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八大胡同作为北京历史上最有名的风月场所,与秦淮河一样被世人所关注,那里有着黑暗的罪恶,也有着美丽的传说。而今日的八大胡同已经面目全非,经过数十年的人事变迁、拆迁改建,早就残破不堪。历史作家郝晓辉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走访了前门一带所有的胡同,拍片子,查资料,与老人们聊天,亲手绘制地图,力图还原最真实的八大胡同。本文选摘自刚付印出版的《勾栏胭脂:八大胡同的前世今生》一书,文中段落是老人们的口述实录。
赛金花拯救了北京城
八大胡同的传说可多了,赛金花就是一个例子。可以说中国晚清时代最为风光的妓女,应该就是赛金花。
为什么一直说赛金花呢?因为她对北京有功。当时八国联军在中国烧杀掠夺。有一个德国兵,喝了酒就到处敲门,结果就敲了赛金花的门。赛金花的佣人出来一看,是一个外国人,就赶紧叫主人去了。赛金花觉得事情很严重。因为赛金花曾经是公使夫人,她的孩子就是在德国出生的,所以她并不害怕,非常平静地用德语和这个人说话,问他是哪国人。那士兵回答说是德国人。赛金花问他:“知道瓦德西司令吗?我和他是朋友,我是傅彩云。”那时候赛金花就叫傅彩云。德国兵一听吓了一跳,回去赶紧跟瓦德西汇报。第二天,瓦德西就派车来接赛金花。接去之后,老朋友相见,瓦德西求赛金花给他办粮草的事情。因为当时德国来了那么多人,没什么可吃的,打仗没有粮草可不行。可是赛金花提出两个条件:一,不能伤害无辜,不能随便杀人放火;二,保护北京的名胜古迹。瓦德西一听,不答应不行啊,于是就答应了。就这样,北京城免遭了一场浩劫,不然的话,什么故宫、天安门,早就全部被毁了。
八大胡同的由来
据说老北京城最早的妓院分布在内城,那时候叫官妓。现在东四南大街路东有几条胡同,曾是明朝官妓的所在地,像演乐胡同,是官妓乐队演习奏乐的地方;而内务部街在明清时叫勾栏胡同,是由妓女和艺人卖唱演绎而来的。“勾栏”,明代以后成为妓院的别称。
在明清时,当官的和有钱的吃饭喝酒时都要有妓女陪酒、奏乐、演唱,有一个名字叫做“叫条子”,而妓院一方,就叫“出條子”。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北京城的妓院就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了。原因据说一是因为这里离内城较近,官员们出城享乐比较方便;二是这里有火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多;三是前门外大街是京城著名的商业街,相当繁华;四是这一带是戏园子、茶馆、酒楼的集中地,吃喝玩乐,可自成一体。
当然以上都是资料上说的。而民间有一种说法则是,在民国初期,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他还想做皇帝,所以出手很大方,花重金收买参、众两院议员(那时候号称八百罗汉),给每人月薪八百块现大洋。
那时候国会的会址就在现在新华社所在的宣武门,距离八大胡同非常近,这些官员在酒足饭饱之后,就顺便到八大胡同里遛弯,这也让外城在那一段时间空前繁荣。当时许多妓院都挂出了“客满”的牌子,妓院生意这么火,可以说完全是因为袁世凯的皇帝梦,就是这样成就了那时的八大胡同。
所谓的八大胡同,指的是包括王广福斜街、陕西巷、朱茅胡同、韩家潭、胭脂胡同、石头胡同、百顺胡同、朱家胡同在内的一片地区,其中最主要、最有名的是这么几条胡同。那年头这里白天冷落清静,而一到下午,便灯红酒绿,热闹异常。
老北京的妓女分为“南班”和“北班”两种,一般来说,“南班”的妓女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女人,档次高一些,不但有色,而且有才。这样的妓女陪的多是达官显贵,比如赛金花、小凤仙等都是南方人。“北班”的妓女以北京郊区和河北三河一带的女人为主,相貌好,但没有文化,不会吹拉弹唱。
