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到2012年期间，教育部曾委托一个特殊的协会——中国老教授协会，为高校学生开讲《当代中国国情与青年历史责任》的课程。
　　其中的一位老教授，凭借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人格魅力，吸引了线上线下共计六万余位听众，并使他们深深折服。他在课上如是说：
　　“我在美国留学时有一个好朋友，我选择了回国，而他留在了美国。他搞的是美国的洲际导弹，我搞的是中国的洲际导弹。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而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的高级别墅里，而我住在普通的单元房里。“有人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干的民兵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我回国后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一语毕，报告厅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教授叫做梁思礼，他不仅是梁启超的儿子，更是中国曾经的航天部总工程师。

一、饮冰室中初开蒙

　　说到梁启超这个名字，没有人会感到陌生。他师从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倡导“西学中用”，后又大力支持五四运动。
　　梁启超一生为国，在五十一岁的时候老来得子，按照辈分排行，从“思”字，为其取名“思礼”。
　　梁思礼既是幼子，又在外形上最肖父亲，所以颇得梁启超的疼爱。小儿聪慧，顽皮得惹人喜爱。每每看到父亲为事烦忧而吸烟，他都会乖巧地找来火柴和烟灰缸，主动送到父亲跟前。
　　有如此体贴孝顺的儿子，就算有再忧心的事情，梁启超心头也能宽慰不少。因着这一层疼爱，对儿女向来严肃的梁启超对梁思礼青眼有加，给他取了个“老白鼻”的昵称。老即是小，“白鼻”则是英文baby的谐音，他对幼子的喜爱从这样的亲昵称呼中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老白鼻”梁思礼还得了特权。为了保证清静的写作环境，梁思礼的哥哥姐姐们很少能进入父亲的书斋“饮冰室”。而他却经常得到父亲的允许，能在饮冰室中玩耍。
　　饮冰室中可不止有各式各样的名家巨著，书柜底下还藏着一个巨大的宝库。梁思礼不过四岁的年纪，身量不高，一低头就能看见柜子底部五彩斑斓的明信片。
　　这些设计精美、图文并茂的明信片就是梁思礼专属的绘本，他时常托腮趴在书柜边，一边对原有的明信片如数家珍，一边翻找着有没有新的画片。
　　梁启超作为著名的教育家，自然懂得因材施教的道理。他见梁思礼喜爱这些明信片，便舍弃了《三字经》、《百家姓》这样的幼儿传统开蒙读物，改用明信片做教材。
　　在父亲的讲解下，梁思礼知道了这些小画片中的大讲究。
　　那些高鼻子、深眼眶、长着络腮胡子的奇怪人物是西洋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尽管小小的思礼还不懂得这些大人物的影响力，可是他已经可以简单地复述出文艺复兴的历史事件了。
　　儿子如此聪明好学，梁启超十分欣慰，时常握着他的小手教他写字，协助他给远隔重洋的哥哥姐姐写信。
　　梁启超看着梁思礼一天天长大，许诺他：等到父亲六十岁的时候，就拒绝一切社会活动，全心全意地陪伴“老白鼻”，亲自教授梁家的几个孩子。梁思礼欢呼雀跃。这样一来，父亲就有更多的时间给他说西洋人的故事了。
　　可惜天不遂人愿，在1929年1月，梁启超于北京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岁。他日日挂念的“老白鼻”，在不满五岁的时候，就永远地失去了他的父亲。

　　梁思礼还太小，小到不明白死亡的含义。他只知道父亲的葬礼这一天，广惠寺来了很多很多人，有他陌生的，也有熟悉的面孔。
　　一片恸哭声中，他扯着姐姐衣袖，望着不远处父亲的黑白照片，想着熟睡的父亲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再给他讲一讲诗人但丁的故事呢？

