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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无人机新产品层出不穷，我国无人机制造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资本纷纷开始排兵布阵，抢滩这块“处女市场”。放眼全国，植保无人机成为各地大规模统防统治的主力军，在一些地方，用无人机打农药已进入了“滴滴时代”。不过从研发、生产、推广等环节综合来看，农用无人机在我国仍处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起步阶段，伴随着无限前景的，还有不少掣肘与障碍。
前不久，农业部、财政部和中国民用航空局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今年在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广东、重庆等6省市启动实施植保无人机购置补贴试点，这意味着植保无人机行业迎来政策“红利”，有望转入突破性发展。
开启植保新模式
在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大柘镇北山村，62岁的种粮大户吴仙根一改往年除虫季“挽裤腿、抢晴天”的劳作习惯，在田边当起了“甩手掌柜”。
只见一架植保无人机来回穿梭，其最多承载6公斤，在风力的作用下，滴雾状药液直达水稻根部。两个多小时，60亩水稻便完成打药，让老吴啧啧称奇。用无人机打药固然省时省力，会增加成本吗？吴仙根说，“一年打4次，每次作业政府每亩代补15元，加上农药使用量节省一半，总的来说，比起人工打药每亩成本还少100元。”
遂昌是浙江省的一个普通山区小县，早在2015年，当地就出台政策：购买农用无人机政府给予7成补贴，对水稻统防统治，每亩每年还有60元的作业补贴。2016年，遂昌的植保无人机由原来的3架增加到9架，作业面积1万余亩。
在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院长何勇教授看来，植保环节一直是我国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的一大短板，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机器换人”是大势所趋。“近3年，农用无人机算是跨过了酝酿期，未来5年内，仍将保持高速增长。”何勇认为，大量新型经营主体和中介服务机构的涌现，也为农用无人机施展拳脚提供了广阔舞台。
笔者调查发现，目前，河南、湖南、福建等省都将无人机列入了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大大降低了购机门槛。特别是在农业大省河南，农户呼声最高、政策力度最大，当然成效也最为显著。湖南则先人一步，出台了行业标准，为农用无人机的生产和使用提供规范。在浙江多个地方，也出现了不少专业的“飞防队”。
综合各地的使用情况来看，与传统人工打药相比，利用无人机进行植保作业，具有高效、节药、安全等优势，而且适应性很广，在山地丘陵和高秆作物上，植保无人机的优势更加明显。何勇举例说：“如果采用15公斤有效荷载的单旋翼电动无人机进行作业，年度收益分别是机动喷雾机和人工喷雾的25倍和93倍。”
千亿级市场待开发
农用无人机的市场有多大？从发达国家的部分数据可见一斑：在最早研发农用无人机的日本，其目前的农林航空作业面积达235万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40%以上；在美国，有3000多名农用飞机驾驶员，有1350个农业航空作业服务公司，预计2015～2025年，无人机在民用领域的应用将为美国经济贡献821亿美元，其中超过8成将直接来自农业；在澳大利亚，农民平均每人种植80公顷以上水稻，90%以上的作物都是用飞机喷药，飞机施肥则占到总施肥面积的一半以上。
相比这些国家，我国农用无人机的研发、生产和推广使用则落后许多，而且大部分农机企业此前很少涉及该领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从事遥感飞行植保机生产与服务的企业有近200家，其中，2014年以后新成立或开始转入农业领域的，占据了半壁江山。全国有30余家农用航空公司，大型农用飞机仅有400余架。
何勇告诉笔者，从这几年的发展势头来看，各企事业单位对农用无人机的研究、引进和生产力度正逐渐加强，甚至可用“一日千里”来形容。像2013年成立的农用航空产业创新联盟，至今已有30多家理事单位，旗下包括无人机农用航空技术研究单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无人机设计生产企业，以及无人机加工与销售单位，他们都具备一定的研发实力和拥有稳定的代表机型，部分公司市场程度比较好，开始走上正轨。
那么，前景到底如何？一组民间分析数据认为，近3年，我国农作物病虫害年均发生面积达60亿亩次，按照1/3的土地流转率折合，若以10～20元/亩次的植保费用计算，光植保服务的市场规模就可达六七百亿元，这还不包括研发、生产、销售等其他细分产业链环节，以及其他服务领域。乐观估计，整个产业规模将轻松达到千亿元级别。而除了耕地外，还有大量的森林、草原、绿化园地需配备无人机作业，市场容量更难以估量。