除此之外,明清时候的八大胡同也有一些相公窑子。相公窑子里面的几乎全部是唱戏的男孩子,要人有人,要个头有个头,油头粉面,整天捯饬得跟女的一样。据说明朝的时候妓女少,相公多,那些漂亮些的男孩子打着唱戏的名义接客,陪达官贵人。等到清朝的时候,这里就更加热闹,一些妓女看到这里的钱好赚,就跑过来,形成了西边玩相公、东边玩妓女的局面。等到南方妓女到了八大胡同,就把相公窑子的生意给顶了,渐渐地也就没有了。
我家对门是妓院
我出生在王广福斜街,今年七十五岁了。我们家是开煤铺的,我那时候还穿着长袍做掌柜的,当时我们家雇的伙计和对面饭馆的小徒弟就经常去逛妓院。
我也认识一些妓院里面的伙计,一般人们管他们叫大茶壶。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沏茶倒水,客人来了帮忙招呼什么的。不过现在我认识的那些人都死了。在八大胡同,当时妓院有五虎:捞毛虎、坐地虎、笑天虎、霸天虎,还有一个负责保护妓院的叫什么虎就记不清楚了。老鸨叫笑天虎,皮条客叫坐地虎,大茶壶就叫捞毛虎。尽是唬人的。
“王皮蔡留,朱茅燕家,大小李纱”,这个顺口溜,基本上概括了八大胡同。除此之外,石头胡同还有一些小班,都是一等的妓院。路西路东比较好点的房子几乎都是妓院。因为客人都是坐汽车去的,那边街道也宽敞点。像棕树斜街这边最好的妓院就是二等,三等居多。一等叫做小班,二等叫做茶室,三等叫做下处。下处就是低级的了,非常脏。原来骂人不是说下三滥吗?就是说像下处这样的地方。
我家前边的楼以前是汾阳会馆,现在已经改成小学了。早先在日本人占领时期,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老挤着好些人,但基本上都是逛妓院的。我家对面现在是公共厕所,那旁边有一条小胡同没几家人住着,里面原来就是妓院。斜对面是饺子铺、小酒馆,再旁边的小楼是一家大烟馆叫红星膏店,现在是棕树斜街7号,原来是2号,人们就是到这里抽大烟的。
我们家对面二等的妓院比较多。现在棕树二条那边的武警支队所在地,是最早的宪兵队住址,后来日本人来的时候也是驻扎在那里。听我父亲说,当时军阀张作霖的部下杨宇霆、于学中在那儿驻扎。那是一个船型的建筑,非常漂亮,但是后来拆了,现在是一个塔楼。一到晚上查妓院的时候,宪兵队的人就拿着一个大令过来。到了哪个院,所有人都必须站起来,大茶壶给掀着帘子,那时候叫打帘子。有一天查到一家妓院的时候,宪兵队一进去,杨宇霆在里面正打麻将呢。当时帘子一掀,里面就有一个声音问道:“干吗的?”宪兵就回答说:“查妓院的。”“查什么妓院呢?”杨宇霆一生气就从腰里把枪拔了出来,走过去就把大令从宪兵的手里夺了,给撅折了。宪兵一看,这可不行,没办法向上边交代啊,再说这也是宪兵队的公务,怎么说撅就给撅了呢?马上有人给宪兵队打电话,杨宇霆也立即召集了自己的部下。就这样,队伍都拉过来了,双方就在胡同里交上了火。吓得附近居民谁也不敢出来,那些正在胡同里的就赶紧找地方躲啊,场面非常混乱。最后双方死了有十几个人。想想都知道,这么窄的地方,根本没法躲,能不死人吗?在当时这是一件大事,事情很快就传开了,军阀和宪兵打起来了,非常轰动。为了平息这事,以后又有了军警宪联合查妓院。
我们家对门有一家二等妓院,是一个叫钱兆山的开的,叫同义楼。当时钱兆山也买卖人口,有人从别处拐来的姑娘,他就收下,然后让这些姑娘去接客。北京解放后封妓院的时候他家还有一个小姑娘呢,他说是他养的。当时这个小姑娘管他叫老爷,我怀疑是他买来准备卖到妓院去的,因为孩子还小就先养着。小姑娘被解救出来后没地方去,就由一个工作组的姓宛的工作人员给领养了。钱兆山算比较幸运的,查封妓院的时候他逃脱了。因为妓院注册的名字是他媳妇的,就没抓他,工作组把他媳妇给抓起来了,判了五年徒刑,他倒没事。后来他又跑回来,但他能干什么啊,就蹬三轮。这下他人也老实了,不敢那么嚣张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把他揭发出来,说他拐卖人口、逼良为娼,他也承认了,不承认不行啊,红卫兵把他打得肛门流血,又把他抓了起来。他可能实在熬不过去了,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就摸电门自杀了。这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很多妓院的老鸨都认识他,从他那里买过姑娘。当时他住的是棕树斜街18号。
