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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个题目改成“名流的喷嚏”或“名流的感冒”决不过分和有失体统。谁能料到一个喷嚏能打出如此精美、如此戏谑的一部小说(见《一嚏千娇》)？王蒙一九八八年的几篇近作，如《十字架上》、《球星奇遇记》都有点类似那一个喷嚏(当然有优美与不优美之区分)，是不经意的、毫无预先准备的、突发即兴的，但是它又是在某种环境、某种气候、某种自身条件下特定结合的产物。因此，他的上述作品所诱发出来的话题不易与他本人前些年的作品或其它作家的作品所提供的话题雷同。它们开辟的领域是如此地引人瞩目，以至于这成了这位作家近期创作的一个标帜——或许还可以看成是他的专利——被公众宠爱同时又被公众误解的名流。
不必惊讶这个题目至今未被当代小说家们啃过，不是众多的小说家都没有眼力或缺乏开创劲头，实在是因为作这类题目必须具备一些条件。王蒙具备这些条件，甚至还可说左右逢源，因此，他作得极专注、极倾心、极自得，且持之以恒。又能够举一隅而反三隅。
他笔下的主角儿，无论是带中国味的基督，伪善到真诚境地的“老喷”还是一跤跌入青云里的球星恩特，身份各异，神态纷纭，都掩盖不住因得宠而遭妒招谤的感慨若失的心情。载舟覆舟、诚惶诚恐——这大概可以称之为名流心态，或曰知识分子名流的曲折衷肠，因为只有这一阶层对于声誉和社会评价、对于公众的口碑、对于精神上的异端和认同相当看重和计较，有时甚至对于评价中的某一个词的词义会反复推敲、追根究底(见《一嚏千娇》第十七节)。他们追求的是精神上思想上对公众的征服和覆盖，尽管这种征服丝毫不凭借暴力因而也可算作是诚服和理解——被征服者对于征服者的诚服和理解。
然而，这一切谈何容易，误解似乎是注定的、必然的，而理解则是偶然的，也许是千载难逢？如小说中芸芸众生之于耶稣基督，“老坎”之于“老喷”可能一辈子都难以理解(无怪乎作家要在作品中直呼“理解万岁”“理解比爱更高”)。理解需要设身处地、需要对等交流，用小说的语言叫“交换视角”。可是“老坎”和女秘书小田等非但没有与“老喷”对等交流的心理准备和气度，而且他们常常囿于个人利益得失(为了菜勺里抖落一块瘦肉而睚眦必较)，囿于小布尔乔亚的情感圈中(为了讨得几句廉价的安慰)，不是对名流人物寄于厚望，期待过高，就是在达不到目的后一味埋怨、腹诽。于是名流耶稣基督及“老喷”也只有咏叹和打喷嚏的份儿了。
二
早有论者指出，王蒙最善写知识分子模样的干部和干部模样的知识分子。若是为了重复一个古老的真理——一切创作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还应该补充下去，从被放逐的知识分子到被宠爱和被误解的社会名流，这是王蒙近年创作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
这种倾向在《名医梁有志传奇》已露端倪。即或可以说那位自学成才、颖悟过人的名医从厄运走向幸运似概括了王蒙众多作品的主题。承上有《布礼》、《蝴蝶》等等，启下则有前文提到的若干篇目。
一般说来，被放逐的知识分子这类文章要容易做一些。屈原放逐、遂有《离骚》，文学史上早有模本在：“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赍怒”是一种情感范式，“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又是一种情感范式。新时期文学，自《天云山传奇》、《灵与肉》、《人到中年》等等起，一路下来，写得声泪俱下者真不在少数，今天回过头去尽管可以数落其中某些篇什，但是，不能否认这类“被放逐”文本在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高潮到来时所掀起的大浪，不能否认这类文本在一个知识阶层同统治阶级有特殊关系的传统国家中所具有的不寻常的内在价值。