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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陆学艺晚年的一部重要论著，《社会建设论》一书汇集了他从二零零六至二零一二年的部分论文、演讲和报告，集中展现了中国社会建设研究“社会结构派”的重要思想和理论。
基于对中国社会的常年调查和观察，陆学艺给出的答案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不平衡、不协调。”据陆学艺领衔的课题组研究显示，我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水平，而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水平，社会结构大约滞后经济结构十五年。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正是产生当今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患上了严重的“社会后移症”，且突出表现在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匹配。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经济结构不能孤军独进，社会结构可稍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动，但如果长期滞后，就会阻碍经济结构持续变化，阻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以说，这是作者分析和判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理论依据。
“社会”具有自身独特的机理。诊断社会的病症，需要独特的方法和技艺。在陆学艺看来，这门独特技艺就是“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社会结构既是静态现实分析的终点，又是动态现实分析的起点。某种意义上，社会结构分析可谓是社会学者的看家本领。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陆学艺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后移症”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从就业结构来看，根据钱纳里标准，工业化中期阶段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标准依次应为：15.6 ：16.8 ：47.6，而二零零七年我国的就业结构依次为40.8：26.8 ：32.4，仍然停留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二）从消费结构来看，工业化中期阶段反映消费结构最重要指标之一的恩格尔系数应该下降到30%以下，而二零零七年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为36.3%，农村为43.1%，仍然停留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三）从城乡结构来看，反映城乡结构变化的城市化率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应该达到60%以上，而二零零七年我国城市化率为44.9%，仍滞留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四）从阶层结构来看，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中产阶层规模比例经验值一般在22.5%—65%，中国当前的中产阶层规模约为22%，表明中产阶层规模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且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形成的“橄榄形社会结构”相比，中国社会则形成了一种“中低层过大、中上层发育还没有壮大、最上层和底层都比较小的一个洋葱头形的阶层结构形态”。
对于当代中国转型社会而言，最大的“民情”莫过于社会自身的羸弱。所谓“社会后移症”，不仅是“社会”相对于“经济”或“市场”的滞后，而且是“社会”相对于“国家”或“政治”的弱小。而社会建设的重要价值和功用，就在于培育和发展社会，增强和提升社会的公共性和自主性。
在陆学艺看来，如果将当下社会学界的四种不同意见纵向立起来看，实际上可以视为今后中国社会建设的三个基本阶段。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阶段，先从民众最为关心的现实利益问题入手，一方面着力解决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社保难等基本民生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此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从当前直至“十二五”末，其核心要义是坚持民生服务与社会管理并举，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现管理，进而构筑牢固的社会性基础设施。
第二阶段，通过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推进新型城镇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培育和壮大中产阶层，构建一个合理、开放、包容的社会结构。从改革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这一阶段是社会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决定性阶段，时间约在“十三五”前后，其核心要义在于破除体制障碍、释放体制红利，通过体制改革实现社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第三阶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经济建设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社会建设经过社会体制改革将加速发展，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社会流动渠道更加畅通，中产阶层更加壮大，社会组织广为发展，由此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现代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此一阶段的时间大约在二零四零年前后，其核心目标就是实现社会现代化，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建设三阶段论”，体现了陆学艺对中国社会建设问题的不懈探索和思考。
（《社会建设论》，陆学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
基于对中国社会的常年调查和观察，陆学艺给出的答案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不平衡、不协调。”据陆学艺领衔的课题组研究显示，我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水平，而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水平，社会结构大约滞后经济结构十五年。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正是产生当今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患上了严重的“社会后移症”，且突出表现在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匹配。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经济结构不能孤军独进，社会结构可稍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动，但如果长期滞后，就会阻碍经济结构持续变化，阻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以说，这是作者分析和判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理论依据。
“社会”具有自身独特的机理。诊断社会的病症，需要独特的方法和技艺。在陆学艺看来，这门独特技艺就是“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社会结构既是静态现实分析的终点，又是动态现实分析的起点。某种意义上，社会结构分析可谓是社会学者的看家本领。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陆学艺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后移症”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从就业结构来看，根据钱纳里标准，工业化中期阶段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标准依次应为：15.6 ：16.8 ：47.6，而二零零七年我国的就业结构依次为40.8：26.8 ：32.4，仍然停留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二）从消费结构来看，工业化中期阶段反映消费结构最重要指标之一的恩格尔系数应该下降到30%以下，而二零零七年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为36.3%，农村为43.1%，仍然停留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三）从城乡结构来看，反映城乡结构变化的城市化率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应该达到60%以上，而二零零七年我国城市化率为44.9%，仍滞留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四）从阶层结构来看，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中产阶层规模比例经验值一般在22.5%—65%，中国当前的中产阶层规模约为22%，表明中产阶层规模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且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形成的“橄榄形社会结构”相比，中国社会则形成了一种“中低层过大、中上层发育还没有壮大、最上层和底层都比较小的一个洋葱头形的阶层结构形态”。
对于当代中国转型社会而言，最大的“民情”莫过于社会自身的羸弱。所谓“社会后移症”，不仅是“社会”相对于“经济”或“市场”的滞后，而且是“社会”相对于“国家”或“政治”的弱小。而社会建设的重要价值和功用，就在于培育和发展社会，增强和提升社会的公共性和自主性。
在陆学艺看来，如果将当下社会学界的四种不同意见纵向立起来看，实际上可以视为今后中国社会建设的三个基本阶段。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阶段，先从民众最为关心的现实利益问题入手，一方面着力解决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社保难等基本民生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此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从当前直至“十二五”末，其核心要义是坚持民生服务与社会管理并举，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现管理，进而构筑牢固的社会性基础设施。
第二阶段，通过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推进新型城镇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培育和壮大中产阶层，构建一个合理、开放、包容的社会结构。从改革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这一阶段是社会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决定性阶段，时间约在“十三五”前后，其核心要义在于破除体制障碍、释放体制红利，通过体制改革实现社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第三阶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经济建设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社会建设经过社会体制改革将加速发展，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社会流动渠道更加畅通，中产阶层更加壮大，社会组织广为发展，由此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现代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此一阶段的时间大约在二零四零年前后，其核心目标就是实现社会现代化，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建设三阶段论”，体现了陆学艺对中国社会建设问题的不懈探索和思考。
（《社会建设论》，陆学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