八大胡同的那些“黑话”
记得那时候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打茶围。所谓“打茶围”,就是嫖客亲自或派人到妓院去点名叫妓女,或者与妓女一起喝茶聊天,或者是听善唱的妓女弹唱一曲。嫖客进门,照例由老鸨或妓女亲自端茶,由妓女亲自端出干鲜果品来,行话叫做“装干湿”,说俗点也叫“敬瓜子”,临走的时候,就把一块钱茶资放在果盘中,给妓女一块钱,这叫“盘子钱”。当然,愿意多给,更显得嫖客有气派。实际上这是嫖客与妓女“联络感情”的手段,也是嫖客选择妓女的过程。
当时的一二等妓院里,很多妓女是非常讲究情调的,聊聊才艺、唱唱小曲、喝喝茶后,才会与嫖客一起到房间里“行事儿”。更讲究一点的,甚至安排的是嫖客与妓女可以讲点情调的地方,让双方增进些感情。当然,并不是让他们恋爱,这样的话,老鸨就亏了,她才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在这样高等级的妓院里,并不是嫖客一进门就与妓女上床,是必须经过多次打茶围、叫局、吃花酒,所谓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礎之后,才可以开口提留宿的。
然后说说“出局”,所谓出局就是嫖客把妓女叫到家里或饭店去陪酒,价格每次一至三块,不过,也有很多有钱人家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力,会多给妓女点钱。当然,出局不是随便就把人带走的,要有凭据的,否则妓女跑了,老鸨找谁要人去啊?所以还有一种东西叫“局票”,也就是叫妓女的条子,类似现在的收据,或者白条,总之是让嫖客留个证据性的东西给妓院。我见过局票,觉得还挺正规的,都是印刷的条子,不是人自己写上去的。熟客叫局,不必当时付钱,而是由妓院的账房根据局票写在账上,称为“局账”,每年端午、中秋、年关之前结算,叫做“清局账”。如果到了结账的时候,嫖客以出门或者其他借口赖账不给钱的,叫“漂局账”。在嫖客圈子里,如果漂局账,那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妓女出局,除了事先约定的之外,一般都是先由嫖客到饭店定好了酒席,然后填写饭店提供的局票,派人送去各家妓院。妓院接到局票,如果所点的妓女在家,就立刻派轿子把人送过去,档次高的妓女还带着伺候她的人,手里拿着琵琶和水烟筒之类的跟着,这也有一个说法,叫做“跟局”。身价越高的妓女跟局的人越多,而且有自己的专用轿子和轿夫,这也是这个圈子里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新政府的“措施”
新中国刚成立时,政府对妓院采取的手段较为平和,以限制为主。1949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对妓院实行四条管理规定:规定一,各妓院必须备有留宿住客登记簿,详细记录住客的真实姓名、年龄、职业和固定住址,并于当日二十二时前将登记簿送当地派出所备案;规定二,凡有身着便衣而持枪嫖娼者,不得使其逃脱,必须迅速秘密报告;规定三,遇携带火药、军装、通讯器材而留宿者,要报告当地公安派出所,并不准代其存放;规定四,凡有私行召开会议者和遇有身着军装嫖娼者,散兵、流亡政府人员、冒充解放军者,要向派出所报告。同时还明确要求各妓院老板做到“七不得”,即:不得做非法生意,不得打骂虐待妓女,不得诱使良家妇女为娼,不得阻拦妓女从良,不得让有传染病的妓女接客,不得逼幼女为娼妓,不得使嫖客在妓院里饮酒吵闹吵架扰乱社会治安。为了掌握妓院的动态,当地公安派出所还对妓女的增减和来路去向进行登记。
