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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安排了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學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于是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
“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着我衣襟上的污迹问。
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
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
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我说的是实话。
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了看我的双手，说：“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而手生的皴，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里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能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得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还能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要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老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有的是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之类的儿女，他们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能含恨忍耐。终于泪水夺眶而出，我转身跑了出去。
这一幕却被我的语文老师看到了。
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
我的名字本叫梁绍生，梁晓声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时兴起过一阵改名的时髦风，我在一张辞去班级“勤务员”职务的声明中首次署了现在的名字——梁晓声。
语文老师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想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里却在想着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觉不到一点儿尊重。而一個孩子需要尊重，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间犯了什么算不得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
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
“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
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还是跑，她紧追。
“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
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吁吁。
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我说：“是的。”
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儿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
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
她说：“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
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我满心的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
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我知道你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不需要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
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如果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犟劲儿，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摘自《恰同学少年》）
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安排了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學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于是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
“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着我衣襟上的污迹问。
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
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
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我说的是实话。
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了看我的双手，说：“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而手生的皴，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里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能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得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还能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要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老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有的是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之类的儿女，他们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能含恨忍耐。终于泪水夺眶而出，我转身跑了出去。
这一幕却被我的语文老师看到了。
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
我的名字本叫梁绍生，梁晓声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时兴起过一阵改名的时髦风，我在一张辞去班级“勤务员”职务的声明中首次署了现在的名字——梁晓声。
语文老师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想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里却在想着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觉不到一点儿尊重。而一個孩子需要尊重，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间犯了什么算不得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
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
“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
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还是跑，她紧追。
“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
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吁吁。
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我说：“是的。”
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儿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
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
她说：“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
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我满心的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
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我知道你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不需要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
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如果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犟劲儿，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摘自《恰同学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