相比之下，我们很少有幸运读到名流的咏叹文本，诗穷而后工么！不仅因为没有较现成的文本结构可资借鉴(探讨其原因大概需要用一厚本著作的篇幅)，更主要是这种受宠而又被误解的名流心态不易倾诉，弄不好就变成蹩脚的夫子自道，所以这种心态虽然典型，有文学及文学以外的多种价值，但由于其太微妙、太敏感、太难以名状、纤毫之差，判若陌路，因此比较乖巧的做法是缄口不言，比较严肃的态度是讳莫如深。但是，王蒙不能够，作为作家他的敏感、他的警觉、他的聪慧使他不相信这居然能遮掩。既然自己早已窥得、那么他人必将识破。何必不先领此风骚。自然，就文本来看，作家能做到这一点并非是他比其他写作者有更多的坦诚，而是有别一种超常的能力使他能悠哉游哉地、无伤大雅地排遣心理的某些不平衡。
三
不是感伤的抒怀或神经质的独白，作家的咏叹是在嘲笔与解嘲，诘问与反诘问这样一个相环结相颉顽的过程中完成。其中充满着机趣和洞明世事的练达，且读者分明能感觉到有一种嘲讽和解嘲的快感漾溢于文本中。作家超于常人的能力正是在这里，以无杀伤力的嘲讽来消解不满与积郁。也有时，为了使嘲讽显得更优雅，具有宽容、明锐等色彩，他做得过分地道，结果是失之油滑。
他的三篇小说是咏叹的三种风格，也是嘲讽的三种格调：《在十字架上》是哀怨的嘲讽；《一嚏千娇》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嘲讽；《球星奇遇记》是幸灾乐祸玩世不恭的嘲讽。
不妨先听听吊在十字架上的仁兄的咏叹，基督咏叹的是，百姓们居然这般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账全算在他头上。
“看啊、听啊，我们在求他！我们在告他！我们在跪他！我们在等他！我们望眼欲穿！我们左等右盼！可是他呢？他看也不看我们一眼！理也不理我们一声！动也不动一下！他拒绝接见我们！他冲着我们摆架子！他居然摆十字架子！他赶情好了，他成功了，他上了架子，他他妈的神气了！可他给我们谋的福利呢？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有大苹果吗？有人参鹿尾巴枸杞维他命E吗？所有的好处都自己吞了！请问，没有我们集体的推荐他上得去吗？
“没等他说完就被众人推了下去，上来一队女人拖住我乱吻，七嘴八舌，有的是丈夫久病忽愈，有的是儿子长出了门牙，有的是卖鸡蛋发了大财，有的是房塌而幸存……她们说这一切好事都是由于我。
另一队人向我啐唾沫，因为自己脸上长癣，因为死了爹，因为母鸡打鸣却不下蛋，因为房屋漏雨，因为脚趾湿痒并且出汗过多。因为写得比罗贯中和曹雪芹和鲁迅还多，面读者和文艺部门的领导人却不识真货。(恕笔者大段引用，因为一经转述就难以领略)
这种以误解始，再以误解终是名流们的精神命运(至于名流们是否误解了大众、那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名流们注定要在大众的崇拜和宠仰中被歪曲，就象耶稣基督注定要上十字架，球星恩特注定要当足球协会会长一般。世人只注意名流们光辉的正面形象，并按这种正面形象来向其索取什么，由于名声招来的宠和辱使之啼笑皆非，所以只能以嘲讽来化解，否则那一份窝囊气，那一份酸楚不但无法与人共享，久而久之只会变成乏味的牢骚，老调重弹。
在嘲讽中，最有弹性的是自我解嘲，以自嘲来解嘲比之不慎会造成欲盖弥彰式效果的辩解于某种心理的宣泄上更为有益。王蒙是此中老手，嘲讽和解嘲于他就象随手画圆似的，有了这一半，那一半尺寸就顺便带了出来。《球星奇遇记》中有颇精彩的片断摘录于下：
(伯爵对球星恩特说)我一贯主张不宜由内行充当管理者，不宜由内行充当老板……外行，这是领导人最宝贵的品质，有了这一条，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该宽则宽，该严则严，有功不骄，有过不馁，跌倒了很容易爬起来，跑急了很容易收住脚，而内行，是被领导者的绝对特征，一成为内行也就成了被领导人中的一员，还有什么境界？当然最可贵的是由内行又变成外行，那是最理想的领导！世人只知道外行变内行的可贵，殊不知内行变外行更是金不换！……