当时为了把嫖客轰出八大胡同,以达到治理的目的,前门外第五分局就想出了一招,在嫖客的衣服上盖章,上面写:嫖客查讫。这样,肯定他以后不敢再来了,同时也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这招的确管用,那些嫖客们只要一见到公安局的人,马上就有人喊:“盖戳儿的人来了,快跑啊!”于是嫖客抱头鼠窜。几天下来,这些人不敢到妓院去了,妓院的生意一下子冷清了。没多长时间,一些老鸨自动关门走人,她们手下的妓女也都自谋生路了。
赛金花拯救了北京城
八大胡同的传说可多了,赛金花就是一个例子。可以说中国晚清时代最为风光的妓女,应该就是赛金花。
为什么一直说赛金花呢?因为她对北京有功。当时八国联军在中国烧杀掠夺。有一个德国兵,喝了酒就到处敲门,结果就敲了赛金花的门。赛金花的佣人出来一看,是一个外国人,就赶紧叫主人去了。赛金花觉得事情很严重。因为赛金花曾经是公使夫人,她的孩子就是在德国出生的,所以她并不害怕,非常平静地用德语和这个人说话,问他是哪国人。那士兵回答说是德国人。赛金花问他:“知道瓦德西司令吗?我和他是朋友,我是傅彩云。”那时候赛金花就叫傅彩云。德国兵一听吓了一跳,回去赶紧跟瓦德西汇报。第二天,瓦德西就派车来接赛金花。接去之后,老朋友相见,瓦德西求赛金花给他办粮草的事情。因为当时德国来了那么多人,没什么可吃的,打仗没有粮草可不行。可是赛金花提出两个条件:一,不能伤害无辜,不能随便杀人放火;二,保护北京的名胜古迹。瓦德西一听,不答应不行啊,于是就答应了。就这样,北京城免遭了一场浩劫,不然的话,什么故宫、天安门,早就全部被毁了。
八大胡同的由来
据说老北京城最早的妓院分布在内城,那时候叫官妓。现在东四南大街路东有几条胡同,曾是明朝官妓的所在地,像演乐胡同,是官妓乐队演习奏乐的地方;而内务部街在明清时叫勾栏胡同,是由妓女和艺人卖唱演绎而来的。“勾栏”,明代以后成为妓院的别称。
在明清时,当官的和有钱的吃饭喝酒时都要有妓女陪酒、奏乐、演唱,有一个名字叫做“叫条子”,而妓院一方,就叫“出條子”。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北京城的妓院就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了。原因据说一是因为这里离内城较近,官员们出城享乐比较方便;二是这里有火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多;三是前门外大街是京城著名的商业街,相当繁华;四是这一带是戏园子、茶馆、酒楼的集中地,吃喝玩乐,可自成一体。
当然以上都是资料上说的。而民间有一种说法则是,在民国初期,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他还想做皇帝,所以出手很大方,花重金收买参、众两院议员(那时候号称八百罗汉),给每人月薪八百块现大洋。
那时候国会的会址就在现在新华社所在的宣武门,距离八大胡同非常近,这些官员在酒足饭饱之后,就顺便到八大胡同里遛弯,这也让外城在那一段时间空前繁荣。当时许多妓院都挂出了“客满”的牌子,妓院生意这么火,可以说完全是因为袁世凯的皇帝梦,就是这样成就了那时的八大胡同。
所谓的八大胡同,指的是包括王广福斜街、陕西巷、朱茅胡同、韩家潭、胭脂胡同、石头胡同、百顺胡同、朱家胡同在内的一片地区,其中最主要、最有名的是这么几条胡同。那年头这里白天冷落清静,而一到下午,便灯红酒绿,热闹异常。
老北京的妓女分为“南班”和“北班”两种,一般来说,“南班”的妓女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女人,档次高一些,不但有色,而且有才。这样的妓女陪的多是达官显贵,比如赛金花、小凤仙等都是南方人。“北班”的妓女以北京郊区和河北三河一带的女人为主,相貌好,但没有文化,不会吹拉弹唱。
除此之外,明清时候的八大胡同也有一些相公窑子。相公窑子里面的几乎全部是唱戏的男孩子,要人有人,要个头有个头,油头粉面,整天捯饬得跟女的一样。据说明朝的时候妓女少,相公多,那些漂亮些的男孩子打着唱戏的名义接客,陪达官贵人。等到清朝的时候,这里就更加热闹,一些妓女看到这里的钱好赚,就跑过来,形成了西边玩相公、东边玩妓女的局面。等到南方妓女到了八大胡同,就把相公窑子的生意给顶了,渐渐地也就没有了。
我家对门是妓院
