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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桥多，不一定走的路就多吃的盐多，不一定吃的饭就多
莊子难逍遥
我通过阅读庄子寓言式的文章而喜欢上了他的率性不羁，他的文字中有3个主要构件：自然、无为、齐物。其出发点又通过“逍遥”的形状伴随庄子的一生，其间既有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生死之变的理性思辨，也有道德之深根、重玄之妙音、无为之恬淡的纵横恣意。庄子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形成了“独与天地相往来”的进步意识。
这种进步意识在于追求绝对自由，却忽略了世界上哪有绝对的东西，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反过来说他追求的自由是逍遥于“法外”的自由，这样便把“道法自然”的道排斥了，更显出他的天真。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也好，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也罢，归根结底只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大结局。太史公在外传中简要介绍过庄子的行事后，极简地概括了一句：“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如此有意为之的省简文字，虽不敢说太史公与庄子“三事”有隙，但起码是对盛行于时的“黄老之术”怀有慊怨。
背锅的合纵连横
苏秦合纵、张仪连横时逢战国七雄纷争的时代，着实代表了那个时代别有趣味的乱象。合纵是“合众弱以攻一强”，连横则为“事一强以攻众弱”，最后终于演变成六国并力抗秦为始到六国各自与秦联盟而结束。在那样一种此战彼和、变化万端的形势下，苏秦、张仪各为国相，互相默契，仿佛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自编自导了一出纵横大戏，他们通过自拟的逻辑形式和推理演绎法，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翻云覆雨地窜访于各国政治军事大变革的运动中。他们是时务主义者，以均衡各种势力为出发点，试图化解矛盾、抵消矛盾，贩售的所谓理论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和功利性，即策略决定一切。苏秦主张的合纵联盟成立被封为从约长之后，他“饰车百乘，黄金千溢，白璧百双，锦绣千纯”，荣归故里时，兄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苏秦问明其故，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就是这样一群不别亲疏，唯谋是尊的纵横家们，既为时势造就出风光，也为时势酿成悲剧。
太史公在总结时说，苏秦“被反问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张仪“行事甚于苏秦……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公道地讲，战国时代产生的纵横家们所有不光彩的行状大概都麇集于苏、张二人身上，但至于他们究竟背了几多黑锅，是无法知道的了，只能委屈这二位仁兄继续背下去。
刘邦的痞子韬略
与楚霸王相争的结果是刘邦赢得了天下，这和传说中“见其上常有龙”之类的阿谀毫无关系，从古至今人们更愿意承认他是一个痞子。可君子有君子的韬略，痞子自然也有痞子的韬略，刘邦可以说是执痞子韬略于大成的人。这个社会底层出生的文盲做到了泗水亭长，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且以“生不读书”“生不学书”为荣，甚至于做出抢读书人的儒冠往里撒尿的事，确实没给人留下好印象。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痞子，在灭秦的征战中竟先于楚霸王攻入咸阳。他的痞子韬略告诉他，即使如此也不可轻举妄动，因为得罪了项羽就等于失了天下，因此刘邦假仁假义地颁发了一个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之后，刘邦以谦恭自卑之态要求楚左尹项伯传信致楚霸王：“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鸿门宴上的刘邦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好汉不吃眼前亏，小不忍则乱大谋，从而留下一条“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经典，成为千百年来的人生处世哲学。直到如今，人们对没有由头的宴请仍心怀忐忑，不知其中埋藏了什么不吉利的伏笔而不敢贸然领情。刘邦逃离鸿门宴之后，迅速杀掉了泄密者曹无伤。刘邦当屈则屈、当伸则伸的性格特征，导致了他蔑视一切的独霸风格，痞子行径更增添了他的无赖特性，所以，当有一天听说项羽要烹他的太公时，竟然说出“何不分我一杯羹”的话来，难怪太史公评价刘邦是“小人以野，小人以鬼，小人以僿”。
勾践的难与处安
坦率地说，我对用“卧薪尝胆”这个词作为励志标帜一直不太喜欢。《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述，勾践败给吴国之后，“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后来知道“卧薪”二字是苏东坡的发明，他写过一篇类似的文章《拟孙权答曹操书》，其中就有这样的话：“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可这个发明总让人感觉有一种讥讽味道在里面，而苏东坡是惯于开这样的玩笑的。
作为君王，勾践应当明白胜败乃兵家常事的道理，如果他当初听了谋士范蠡的劝说，也就不会有此一败了，或是败得不会那样难堪。勾践以10年躬耕发展生产，又以10年磨刀霍霍演练精兵，竟然在吴国夫差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急军突进大获全胜，终于洗雪前耻，抒了积压20年的胸中块垒。只是不知勾践看到夫差自刎而死时作何感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人实在不够磊落。太史公对他不乏溢美之辞，认为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彊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然而范蠡把他看得很清楚：“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于是才有了范蠡与西施泛舟于江湖。由此可以看出勾践性格中的另一面，原来他的所谓卧薪尝胆，不过是在为自己聚愤积仇，然大仇得报后难脱于“狡兔死，走狗烹”。
