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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科。周兴陆的《中国文论通史》，突出体现三方面的特征：一是独特的学术个性与写作追求，二是鲜明的持论与深邃的洞见，三是广大而绵密的通贯功夫。它突破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相分割的限制，对文论演变历程作出古今通贯式的探究，阐释其发生、发展、衍化与新生，追溯几千年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在联系，这对不断认识与深化中国文论历史发展流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国文论通史;学术个性凸显;古今贯通之求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科。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陈中凡、郭绍虞、朱东润、方孝岳、罗根泽、刘大杰、黄海章、王运熙、顾易生、罗宗强、张少康、黄霖等前辈学者，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学科的创建与开拓贡献出诸多心力，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也由此成为一门“顯学”。它对于促进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学活动的认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接着说”下去，如何不断促进中国文论史研究的推陈出新，这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也是新世纪中国文论史研究同仁们不得不认真面对与思考的重大问题。[1]在这方面，周兴陆教授新近推出的《中国文论通史》一书，为我们思考上述问题作出可贵的探索，对不断认识与深化中国文论历史发展流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独特的学术个性与写作追求
周著的一个显著特色便是独特的学术个性与写作追求。作者在“后记”中曾坦言：“我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思想性、个性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我的目标。”[2]正因此，个性化写作成为作者撰著本书的首要特色。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章节的拟目与安排上，二是在对具体内容的叙论之中。在第一个方面，作者打破了单纯以时间先后为序、以单个文论家为支点的叙论传统，而是抓住不同历史时期重要的文论概念与命题加以论说，鲜明地显示出“贯穿主线，串联珍珠”的特征。如在第一编“文学理论批评的源头”中，作者从“儒家文学理论批评的奠基”“老、庄思想的文论启悟”“文人精神与‘骚怨’传统”三大方面加以展开，充分体现出重视儒、道、骚三大文化传统对中国文论的奠基作用与开悟价值的认识。这之中，如在论说“老、庄思想的文论启悟”一章中，作者便扣住“有与无”“道与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天籁”“道法自然”“万物与我为一”“道与技”“玄览与游心”等原创性命题加以论说，将道家思想与我国传统文论命题的内在生成关系予以切实的阐明。二是在对具体文学理论批评内容的论说之中，作者大致遵循略远详近的撰著原则。全书四大编内容，第一编包括三章，主要论说先秦两汉时期的文论;第二编包括两章，主要论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第三编包括五章，主要论说唐代至清代的文论;第四编包括两章，主要论说晚清至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文论。作者比较注重对“中古”时期以来，尤其是近世文论历史发展与转型新变的论说，显示出努力阐说与重点开掘中国文论古今演变论题之深层用意，其独特的学术个性与写作追求由此可见一斑。三是在对每一小节内容的论说之中，作者都采取开门见山、直入主题的方式，不枝蔓，不拖泥带水，显示出干脆利落的论说风格及写作特色。
二、鲜明的持论与深邃的洞见
周著的第二个显著特色是鲜明的持论与深邃的洞见。作者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即从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学习与研究，前后历二十多年。在撰著本书之前，他出版了不少重要的研究著作，如《吴敬梓诗说研究》《渔洋精华录汇评》《诗歌评点与理论研究》《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诗学卷》《〈文心雕龙〉精读》等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如《走向学科独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代文论现代化之审思》《传统诗学演化的内在动力》《胡怀琛的“新派诗”理论》《刘勰“文德”论新探》《“文笔论”之重释与近现代纯杂文学论》《文道关系论之古今演变》《“非战”论与现代杜诗学》等等。作者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历史与逻辑建构有着独特的持论，他将这些认识体悟与研究心得都融入到具体的论说之中，显示出独特新颖而深邃入理的识见。