当然，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巨大蛋糕的诱惑下，从2015年起，无人机市场出现井喷式增长，大量资本涌入。尽管这种“爆发”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更为显著，但农用无人机也同样吸引了大量企业加速布局。2016年，行业主要公司在飞机销售和植保面积上均呈现成倍增长趋势，预计今年仍将继续蒸蒸日上。
落地尚有诸多障碍
相比于产业崛起的惊人速度、厂家天南海北演示搞得轰轰烈烈，以及企业间日渐白热化的竞争，农用无人机到了落地层面，却有些“水土不服”。为何会出现如此“一冷一热”的状况？在何勇看来，主要症结还在于尚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在技术研究上，就目前而言，一方面，植保无人机起降次数多、续航时间短，同时低空低速飞行的稳定性也有待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植保无人机的喷洒技术尚未成熟，缺少应对不同作业条件的作业规范和精准施药控制系统，容易发生农药漂移等现象。总之，亟须研发高自动化水平、智能变量作业的专用机型及飞控系统、低空遥感设备等。
其次是生产和作业的标准问题。尽管像湖南已经制定了相关地方标准，但在国家层面，无人机的生产、检测和操作标准尚未出台，因此企业只能各自为政，按自己的标准进行生产，从而导致产品的实际性能参差不齐，市场上鱼龙混杂，给使用带来诸多隐患。
第三是价格问题。作为新型农机，在农用无人机的实际推广中，价格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标准的缺失，导致过去几年植保无人机一直难以纳入全国统一的农机购置补贴范围。今年，浙江、安徽、湖南等6省市将开展植保无人机购置补贴试点。不过，面对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投资，许多农民仍然望而却步，再加上性能的不稳定性，购買热情自然大打折扣。
第四个问题在于“人”。据了解，尽管目前各地涌现出不少专业的“飞防队”，但专业飞手的紧缺，在某种程度也抬高了农用无人机的市场推广成本和培训成本。随着培训观摩活动的增多，像浙江大学就能提供一条龙培训服务，这一问题有望得到改善。
最后一大障碍则同样紧迫，何勇指出，由于民航法规体系中的相关条款存在针对性不强、结合不紧密等问题，导致在国家层面和行业内，对农业航空这一整体发展的战略规划仍未形成，包括农用无人机的登记备案、保险、适航审查、空域管理等在内的多个方面，都亟待予以明确。总体来说，国内农用无人机想要真正落地并取得跨越式发展，尚有不少路要走。
前不久，农业部、财政部和中国民用航空局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今年在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广东、重庆等6省市启动实施植保无人机购置补贴试点，这意味着植保无人机行业迎来政策“红利”，有望转入突破性发展。
开启植保新模式
在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大柘镇北山村，62岁的种粮大户吴仙根一改往年除虫季“挽裤腿、抢晴天”的劳作习惯，在田边当起了“甩手掌柜”。
只见一架植保无人机来回穿梭，其最多承载6公斤，在风力的作用下，滴雾状药液直达水稻根部。两个多小时，60亩水稻便完成打药，让老吴啧啧称奇。用无人机打药固然省时省力，会增加成本吗？吴仙根说，“一年打4次，每次作业政府每亩代补15元，加上农药使用量节省一半，总的来说，比起人工打药每亩成本还少100元。”
遂昌是浙江省的一个普通山区小县，早在2015年，当地就出台政策：购买农用无人机政府给予7成补贴，对水稻统防统治，每亩每年还有60元的作业补贴。2016年，遂昌的植保无人机由原来的3架增加到9架，作业面积1万余亩。
在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院长何勇教授看来，植保环节一直是我国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的一大短板，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机器换人”是大势所趋。“近3年，农用无人机算是跨过了酝酿期，未来5年内，仍将保持高速增长。”何勇认为，大量新型经营主体和中介服务机构的涌现，也为农用无人机施展拳脚提供了广阔舞台。
笔者调查发现，目前，河南、湖南、福建等省都将无人机列入了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大大降低了购机门槛。特别是在农业大省河南，农户呼声最高、政策力度最大，当然成效也最为显著。湖南则先人一步，出台了行业标准，为农用无人机的生产和使用提供规范。在浙江多个地方，也出现了不少专业的“飞防队”。