（编辑/张金余）
莊子难逍遥
我通过阅读庄子寓言式的文章而喜欢上了他的率性不羁，他的文字中有3个主要构件：自然、无为、齐物。其出发点又通过“逍遥”的形状伴随庄子的一生，其间既有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生死之变的理性思辨，也有道德之深根、重玄之妙音、无为之恬淡的纵横恣意。庄子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形成了“独与天地相往来”的进步意识。
这种进步意识在于追求绝对自由，却忽略了世界上哪有绝对的东西，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反过来说他追求的自由是逍遥于“法外”的自由，这样便把“道法自然”的道排斥了，更显出他的天真。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也好，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也罢，归根结底只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大结局。太史公在外传中简要介绍过庄子的行事后，极简地概括了一句：“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如此有意为之的省简文字，虽不敢说太史公与庄子“三事”有隙，但起码是对盛行于时的“黄老之术”怀有慊怨。
背锅的合纵连横
苏秦合纵、张仪连横时逢战国七雄纷争的时代，着实代表了那个时代别有趣味的乱象。合纵是“合众弱以攻一强”，连横则为“事一强以攻众弱”，最后终于演变成六国并力抗秦为始到六国各自与秦联盟而结束。在那样一种此战彼和、变化万端的形势下，苏秦、张仪各为国相，互相默契，仿佛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自编自导了一出纵横大戏，他们通过自拟的逻辑形式和推理演绎法，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翻云覆雨地窜访于各国政治军事大变革的运动中。他们是时务主义者，以均衡各种势力为出发点，试图化解矛盾、抵消矛盾，贩售的所谓理论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和功利性，即策略决定一切。苏秦主张的合纵联盟成立被封为从约长之后，他“饰车百乘，黄金千溢，白璧百双，锦绣千纯”，荣归故里时，兄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苏秦问明其故，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就是这样一群不别亲疏，唯谋是尊的纵横家们，既为时势造就出风光，也为时势酿成悲剧。
太史公在总结时说，苏秦“被反问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张仪“行事甚于苏秦……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公道地讲，战国时代产生的纵横家们所有不光彩的行状大概都麇集于苏、张二人身上，但至于他们究竟背了几多黑锅，是无法知道的了，只能委屈这二位仁兄继续背下去。
刘邦的痞子韬略
与楚霸王相争的结果是刘邦赢得了天下，这和传说中“见其上常有龙”之类的阿谀毫无关系，从古至今人们更愿意承认他是一个痞子。可君子有君子的韬略，痞子自然也有痞子的韬略，刘邦可以说是执痞子韬略于大成的人。这个社会底层出生的文盲做到了泗水亭长，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且以“生不读书”“生不学书”为荣，甚至于做出抢读书人的儒冠往里撒尿的事，确实没给人留下好印象。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痞子，在灭秦的征战中竟先于楚霸王攻入咸阳。他的痞子韬略告诉他，即使如此也不可轻举妄动，因为得罪了项羽就等于失了天下，因此刘邦假仁假义地颁发了一个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之后，刘邦以谦恭自卑之态要求楚左尹项伯传信致楚霸王：“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鸿门宴上的刘邦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好汉不吃眼前亏，小不忍则乱大谋，从而留下一条“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经典，成为千百年来的人生处世哲学。直到如今，人们对没有由头的宴请仍心怀忐忑，不知其中埋藏了什么不吉利的伏笔而不敢贸然领情。刘邦逃离鸿门宴之后，迅速杀掉了泄密者曹无伤。刘邦当屈则屈、当伸则伸的性格特征，导致了他蔑视一切的独霸风格，痞子行径更增添了他的无赖特性，所以，当有一天听说项羽要烹他的太公时，竟然说出“何不分我一杯羹”的话来，难怪太史公评价刘邦是“小人以野，小人以鬼，小人以僿”。
勾践的难与处安
坦率地说，我对用“卧薪尝胆”这个词作为励志标帜一直不太喜欢。《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述，勾践败给吴国之后，“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后来知道“卧薪”二字是苏东坡的发明，他写过一篇类似的文章《拟孙权答曹操书》，其中就有这样的话：“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可这个发明总让人感觉有一种讥讽味道在里面，而苏东坡是惯于开这样的玩笑的。
作为君王，勾践应当明白胜败乃兵家常事的道理，如果他当初听了谋士范蠡的劝说，也就不会有此一败了，或是败得不会那样难堪。勾践以10年躬耕发展生产，又以10年磨刀霍霍演练精兵，竟然在吴国夫差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急军突进大获全胜，终于洗雪前耻，抒了积压20年的胸中块垒。只是不知勾践看到夫差自刎而死时作何感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人实在不够磊落。太史公对他不乏溢美之辞，认为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彊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然而范蠡把他看得很清楚：“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于是才有了范蠡与西施泛舟于江湖。由此可以看出勾践性格中的另一面，原来他的所谓卧薪尝胆，不过是在为自己聚愤积仇，然大仇得报后难脱于“狡兔死，走狗烹”。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