我出生在王广福斜街,今年七十五岁了。我们家是开煤铺的,我那时候还穿着长袍做掌柜的,当时我们家雇的伙计和对面饭馆的小徒弟就经常去逛妓院。
我也认识一些妓院里面的伙计,一般人们管他们叫大茶壶。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沏茶倒水,客人来了帮忙招呼什么的。不过现在我认识的那些人都死了。在八大胡同,当时妓院有五虎:捞毛虎、坐地虎、笑天虎、霸天虎,还有一个负责保护妓院的叫什么虎就记不清楚了。老鸨叫笑天虎,皮条客叫坐地虎,大茶壶就叫捞毛虎。尽是唬人的。
“王皮蔡留,朱茅燕家,大小李纱”,这个顺口溜,基本上概括了八大胡同。除此之外,石头胡同还有一些小班,都是一等的妓院。路西路东比较好点的房子几乎都是妓院。因为客人都是坐汽车去的,那边街道也宽敞点。像棕树斜街这边最好的妓院就是二等,三等居多。一等叫做小班,二等叫做茶室,三等叫做下处。下处就是低级的了,非常脏。原来骂人不是说下三滥吗?就是说像下处这样的地方。
我家前边的楼以前是汾阳会馆,现在已经改成小学了。早先在日本人占领时期,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老挤着好些人,但基本上都是逛妓院的。我家对面现在是公共厕所,那旁边有一条小胡同没几家人住着,里面原来就是妓院。斜对面是饺子铺、小酒馆,再旁边的小楼是一家大烟馆叫红星膏店,现在是棕树斜街7号,原来是2号,人们就是到这里抽大烟的。
我们家对面二等的妓院比较多。现在棕树二条那边的武警支队所在地,是最早的宪兵队住址,后来日本人来的时候也是驻扎在那里。听我父亲说,当时军阀张作霖的部下杨宇霆、于学中在那儿驻扎。那是一个船型的建筑,非常漂亮,但是后来拆了,现在是一个塔楼。一到晚上查妓院的时候,宪兵队的人就拿着一个大令过来。到了哪个院,所有人都必须站起来,大茶壶给掀着帘子,那时候叫打帘子。有一天查到一家妓院的时候,宪兵队一进去,杨宇霆在里面正打麻将呢。当时帘子一掀,里面就有一个声音问道:“干吗的?”宪兵就回答说:“查妓院的。”“查什么妓院呢?”杨宇霆一生气就从腰里把枪拔了出来,走过去就把大令从宪兵的手里夺了,给撅折了。宪兵一看,这可不行,没办法向上边交代啊,再说这也是宪兵队的公务,怎么说撅就给撅了呢?马上有人给宪兵队打电话,杨宇霆也立即召集了自己的部下。就这样,队伍都拉过来了,双方就在胡同里交上了火。吓得附近居民谁也不敢出来,那些正在胡同里的就赶紧找地方躲啊,场面非常混乱。最后双方死了有十几个人。想想都知道,这么窄的地方,根本没法躲,能不死人吗?在当时这是一件大事,事情很快就传开了,军阀和宪兵打起来了,非常轰动。为了平息这事,以后又有了军警宪联合查妓院。
我们家对门有一家二等妓院,是一个叫钱兆山的开的,叫同义楼。当时钱兆山也买卖人口,有人从别处拐来的姑娘,他就收下,然后让这些姑娘去接客。北京解放后封妓院的时候他家还有一个小姑娘呢,他说是他养的。当时这个小姑娘管他叫老爷,我怀疑是他买来准备卖到妓院去的,因为孩子还小就先养着。小姑娘被解救出来后没地方去,就由一个工作组的姓宛的工作人员给领养了。钱兆山算比较幸运的,查封妓院的时候他逃脱了。因为妓院注册的名字是他媳妇的,就没抓他,工作组把他媳妇给抓起来了,判了五年徒刑,他倒没事。后来他又跑回来,但他能干什么啊,就蹬三轮。这下他人也老实了,不敢那么嚣张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把他揭发出来,说他拐卖人口、逼良为娼,他也承认了,不承认不行啊,红卫兵把他打得肛门流血,又把他抓了起来。他可能实在熬不过去了,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就摸电门自杀了。这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很多妓院的老鸨都认识他,从他那里买过姑娘。当时他住的是棕树斜街18号。
八大胡同的那些“黑话”