二、远赴重洋师夷技

　　即使梁思礼还不明白父亲的死亡意味着什么，顶梁柱的垮塌已经对这个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梁启超人品高洁，家中并无余财。现在他撒手人寰，一家妻小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维持生计，梁思礼的母亲只得将旧楼变卖、新楼出租，才能让一家人吃饱穿暖。
　　在母亲的供养下，梁思礼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學和耀华中学，在1941年高中毕业后，他成功地申请到了美国嘉尔顿学院的全额奖学金，毅然赴美留学。 　　这十余年的时间里虽然没有父亲的陪伴，可是梁启超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儿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梁思礼读了父亲的著作《少年中国说》，还看了父亲和兄姐的来往书信。即使没有面传口授，可是父亲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爱国赤诚深深地影响了他。

　　如果父亲尚在，一定也会希望他矢志报国！更何况在南开中学念书的时候梁思礼就目睹过学校遭受日军轰炸的惨状，深知没有人才、没有国力的弱国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梁思礼不仅有一位深谋远虑的父亲，还有一位开明的慈母。梁思礼的母亲王桂荃变卖家中细软，东拼西湊了四百美元，以供儿子赴美读书的路费。
　　买完船票之后，母亲将余下的一百多美元仔细包好，妥帖地塞进梁思礼的衣袋里：“母亲能为你做的就是这些了，往后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梁思礼抱着工业救国的梦想，在异国他乡开始了求学之旅。祸不单行，他踏足美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只身漂泊的梁思礼一下子断了和家里的联系，失去了经济的支援。
　　彼时的梁思礼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客居他乡，孤立无援。没了经济来源，他为了顺利完成学业，只得半工半读，在学习的闲暇打各种零工养活自己。
　　课余时间，他的同学在聚会通宵，品尝恋爱的甜蜜滋味，而梁思礼则在学校食堂的后厨洗盘子，由生疏到熟练。
　　假期中食堂关闭，他就到宿舍附近的罐头工厂做工，一天十几个小时都盯着工厂的生产流水线。直到梁思礼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才有了第一笔学术上的工资，月薪不到200美元。
　　即使是勤工俭学的情况下，梁思礼也没有放松课业。寒窗苦读8年，他提前一年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的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

　　拿到毕业证的那天，梁思礼和所有的毕业生一样欢欣喜悦。与众人不同的是，他的心中埋藏的梦想在隐隐发热。
　　他很快查询了回到祖国的轮渡，在1949年9月乘坐着“克利夫兰总统号”，以第一批旅美的中国留学生身份回到了华夏大陆。
　　在船行的过程中，梁思礼随身携带了一个收音机。在广阔的大海上，二十五岁的青年低头调试着频道，居然成功地收到了信号。夹杂着电流的声音从简陋的喇叭中传出，但是梁思礼还是能听清了从祖国传来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今日成立了！”
　　梁思礼欣喜若狂，他跑着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船上的同胞。有进步新思想的青年们欢聚一处，找来白床单，用红墨水将它染成了五星红旗的颜色，欢呼着，在这艘飘摇的大船上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庆祝会。
　　当友人问起梁思礼离美返华的感受时，梁思礼坦诚道：“我离开的时候，只有期望，没有留恋。”
　　他的故乡，他的祖国，他将倾注毕生心血与梦想的地方啊。
　　——他终于要回来了。

三、为国拓荒筑东风

　　梁思礼作为有识有志的青年，他清楚新中国的建立需要怎样的人才。在1943年，他毅然放弃为他提供全额奖学金的嘉尔顿学院，改学电机工程，并成功考入了有“航空航天工程师的摇篮”之称的普渡大学。
　　他的研究方向是自动控制，在就读硕士期间，梁思礼就已经有能力独立负责美国海军的舰船炮塔的自动控制与瞄准。
　　在身边人的眼里，只要梁思礼一毕业，就能顺风顺水地进入美国上层社会，拿着丰厚的薪酬，过着舒适的生活。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位青年才俊会不带半分眷恋地放弃唾手可得的名利，回到彼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
　　最初回到国内的时候，梁思礼并没能从事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他被安排到邮电部的研究院参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建设，之后又前往越南援建《越南之声》。他没有消沉，反而满是斗志。
　　“我的工作就是为国效力。只要能为祖国服务，我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

