反复震荡。”其实，重点学校的优势也是以应试教育为前提的，主要是凭借考入重点高校的升学率而抬高了其门槛和身价。我们不妨设想，倘若改变了以统一试卷和标准答案为特征的现行高考方式，还会不会有今天这样挤破门庭的择校狂热，由此我们也可明白应试教育何以如此难以改变的缘由了。当然，应试教育在我国已存在了几十年，只是在实行“教育产业化”的近十来年，它才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威力。由此可见，应试教育，重点学校制度，“教育产业化”，这三者在今天已形成互相支撑和促进的格局，而“教育产业化”所起的作用尤其恶劣，导致了早已有之的应试教育和学校等级制度变本加厉。
倘若要进一步探究“教育产业化”的由来，我们就不能不向有关的政府机构提出问责。作者认为，短缺和失衡是两个制度性问题。一方面，教育投入的总量不足，低于许多比中国穷的国家，反映了一个时期政策对于教育的态度。另一方面，教育经费的分配不合理，等级化学校制度是在或明或暗的倡导和支持下才得以存在并发展的。事实上，“教育产业化”一直是在政策的许可下进行的。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重点学校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改变中国教育不公平的现状，千难万难，最大的困难是在这里。
按照我的理解，这本书在相当程度上是在向政府和社会建言。作为一个纯正的学者，杨东平既有正义感和责任心，又有科学的、理性的、建设性的态度。我期待本书会引起全社会和教育界一切有识之士的重视与思考，对于改善我国教育不公平的状况将发生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杨东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六年七月版，28.00元）
杨东平是一位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学者，人们经常听见他发出清醒的声音。在这本书中，他从探讨教育公平问题切入，凭借道德良知和理性思考，在分析统计资料和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当今教育领域的诸多弊病及其症结做出了清晰的、有说服力的诊断。
教育公平的缺失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重点学校制度和“教育产业化”改革。作者指出，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就建立了城乡二元、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二元的等级化公共教育体制，形成了影响我国教育公平的最基本的制度结构。然而，学校等级化的加剧，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实行“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这一改革被称作“单纯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指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的改革。作者认为，它已成为当前影响教育公平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因而对之着重做了剖析，在我看来也是全书最具现实批判力度的章节。
从政策和实践看，“教育产业化”的具体做法，在中等教育阶段主要是公办学校转制，“名校办民校”，例如把名牌中学的初中部变成高收费的“改制学校”。在高等教育阶段，主要方式是办高收费的“二级学院”、“独立学院”，近些年来更是片面追求数量和规模，用房地产开发模式兴建新校区和“大学城”。大学扩招使得普通高中成为瓶颈，在中考竞争远比高考激烈的新态势下，中等教育进一步出现大规模的两极分化，如同作者所说，少数豪华学校与大量贫困学校并存，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畸形化的一道荒唐、乖张的风景线。
“教育产业化”的实质不是市场化，而是混淆了市场化改革与公共治理改革。一方面，该改的不改，政府高度行政化的治理方式、对学校的直接微观控制、垄断教育资源的方式皆未变；另一方面，不该改的却改了，公立学校用靠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共产品设租寻租，将其变成需要花钱购买的服务，向社会、家长强势地攫取经济资源，并架空了弱势阶层和人群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和权利。教育产业的主体本应是民办教育，在“名校办民校”的极端不公平竞争中，真正的民校不但步履维艰，而且大面积死亡，假民办扼杀了真民办。同时，公办教育本身成了腐败的温床，公众对教育的评价降至二十年来最低点。教育支出成了民众的沉重负担，占人均收入的比例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在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背景下，教育本应发挥社会平等制衡器的作用，现在却蜕变成了凝固和扩大阶层差距的工具。
在当今种种教育乱象之中，“择校热”格外令人瞩目，大多数家长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其中，为之恐慌。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的择校竞争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让人们看到了“教育产业化”是如何进一步扩大学校的两极分化的。作者指出，在利益驱动下，当下“择校热”呈现以下特点：第一，面特别广，已从重点中学蔓延到普通中学，从大中城市蔓延到县城和农村地区；第二，低龄化，择校竞争从高中下移到初中，进而下移到重点小学、重点幼儿园；第三，小学阶段出现炽烈的“奥校热”、“考证热”，极大地损害了儿童的身心；第四，择校生的比例越来越大，在城市重点学校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收费越来越高，已相当于大学学费。正是依靠把所谓“民营机制”引入公立中学，在基础教育阶段用钱购买教育机会的做法得以大规模地合法化，变成了一种“市场规则”，构成了家长们不得不就范的刚性机制，并形成了少数名校、强校的巨大寻租空间。
那么，在教育不公平的演进中，应试教育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作者简明地指出：“应试教育与重点学校互为推动，基础教育进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单一价值和培养模式的应试教育、升学竞争导致对重点学校的择校需求，择校热导致学校差距继续拉大，学校差距过大又导致择校竞争和应试教育更为激烈，如此反复震荡。”其实，重点学校的优势也是以应试教育为前提的，主要是凭借考入重点高校的升学率而抬高了其门槛和身价。我们不妨设想，倘若改变了以统一试卷和标准答案为特征的现行高考方式，还会不会有今天这样挤破门庭的择校狂热，由此我们也可明白应试教育何以如此难以改变的缘由了。当然，应试教育在我国已存在了几十年，只是在实行“教育产业化”的近十来年，它才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威力。由此可见，应试教育，重点学校制度，“教育产业化”，这三者在今天已形成互相支撑和促进的格局，而“教育产业化”所起的作用尤其恶劣，导致了早已有之的应试教育和学校等级制度变本加厉。
倘若要进一步探究“教育产业化”的由来，我们就不能不向有关的政府机构提出问责。作者认为，短缺和失衡是两个制度性问题。一方面，教育投入的总量不足，低于许多比中国穷的国家，反映了一个时期政策对于教育的态度。另一方面，教育经费的分配不合理，等级化学校制度是在或明或暗的倡导和支持下才得以存在并发展的。事实上，“教育产业化”一直是在政策的许可下进行的。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重点学校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改变中国教育不公平的现状，千难万难，最大的困难是在这里。
按照我的理解，这本书在相当程度上是在向政府和社会建言。作为一个纯正的学者，杨东平既有正义感和责任心，又有科学的、理性的、建设性的态度。我期待本书会引起全社会和教育界一切有识之士的重视与思考，对于改善我国教育不公平的状况将发生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杨东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六年七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