记得那时候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打茶围。所谓“打茶围”,就是嫖客亲自或派人到妓院去点名叫妓女,或者与妓女一起喝茶聊天,或者是听善唱的妓女弹唱一曲。嫖客进门,照例由老鸨或妓女亲自端茶,由妓女亲自端出干鲜果品来,行话叫做“装干湿”,说俗点也叫“敬瓜子”,临走的时候,就把一块钱茶资放在果盘中,给妓女一块钱,这叫“盘子钱”。当然,愿意多给,更显得嫖客有气派。实际上这是嫖客与妓女“联络感情”的手段,也是嫖客选择妓女的过程。
当时的一二等妓院里,很多妓女是非常讲究情调的,聊聊才艺、唱唱小曲、喝喝茶后,才会与嫖客一起到房间里“行事儿”。更讲究一点的,甚至安排的是嫖客与妓女可以讲点情调的地方,让双方增进些感情。当然,并不是让他们恋爱,这样的话,老鸨就亏了,她才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在这样高等级的妓院里,并不是嫖客一进门就与妓女上床,是必须经过多次打茶围、叫局、吃花酒,所谓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礎之后,才可以开口提留宿的。
然后说说“出局”,所谓出局就是嫖客把妓女叫到家里或饭店去陪酒,价格每次一至三块,不过,也有很多有钱人家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力,会多给妓女点钱。当然,出局不是随便就把人带走的,要有凭据的,否则妓女跑了,老鸨找谁要人去啊?所以还有一种东西叫“局票”,也就是叫妓女的条子,类似现在的收据,或者白条,总之是让嫖客留个证据性的东西给妓院。我见过局票,觉得还挺正规的,都是印刷的条子,不是人自己写上去的。熟客叫局,不必当时付钱,而是由妓院的账房根据局票写在账上,称为“局账”,每年端午、中秋、年关之前结算,叫做“清局账”。如果到了结账的时候,嫖客以出门或者其他借口赖账不给钱的,叫“漂局账”。在嫖客圈子里,如果漂局账,那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妓女出局,除了事先约定的之外,一般都是先由嫖客到饭店定好了酒席,然后填写饭店提供的局票,派人送去各家妓院。妓院接到局票,如果所点的妓女在家,就立刻派轿子把人送过去,档次高的妓女还带着伺候她的人,手里拿着琵琶和水烟筒之类的跟着,这也有一个说法,叫做“跟局”。身价越高的妓女跟局的人越多,而且有自己的专用轿子和轿夫,这也是这个圈子里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新政府的“措施”
新中国刚成立时,政府对妓院采取的手段较为平和,以限制为主。1949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对妓院实行四条管理规定:规定一,各妓院必须备有留宿住客登记簿,详细记录住客的真实姓名、年龄、职业和固定住址,并于当日二十二时前将登记簿送当地派出所备案;规定二,凡有身着便衣而持枪嫖娼者,不得使其逃脱,必须迅速秘密报告;规定三,遇携带火药、军装、通讯器材而留宿者,要报告当地公安派出所,并不准代其存放;规定四,凡有私行召开会议者和遇有身着军装嫖娼者,散兵、流亡政府人员、冒充解放军者,要向派出所报告。同时还明确要求各妓院老板做到“七不得”,即:不得做非法生意,不得打骂虐待妓女,不得诱使良家妇女为娼,不得阻拦妓女从良,不得让有传染病的妓女接客,不得逼幼女为娼妓,不得使嫖客在妓院里饮酒吵闹吵架扰乱社会治安。为了掌握妓院的动态,当地公安派出所还对妓女的增减和来路去向进行登记。
当时为了把嫖客轰出八大胡同,以达到治理的目的,前门外第五分局就想出了一招,在嫖客的衣服上盖章,上面写:嫖客查讫。这样,肯定他以后不敢再来了,同时也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这招的确管用,那些嫖客们只要一见到公安局的人,马上就有人喊:“盖戳儿的人来了,快跑啊!”于是嫖客抱头鼠窜。几天下来,这些人不敢到妓院去了,妓院的生意一下子冷清了。没多长时间,一些老鸨自动关门走人,她们手下的妓女也都自谋生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