如在“导论”部分中，作者提出：“我们大体上可以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观念的演进归纳为两种基本模式——再生模式和嫁接模式。前者是指从早期哲学文化观念里的‘原理论’‘原观念’，为适应新的社会和文学发展要求而逐步引申、演化的理论观念，……后者是指外来文化的引入，刺激本土文论的新变和本土文化对外来文论思想的改造吸收;……这两种模式的相互交融、相互促动，推进了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2]又云：“任何一种释义都是意义的增值，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论研究，本身就是传统文论的现代发展，传统文论以其原生态是无法进入现代生活的，必须通过这种阐释，在意义的增减、调配中实现现代转换。”[2]还如，针对径直以纯文学和杂文学来解释“文”与“笔”之分的论断，作者认为：“其实，纯文学、杂文学与六朝时期的‘文笔’论，几乎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六朝时期，虽然诗赋地位有所上升，对文章自身的声律、辞采之美更为重视，但是并没有明确地分别文章的实用性和非实用性。……说纯文学观念已经出现于六朝时期，不过是一种理论的误读。但，正是因为这种创造性的理论误读，使得外来的纯文学观念与我国固有的文艺思想相结合，促使我国传统的文艺思想实现现代性转化，融入现代理论中去。理论阐释总是不断地在还原和创造之间徘徊。新思想的成长须要通过对旧理论的创造性阐释和转化来确立根基，当创造性阐释走到一定限度时又须做出真实性的还原以避免阐释过度。”[2]这样充满思辨、富于辩证性的论说，在全书中实属不少，甚给人以深层次的开悟与启发。
再如，在第三编“分体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之“文与道”一节中，作者认为，传统的“文道论”，是指“文章”与道的关系，而非近人所谓的“文学”，文道关系主要有“明道”“载道”“害道”三种形态。理学与心学对创作主体有不同的规定，前者主张以道理、学力把控才气;后者重视作家的本色，强调作者的超然自得。文道分离论一直忽隐忽现，至晚清逐渐汇聚成一股重要的力量，与近代“纯文学”论融汇，导致传统“文以载道”论的解体，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被不断重释，“文以载道”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依然存在。但“文以载道”原本所具有的重道轻文色彩弱化了，现代的“文以载道”论并没有放弃文学的本位立场。这是对传统文论观念的新阐发，是传统文论在近现代的新发展。作者概括道：“代‘文以载道’而起的新命题‘为人生而艺术’也是一种‘文以载道’，不过所‘载’所‘明’的是具有近代新内涵的道，是以人性、自由、科学、民主等新道代替过去的旧道而已。其后的革命文学、抗战文学，无不是适应新的时代主题而对传统的‘文以载道’作出新的诠释。”[2]如此精辟地对“文以载道”命题的历史衍化与本质所在作出论说，无疑是深寓非凡洞察力的。 三、广大而绵密的通贯功夫
周著的第三个显著特色是广大而绵密的通贯功夫。这一方面体现在撰著时段的扩展延伸与章节的拟目上，另一方面更体现在对具体内容的论述阐释之中。在第一个方面，作者将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撰著时段进一步拉长，延伸至新中国成立时期。这在以前的中国文论史著作中是少见的。[3]同时，作者又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衍化发展历程，概括为“文学理论批评的源头”“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分体文學理论批评的发展”与“文学理论批评的近现代转型和新生”四大板块，清楚地显示出对中国文论史的宏观观照与整体把握。在具体小节安排上则进一步加以落实。如在第四编“文学理论批评的近现代转型和新生”中，作者并置地从总论与分体之论的角度加以阐说。在总论中，所列标题有：从“性灵”论到“人的文学”，从晚清的经世思想到文学界革命，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保存国粹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纯文学观的中国化。在分体之论中，所列标题有：诗学的现代转型与探索、“词的解放”运动和“新乐歌”的创建、文章理论的古今演变、小说理论的变与通、旧戏现代化与话剧民族化。从不同的维面论说中国文论之巨变，从多样的论题阐释中国文论的转型与新生，这确乎是需要广大而绵密的通贯功夫的。
作者在“导论”中曾说：“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壁垒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同样存在。过去各种‘中国文学批评史’都是到清末为止，而几种‘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则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谈起。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之间各自为政，不相交涉。”[2]“传统文论发展至清末，其去向在哪里？‘五四’以后的现代文论，其来路在哪里？传统与现代文论如何接榫？这是我近几年一直在思考而想要回答的问题。”[2]在“后记”中，作者又言：“本书打破了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疆界，是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一部《中国文论通史》。……当然不是把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拼接起来即可了事，而是把现代文论放到中国文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探究传统与现代的内在联系，即二者‘通’与‘变’的关系。”[2]正是缘于这种独特的学术理念与追术，作者在考察中国文论历史流程中，便能始终以宏观观照与细部探究紧密结合的眼光来加以落实与凸显，处处显示出广大而绵密的通贯功夫。