综合各地的使用情况来看，与传统人工打药相比，利用无人机进行植保作业，具有高效、节药、安全等优势，而且适应性很广，在山地丘陵和高秆作物上，植保无人机的优势更加明显。何勇举例说：“如果采用15公斤有效荷载的单旋翼电动无人机进行作业，年度收益分别是机动喷雾机和人工喷雾的25倍和93倍。”
千亿级市场待开发
农用无人机的市场有多大？从发达国家的部分数据可见一斑：在最早研发农用无人机的日本，其目前的农林航空作业面积达235万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40%以上；在美国，有3000多名农用飞机驾驶员，有1350个农业航空作业服务公司，预计2015～2025年，无人机在民用领域的应用将为美国经济贡献821亿美元，其中超过8成将直接来自农业；在澳大利亚，农民平均每人种植80公顷以上水稻，90%以上的作物都是用飞机喷药，飞机施肥则占到总施肥面积的一半以上。
相比这些国家，我国农用无人机的研发、生产和推广使用则落后许多，而且大部分农机企业此前很少涉及该领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从事遥感飞行植保机生产与服务的企业有近200家，其中，2014年以后新成立或开始转入农业领域的，占据了半壁江山。全国有30余家农用航空公司，大型农用飞机仅有400余架。
何勇告诉笔者，从这几年的发展势头来看，各企事业单位对农用无人机的研究、引进和生产力度正逐渐加强，甚至可用“一日千里”来形容。像2013年成立的农用航空产业创新联盟，至今已有30多家理事单位，旗下包括无人机农用航空技术研究单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无人机设计生产企业，以及无人机加工与销售单位，他们都具备一定的研发实力和拥有稳定的代表机型，部分公司市场程度比较好，开始走上正轨。
那么，前景到底如何？一组民间分析数据认为，近3年，我国农作物病虫害年均发生面积达60亿亩次，按照1/3的土地流转率折合，若以10～20元/亩次的植保费用计算，光植保服务的市场规模就可达六七百亿元，这还不包括研发、生产、销售等其他细分产业链环节，以及其他服务领域。乐观估计，整个产业规模将轻松达到千亿元级别。而除了耕地外，还有大量的森林、草原、绿化园地需配备无人机作业，市场容量更难以估量。
当然，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巨大蛋糕的诱惑下，从2015年起，无人机市场出现井喷式增长，大量资本涌入。尽管这种“爆发”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更为显著，但农用无人机也同样吸引了大量企业加速布局。2016年，行业主要公司在飞机销售和植保面积上均呈现成倍增长趋势，预计今年仍将继续蒸蒸日上。
落地尚有诸多障碍
相比于产业崛起的惊人速度、厂家天南海北演示搞得轰轰烈烈，以及企业间日渐白热化的竞争，农用无人机到了落地层面，却有些“水土不服”。为何会出现如此“一冷一热”的状况？在何勇看来，主要症结还在于尚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在技术研究上，就目前而言，一方面，植保无人机起降次数多、续航时间短，同时低空低速飞行的稳定性也有待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植保无人机的喷洒技术尚未成熟，缺少应对不同作业条件的作业规范和精准施药控制系统，容易发生农药漂移等现象。总之，亟须研发高自动化水平、智能变量作业的专用机型及飞控系统、低空遥感设备等。
其次是生产和作业的标准问题。尽管像湖南已经制定了相关地方标准，但在国家层面，无人机的生产、检测和操作标准尚未出台，因此企业只能各自为政，按自己的标准进行生产，从而导致产品的实际性能参差不齐，市场上鱼龙混杂，给使用带来诸多隐患。
第三是价格问题。作为新型农机，在农用无人机的实际推广中，价格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标准的缺失，导致过去几年植保无人机一直难以纳入全国统一的农机购置补贴范围。今年，浙江、安徽、湖南等6省市将开展植保无人机购置补贴试点。不过，面对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投资，许多农民仍然望而却步，再加上性能的不稳定性，购買热情自然大打折扣。
第四个问题在于“人”。据了解，尽管目前各地涌现出不少专业的“飞防队”，但专业飞手的紧缺，在某种程度也抬高了农用无人机的市场推广成本和培训成本。随着培训观摩活动的增多，像浙江大学就能提供一条龙培训服务，这一问题有望得到改善。
最后一大障碍则同样紧迫，何勇指出，由于民航法规体系中的相关条款存在针对性不强、结合不紧密等问题，导致在国家层面和行业内，对农业航空这一整体发展的战略规划仍未形成，包括农用无人机的登记备案、保险、适航审查、空域管理等在内的多个方面，都亟待予以明确。总体来说，国内农用无人机想要真正落地并取得跨越式发展，尚有不少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