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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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将“仁”的德性看作“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孔子及其弟子将在家庭中实践孝悌之伦看作实践仁德的出发点，进而看作建构良序社会的出发点。孔子及其弟子对“人之为人”与“做人起点”两个问题的思考，体现了先秦儒家重视人的道德行为与良序社会的内在关系。与儒家的这一思考路径相反，道家创始人老子及其重要继承、发扬者庄子，更加重视“道序”的作用，以及人对“道序”遵守的重要性。在“人之为人”的问题上，道家提出每个人都应当“尽性”，在“做人的起点”上，更重视个人生命之于政治活动的基础作用，认为理想的政治与社会应当奠定在尊重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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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将“仁”的德性看作“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孔子及其弟子将在家庭中实践孝悌之伦看作实践仁德的出发点，进而看作建构良序社会的出发点。孔子及其弟子对“人之为人”与“做人起点”两个问题的思考，体现了先秦儒家重视人的道德行为与良序社会的内在关系。与儒家的这一思考路径相反，道家创始人老子及其重要继承、发扬者庄子，更加重视“道序”的作用，以及人对“道序”遵守的重要性。在“人之为人”的问题上，道家提出每个人都应当“尽性”，在“做人的起点”上，更重视个人生命之于政治活动的基础作用，认为理想的政治与社会应当奠定在尊重每个人的个体生命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儒道两家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的理论回答并非完全过时，而是不够充分。这两个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在现代新的思想维度里对其进行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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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扬弃了本然形态的存在，现实世界形成于“事”。“事”在广义上可以理解为人的活动及其结果。从抽象的形上视域看，与“事”无涉的“物”似乎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然而，以现实世界为指向，则“事”呈现更本源的意义。人通过“事”而与“物”打交道，在此意义上，人与“物”的关系，乃是以人与“事”的关系为中介。“物”唯有融入于“事”，才呈现其多样的意义。通过人的活动（“事”）而形成的现实世界既表现为事实界，也呈现为价值界，而“事”则从本源上为事实界和价值界的统一提供了根据。在理解现实世界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避免化“事”为“心
1932年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苏联哲学产生了深刻触动，也为20世纪80年代处于思想解放中的中国学界所热议。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凸显了该文本的启蒙意义，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由此开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马克思将该文本命名为“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并留下了9册《巴黎笔记》。他在由这两组文本群构成的《巴黎手稿》中实现了政治哲学研究路径的转变，生成了研究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哲学语境。
本文提出和详细论证了汉简本《老子》首章的“下德为之而无以为”应是《老子》旧貌的观点，并通过对王弼注文的研究详细论证了其经文本应亦作“下德为之而无以为”，而传抄致误为“有以为”。汉简本首章的思想脉络十分清晰，阐明了道家关于德的基本思想，揭示了道家式的德同儒家式的德的差异：“上德”是道家式的德，体现了“自然无为”的道家精神；“下德”（包括仁、义、礼等具体内容）是儒家式的德，它们与“自然无为”的标准相违且渐行渐远。因而以“自然”“自发”为特征的道家式的德在价值上要高于以“自觉”为特征的儒家式的德。
受康有为的影响，梁启超早年以易学为“魂学”“天人相与之学”，笼统地认为《易传》为孔子所作，其思想是孔子人生与社会理想的终极归宿。1918年后的梁启超，对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作了逐步深入的分析，最后认为《系辞》而下为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间的孔门后学（思孟一系）所作，皆与孔子无直接关系，目前可以相信的只有《彖传》《象传》为孔子作。结合柏格森、罗素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观念，梁启超对《易传》哲学作了初步探索，他以“流动哲学”“数理哲学”“自然法”“归纳法”“因果律”等现代学术范式来诠释易学哲学，确有其精妙之处。他对《易
宏观规律与微观规律之间的对称关系是热学中的一种重要关系，对它作相关的语义分析，不仅可以把握对称关系中不变性的本质特征，还可以将对称性作为自然界中的普适规律。以普适性为前提，对称性的演绎使用不仅简化热学研究过程，还提供了一种新的物理学研究方法。
宋儒义理之学是一种独特的学术形态,代表了儒家义理之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义理之学并不等同于抽象道理的思辨、空虚德性的体悟,“义理”的本义就是探明“义”的应然道义与“理”的必然法则。宋儒从儒家经典中阐发义理,一开始就是包含着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世道人心与经邦济世的双重目标。宋学思潮中的不同学派学者均在强调自己的学术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以解决历史上的人心世道、经邦治国的现实问题。
清华简《汤在啻门》中“气”与生命关系的论述,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通过“五味”的调和,“气”维持了人的生命;通过“气”在十月怀胎中的作用,生命得以形成;“气”的盈虚导致了生命的盛衰。《汤在啻门》的内容有着显著的术数色彩,其医学背景和马王堆帛书《胎产书》较为接近。但《汤在啻门》不是一部术数书籍,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强调治气以养生、养生以治国的重要性。
牟宗三的研究视域宽广,问题意识突出,其哲学思想又极富思辨性,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和充分肯定,但也有人质疑他忽视了实践性,认为他的理论中缺失了工夫论思想。牟宗三的确没有系统完整地建构其工夫论体系,但这不等于他忽视了工夫论。若深入探析会发现,牟宗三对工夫论中的重要问题都给予了充分关注和深度思考,并提出了很多富有洞见的观点,对传统工夫论思想既有查缺补漏之功,又有答疑解惑之效,故而应予以重视。
马克思的精神解放理论建立在“新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其理论旨趣不仅仅是要把哲学家从精神的必然王国和物质的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把人民群众从精神的必然王国和物质的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的精神解放理论与物质解放理论和群众观具有统一性，统一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活动中。
社会心理和人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学的重要内容，社会心理既是时代精神的折射，又是社会经济、政治的“气象图”，是透视社会问题的窗口，所以它对人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重大作用的重要表现。在社会结构中，它是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中层理论，所以它又是人学理论中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