当然，正像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要想在一部有限的著作中，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学理论批评历史作出合乎现实与逻辑的叙论，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也正因此，本书在这方面尚有可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如，对传统词学理论批评历史衍化发展的论说便显得还不够充分，对辨体、尊体、正变等论题便缺少更多的勾连与叙说，大致是需要有所补充的。
总之，周兴陆教授的《中国文论通史》一书，突出地体现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独特的学术个性与写作追求;二是鲜明的持论与深邃的洞见;三是广大而绵密的通贯功夫。它将宏观观照与细部探究、知性描述与理性评说较好地结合了起来。它突破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学科相分割的限制，将自先秦至新中国建立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作出古今通贯式的探究，阐释传统文论的发生、发展、衍化和新生，追溯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与传统的内在联系，可谓是一部富于学术个性、古今贯通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我们衷心期待作者将复旦学派的中国文论史研究进一步发扬光大，在中国文论史研究领域行得更远，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参考文献]
[1]童庆炳.在“五四”文艺理论新传统基础上“接着说”[J].文艺研究，2003，（2）.
[2]周兴陆.中国文论通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3]胡建次，刘嘉欣.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撰著述论[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9，（4）.
[责任编辑：上官涛]
[关键词]中国文论通史;学术个性凸显;古今贯通之求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科。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陈中凡、郭绍虞、朱东润、方孝岳、罗根泽、刘大杰、黄海章、王运熙、顾易生、罗宗强、张少康、黄霖等前辈学者，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学科的创建与开拓贡献出诸多心力，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也由此成为一门“顯学”。它对于促进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学活动的认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接着说”下去，如何不断促进中国文论史研究的推陈出新，这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也是新世纪中国文论史研究同仁们不得不认真面对与思考的重大问题。[1]在这方面，周兴陆教授新近推出的《中国文论通史》一书，为我们思考上述问题作出可贵的探索，对不断认识与深化中国文论历史发展流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独特的学术个性与写作追求
周著的一个显著特色便是独特的学术个性与写作追求。作者在“后记”中曾坦言：“我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思想性、个性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我的目标。”[2]正因此，个性化写作成为作者撰著本书的首要特色。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章节的拟目与安排上，二是在对具体内容的叙论之中。在第一个方面，作者打破了单纯以时间先后为序、以单个文论家为支点的叙论传统，而是抓住不同历史时期重要的文论概念与命题加以论说，鲜明地显示出“贯穿主线，串联珍珠”的特征。如在第一编“文学理论批评的源头”中，作者从“儒家文学理论批评的奠基”“老、庄思想的文论启悟”“文人精神与‘骚怨’传统”三大方面加以展开，充分体现出重视儒、道、骚三大文化传统对中国文论的奠基作用与开悟价值的认识。