这个题目改成“名流的喷嚏”或“名流的感冒”决不过分和有失体统。谁能料到一个喷嚏能打出如此精美、如此戏谑的一部小说(见《一嚏千娇》)？王蒙一九八八年的几篇近作，如《十字架上》、《球星奇遇记》都有点类似那一个喷嚏(当然有优美与不优美之区分)，是不经意的、毫无预先准备的、突发即兴的，但是它又是在某种环境、某种气候、某种自身条件下特定结合的产物。因此，他的上述作品所诱发出来的话题不易与他本人前些年的作品或其它作家的作品所提供的话题雷同。它们开辟的领域是如此地引人瞩目，以至于这成了这位作家近期创作的一个标帜——或许还可以看成是他的专利——被公众宠爱同时又被公众误解的名流。
不必惊讶这个题目至今未被当代小说家们啃过，不是众多的小说家都没有眼力或缺乏开创劲头，实在是因为作这类题目必须具备一些条件。王蒙具备这些条件，甚至还可说左右逢源，因此，他作得极专注、极倾心、极自得，且持之以恒。又能够举一隅而反三隅。
他笔下的主角儿，无论是带中国味的基督，伪善到真诚境地的“老喷”还是一跤跌入青云里的球星恩特，身份各异，神态纷纭，都掩盖不住因得宠而遭妒招谤的感慨若失的心情。载舟覆舟、诚惶诚恐——这大概可以称之为名流心态，或曰知识分子名流的曲折衷肠，因为只有这一阶层对于声誉和社会评价、对于公众的口碑、对于精神上的异端和认同相当看重和计较，有时甚至对于评价中的某一个词的词义会反复推敲、追根究底(见《一嚏千娇》第十七节)。他们追求的是精神上思想上对公众的征服和覆盖，尽管这种征服丝毫不凭借暴力因而也可算作是诚服和理解——被征服者对于征服者的诚服和理解。
然而，这一切谈何容易，误解似乎是注定的、必然的，而理解则是偶然的，也许是千载难逢？如小说中芸芸众生之于耶稣基督，“老坎”之于“老喷”可能一辈子都难以理解(无怪乎作家要在作品中直呼“理解万岁”“理解比爱更高”)。理解需要设身处地、需要对等交流，用小说的语言叫“交换视角”。可是“老坎”和女秘书小田等非但没有与“老喷”对等交流的心理准备和气度，而且他们常常囿于个人利益得失(为了菜勺里抖落一块瘦肉而睚眦必较)，囿于小布尔乔亚的情感圈中(为了讨得几句廉价的安慰)，不是对名流人物寄于厚望，期待过高，就是在达不到目的后一味埋怨、腹诽。于是名流耶稣基督及“老喷”也只有咏叹和打喷嚏的份儿了。
二
早有论者指出，王蒙最善写知识分子模样的干部和干部模样的知识分子。若是为了重复一个古老的真理——一切创作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还应该补充下去，从被放逐的知识分子到被宠爱和被误解的社会名流，这是王蒙近年创作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
这种倾向在《名医梁有志传奇》已露端倪。即或可以说那位自学成才、颖悟过人的名医从厄运走向幸运似概括了王蒙众多作品的主题。承上有《布礼》、《蝴蝶》等等，启下则有前文提到的若干篇目。
一般说来，被放逐的知识分子这类文章要容易做一些。屈原放逐、遂有《离骚》，文学史上早有模本在：“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赍怒”是一种情感范式，“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又是一种情感范式。新时期文学，自《天云山传奇》、《灵与肉》、《人到中年》等等起，一路下来，写得声泪俱下者真不在少数，今天回过头去尽管可以数落其中某些篇什，但是，不能否认这类“被放逐”文本在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高潮到来时所掀起的大浪，不能否认这类文本在一个知识阶层同统治阶级有特殊关系的传统国家中所具有的不寻常的内在价值。相比之下，我们很少有幸运读到名流的咏叹文本，诗穷而后工么！不仅因为没有较现成的文本结构可资借鉴(探讨其原因大概需要用一厚本著作的篇幅)，更主要是这种受宠而又被误解的名流心态不易倾诉，弄不好就变成蹩脚的夫子自道，所以这种心态虽然典型，有文学及文学以外的多种价值，但由于其太微妙、太敏感、太难以名状、纤毫之差，判若陌路，因此比较乖巧的做法是缄口不言，比较严肃的态度是讳莫如深。但是，王蒙不能够，作为作家他的敏感、他的警觉、他的聪慧使他不相信这居然能遮掩。既然自己早已窥得、那么他人必将识破。何必不先领此风骚。自然，就文本来看，作家能做到这一点并非是他比其他写作者有更多的坦诚，而是有别一种超常的能力使他能悠哉游哉地、无伤大雅地排遣心理的某些不平衡。