　　1956年，国家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梁思礼终于开始从事自动控制相关的工作。国防部五院才将设立，技术、设备、厂房这些必备条件一无所有。梁思礼的同事中有90%的人没有见过导弹的模样，甚至连第五研究院的成立大会都是在一个简陋的食堂之中。
　　梁思礼没有退缩，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的任命，跟随钱学森院长，从零开始建设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并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十三年的时间，当初青春满怀的青年人蜕变为沉稳持重的中年人，梁思礼和研究人员终于盼来了第一次研究成型的导弹。
　　1962年，导弹发射试验在即，梁思礼心怀期待，他告诉身怀六甲的妻子：如果生下男孩儿，就取名为“凯”，如果是女儿，则命名为“旋”。
　　凯旋，凯旋，就连孩子的名字上都寄寓着梁思礼对导弹成功试验的期盼。在导弹发射的当天，他站在离发射地点仅有两公里的吉普车旁，满眼期许地听着对讲机里的倒计时，却遗憾地见证了导弹发射失败的过程。 　　这枚导弹坠落的地点只有300多米，梁思礼奔向爆炸生成的大坑，沮丧地坐倒在地，几日都食不下咽。
　　但他没有放弃。他很快调整了心态，带领研究组的成员发掘失败原因，重新改进。他负责的导弹自动控制部分就是整颗导弹的大脑，哪怕是失之毫厘，也会谬以千里。
　　经过反复的实验，在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试验成功，射程比它的参照苏式导弹远出一倍！
　　东风速递，使命必达。有了第一枚东风导弹的成功，中央军委很快下达了组建第一个战略导弹阵地的命令。
　　“东风二号”导弹的技术难度系数更高，军方要求科研所去掉导弹的无线电横偏矫正系统，需要对已经成型的方案作出巨大的改动。
　　但是在研究院技术人员的攻克下，很快商议出了一套可行的制导方案。设计师给出了三种实行方案，试验周期从长到短，但是风险与之成反比。
　　为此，科学院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梁思礼坚决主张使用风险大，但是成效快的方案，他有自信可以实现这套理论上完全正确的新系统。
　　1965年7月5日，七机部正式批准采用梁思礼主张的这套方案。由他带队，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改造和飞行试验。次年十二月，东风二号甲改进型导弹定型，投入生产，并很快正式装备部队，成为巩固我国国防的第一代战略核导弹。
　　在以梁思礼为代表的科研人员努力下，我国的军工实力一直在增强。到了1965年，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应运而生。
　　极高的打击精准度要求意味着需要完全升级过去的制导方案，年逾四十的梁思礼再次临危受命，着手研发平台-计算机制导技术。
　　那时即使是技术先进的外国，也才刚刚研发出集成电路。况且这只是一版初期产品，漏洞百出，时常出现问题。而新中国的计算机行业处于向晶体管转型时期，整体技术落后，梁思礼团队所做的工作，无异于在荒山中辟出一块沃土。
　　对计算机不熟悉，那就用仿真计算来求基本指标数据；工作条件受限制，那就日夜不歇地用手工穿孔纸带输入数据；组装出的计算机体积过大，那就果决地减少三分之一的集成电路来实现小型化……
　　制导计算完全通过增量累加，核载计算机的成功也完全是依靠着梁思礼团队在一个一个困难面前的不断突破。1971年9月10日，东风五号洲际导弹进行首飞试验，一举成功！

四、薪火相传证盛世

　　梁思礼用身体力行践行着他报效祖国的诺言，年近六旬时他仍然挑梁进行研制远征导弹和长征二号的工作。他被评价为航天质量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是航天CAD技术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2016年4月14日10時52分，梁思礼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人生并不是短短的一支蜡烛，而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一支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把它交给后一代人们。”这段话出自萧伯纳之口，也是梁思礼的座右铭。
　　而他也确实做到了。整整六十七年，梁思礼用自己的严谨正直、光明磊落，点燃了混沌初始的中国航天事业的火把，并以筚路蓝缕的精神，持续地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奉献着光明与热量。
　　他用失败哺育出成功，用自己的光亮守护着航天的火种。这束光，不仅照亮了无数后继者的心，更照耀着一个全新的中国从初生到强大、步步走来的一路苦难与辉煌。（来源：百度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