这之中，如在论说“老、庄思想的文论启悟”一章中，作者便扣住“有与无”“道与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天籁”“道法自然”“万物与我为一”“道与技”“玄览与游心”等原创性命题加以论说，将道家思想与我国传统文论命题的内在生成关系予以切实的阐明。二是在对具体文学理论批评内容的论说之中，作者大致遵循略远详近的撰著原则。全书四大编内容，第一编包括三章，主要论说先秦两汉时期的文论;第二编包括两章，主要论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第三编包括五章，主要论说唐代至清代的文论;第四编包括两章，主要论说晚清至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文论。作者比较注重对“中古”时期以来，尤其是近世文论历史发展与转型新变的论说，显示出努力阐说与重点开掘中国文论古今演变论题之深层用意，其独特的学术个性与写作追求由此可见一斑。三是在对每一小节内容的论说之中，作者都采取开门见山、直入主题的方式，不枝蔓，不拖泥带水，显示出干脆利落的论说风格及写作特色。
二、鲜明的持论与深邃的洞见
周著的第二个显著特色是鲜明的持论与深邃的洞见。作者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即从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学习与研究，前后历二十多年。在撰著本书之前，他出版了不少重要的研究著作，如《吴敬梓诗说研究》《渔洋精华录汇评》《诗歌评点与理论研究》《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诗学卷》《〈文心雕龙〉精读》等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如《走向学科独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代文论现代化之审思》《传统诗学演化的内在动力》《胡怀琛的“新派诗”理论》《刘勰“文德”论新探》《“文笔论”之重释与近现代纯杂文学论》《文道关系论之古今演变》《“非战”论与现代杜诗学》等等。作者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历史与逻辑建构有着独特的持论，他将这些认识体悟与研究心得都融入到具体的论说之中，显示出独特新颖而深邃入理的识见。
如在“导论”部分中，作者提出：“我们大体上可以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观念的演进归纳为两种基本模式——再生模式和嫁接模式。前者是指从早期哲学文化观念里的‘原理论’‘原观念’，为适应新的社会和文学发展要求而逐步引申、演化的理论观念，……后者是指外来文化的引入，刺激本土文论的新变和本土文化对外来文论思想的改造吸收;……这两种模式的相互交融、相互促动，推进了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2]又云：“任何一种释义都是意义的增值，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论研究，本身就是传统文论的现代发展，传统文论以其原生态是无法进入现代生活的，必须通过这种阐释，在意义的增减、调配中实现现代转换。”[2]还如，针对径直以纯文学和杂文学来解释“文”与“笔”之分的论断，作者认为：“其实，纯文学、杂文学与六朝时期的‘文笔’论，几乎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六朝时期，虽然诗赋地位有所上升，对文章自身的声律、辞采之美更为重视，但是并没有明确地分别文章的实用性和非实用性。……说纯文学观念已经出现于六朝时期，不过是一种理论的误读。但，正是因为这种创造性的理论误读，使得外来的纯文学观念与我国固有的文艺思想相结合，促使我国传统的文艺思想实现现代性转化，融入现代理论中去。理论阐释总是不断地在还原和创造之间徘徊。新思想的成长须要通过对旧理论的创造性阐释和转化来确立根基，当创造性阐释走到一定限度时又须做出真实性的还原以避免阐释过度。”[2]这样充满思辨、富于辩证性的论说，在全书中实属不少，甚给人以深层次的开悟与启发。
再如，在第三编“分体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之“文与道”一节中，作者认为，传统的“文道论”，是指“文章”与道的关系，而非近人所谓的“文学”，文道关系主要有“明道”“载道”“害道”三种形态。理学与心学对创作主体有不同的规定，前者主张以道理、学力把控才气;后者重视作家的本色，强调作者的超然自得。文道分离论一直忽隐忽现，至晚清逐渐汇聚成一股重要的力量，与近代“纯文学”论融汇，导致传统“文以载道”论的解体，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被不断重释，“文以载道”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依然存在。但“文以载道”原本所具有的重道轻文色彩弱化了，现代的“文以载道”论并没有放弃文学的本位立场。这是对传统文论观念的新阐发，是传统文论在近现代的新发展。作者概括道：“代‘文以载道’而起的新命题‘为人生而艺术’也是一种‘文以载道’，不过所‘载’所‘明’的是具有近代新内涵的道，是以人性、自由、科学、民主等新道代替过去的旧道而已。其后的革命文学、抗战文学，无不是适应新的时代主题而对传统的‘文以载道’作出新的诠释。”[2]如此精辟地对“文以载道”命题的历史衍化与本质所在作出论说，无疑是深寓非凡洞察力的。 三、广大而绵密的通贯功夫