三
不是感伤的抒怀或神经质的独白，作家的咏叹是在嘲笔与解嘲，诘问与反诘问这样一个相环结相颉顽的过程中完成。其中充满着机趣和洞明世事的练达，且读者分明能感觉到有一种嘲讽和解嘲的快感漾溢于文本中。作家超于常人的能力正是在这里，以无杀伤力的嘲讽来消解不满与积郁。也有时，为了使嘲讽显得更优雅，具有宽容、明锐等色彩，他做得过分地道，结果是失之油滑。
他的三篇小说是咏叹的三种风格，也是嘲讽的三种格调：《在十字架上》是哀怨的嘲讽；《一嚏千娇》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嘲讽；《球星奇遇记》是幸灾乐祸玩世不恭的嘲讽。
不妨先听听吊在十字架上的仁兄的咏叹，基督咏叹的是，百姓们居然这般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账全算在他头上。
“看啊、听啊，我们在求他！我们在告他！我们在跪他！我们在等他！我们望眼欲穿！我们左等右盼！可是他呢？他看也不看我们一眼！理也不理我们一声！动也不动一下！他拒绝接见我们！他冲着我们摆架子！他居然摆十字架子！他赶情好了，他成功了，他上了架子，他他妈的神气了！可他给我们谋的福利呢？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有大苹果吗？有人参鹿尾巴枸杞维他命E吗？所有的好处都自己吞了！请问，没有我们集体的推荐他上得去吗？
“没等他说完就被众人推了下去，上来一队女人拖住我乱吻，七嘴八舌，有的是丈夫久病忽愈，有的是儿子长出了门牙，有的是卖鸡蛋发了大财，有的是房塌而幸存……她们说这一切好事都是由于我。
另一队人向我啐唾沫，因为自己脸上长癣，因为死了爹，因为母鸡打鸣却不下蛋，因为房屋漏雨，因为脚趾湿痒并且出汗过多。因为写得比罗贯中和曹雪芹和鲁迅还多，面读者和文艺部门的领导人却不识真货。(恕笔者大段引用，因为一经转述就难以领略)
这种以误解始，再以误解终是名流们的精神命运(至于名流们是否误解了大众、那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名流们注定要在大众的崇拜和宠仰中被歪曲，就象耶稣基督注定要上十字架，球星恩特注定要当足球协会会长一般。世人只注意名流们光辉的正面形象，并按这种正面形象来向其索取什么，由于名声招来的宠和辱使之啼笑皆非，所以只能以嘲讽来化解，否则那一份窝囊气，那一份酸楚不但无法与人共享，久而久之只会变成乏味的牢骚，老调重弹。
在嘲讽中，最有弹性的是自我解嘲，以自嘲来解嘲比之不慎会造成欲盖弥彰式效果的辩解于某种心理的宣泄上更为有益。王蒙是此中老手，嘲讽和解嘲于他就象随手画圆似的，有了这一半，那一半尺寸就顺便带了出来。《球星奇遇记》中有颇精彩的片断摘录于下：
(伯爵对球星恩特说)我一贯主张不宜由内行充当管理者，不宜由内行充当老板……外行，这是领导人最宝贵的品质，有了这一条，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该宽则宽，该严则严，有功不骄，有过不馁，跌倒了很容易爬起来，跑急了很容易收住脚，而内行，是被领导者的绝对特征，一成为内行也就成了被领导人中的一员，还有什么境界？当然最可贵的是由内行又变成外行，那是最理想的领导！世人只知道外行变内行的可贵，殊不知内行变外行更是金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