周著的第三个显著特色是广大而绵密的通贯功夫。这一方面体现在撰著时段的扩展延伸与章节的拟目上，另一方面更体现在对具体内容的论述阐释之中。在第一个方面，作者将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撰著时段进一步拉长，延伸至新中国成立时期。这在以前的中国文论史著作中是少见的。[3]同时，作者又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衍化发展历程，概括为“文学理论批评的源头”“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分体文學理论批评的发展”与“文学理论批评的近现代转型和新生”四大板块，清楚地显示出对中国文论史的宏观观照与整体把握。在具体小节安排上则进一步加以落实。如在第四编“文学理论批评的近现代转型和新生”中，作者并置地从总论与分体之论的角度加以阐说。在总论中，所列标题有：从“性灵”论到“人的文学”，从晚清的经世思想到文学界革命，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保存国粹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纯文学观的中国化。在分体之论中，所列标题有：诗学的现代转型与探索、“词的解放”运动和“新乐歌”的创建、文章理论的古今演变、小说理论的变与通、旧戏现代化与话剧民族化。从不同的维面论说中国文论之巨变，从多样的论题阐释中国文论的转型与新生，这确乎是需要广大而绵密的通贯功夫的。
作者在“导论”中曾说：“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壁垒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同样存在。过去各种‘中国文学批评史’都是到清末为止，而几种‘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则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谈起。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之间各自为政，不相交涉。”[2]“传统文论发展至清末，其去向在哪里？‘五四’以后的现代文论，其来路在哪里？传统与现代文论如何接榫？这是我近几年一直在思考而想要回答的问题。”[2]在“后记”中，作者又言：“本书打破了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疆界，是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一部《中国文论通史》。……当然不是把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拼接起来即可了事，而是把现代文论放到中国文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探究传统与现代的内在联系，即二者‘通’与‘变’的关系。”[2]正是缘于这种独特的学术理念与追术，作者在考察中国文论历史流程中，便能始终以宏观观照与细部探究紧密结合的眼光来加以落实与凸显，处处显示出广大而绵密的通贯功夫。
当然，正像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要想在一部有限的著作中，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学理论批评历史作出合乎现实与逻辑的叙论，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也正因此，本书在这方面尚有可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如，对传统词学理论批评历史衍化发展的论说便显得还不够充分，对辨体、尊体、正变等论题便缺少更多的勾连与叙说，大致是需要有所补充的。
总之，周兴陆教授的《中国文论通史》一书，突出地体现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独特的学术个性与写作追求;二是鲜明的持论与深邃的洞见;三是广大而绵密的通贯功夫。它将宏观观照与细部探究、知性描述与理性评说较好地结合了起来。它突破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学科相分割的限制，将自先秦至新中国建立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作出古今通贯式的探究，阐释传统文论的发生、发展、衍化和新生，追溯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与传统的内在联系，可谓是一部富于学术个性、古今贯通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我们衷心期待作者将复旦学派的中国文论史研究进一步发扬光大，在中国文论史研究领域行得更远，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参考文献]
[1]童庆炳.在“五四”文艺理论新传统基础上“接着说”[J].文艺研究，2003，（2）.
[2]周兴陆.中国文论通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3]胡建次，刘嘉欣.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撰著述论[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9，（4）.
[责任编辑：上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