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淘汰的农村

　　西乡塘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区，区里有很多自然条件各异的农村。直到上世纪末，这些农村的经济条件都很差，改变它们的是新世纪初每个村子都通上了水泥路。
　　阿瑞和阿挺老家所在的农村都有很多地，每家每户都有二三十亩，最多的有五六十亩。阿瑞的叔叔老陈说，一眼望过去，家里的地看不到头。地下水资源也很丰富，能满足灌溉之需。通上水泥路之后，市场跟着来，有贩子开着货车到村子里来收农产品，所以种点什么，总可以赚钱。
　　农产品主要是香蕉、西瓜、香瓜。老陈说，西瓜成熟的时候，自己一个人，一天能扛1万斤，放到路边码起来，就是一道厚厚的墙。
　　老陈在东莞开公司，搬西瓜是帮姐姐的忙，他的妻子见到这种景象，“完全惊呆了”。摘西瓜，妻子说，怎么摘也摘不完，真要命，而老陈则说，对于农民，摘不完意味着有挣不完的钱啊。
　　所以阿瑞所在的村子，并不贫穷。老陈说，阿瑞家的房子，200多平方米的洋楼，装修阔气，其他家庭，经济条件也不会差太多。
　　然而，年轻男子娶不到老婆，仍然是这个村子里的大难题。原因就是女孩子来到这里，都有老陈妻子的那种反应—“惊呆了”。
　　“她们说，这么干下去，会累死人啊，现在的女孩子，都不愿意嫁到农村干农活了。”阿挺的舅舅说，的确，现在村子里的媳妇，30多岁看上去像是50岁，就是干农活累的。
　　阿瑞的村庄的状况，不是个案。于是周围区域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男人们都想娶本地的女人，而本地女人都不想嫁给本地男人。
　　男人们觉得，种地能挣钱，找本地女人种地熟练，发家容易；而女人们认为，种地太辛苦，不如通过择偶改变命运。阿瑞说，女人们都想嫁到城里去。
　　阿挺所在的村子，未婚男青年也很多，但女青年则几乎看不到。“她们都想嫁进城市，所以都很主动地出去打工了，虽然打工并不见得比在家里帮忙更挣钱。”
　　当然，如果太挑剔，年纪过了，女人们的婚姻一样让人着急。阿挺说，“有房有车”的男人是不少，但人家能看上你吗？

找老婆

　　“一直在南宁晃荡也不是办法。”老陈说，阿瑞一是存不到钱，二是找不到女朋友，他决定把阿瑞带到东莞来。 　　老陈在东莞桥头镇开一家中等规模的模具厂 ，厂里，同一个村子的未婚大龄男青年有七八个。
　　老陈把这些同乡男青年招到厂里来，除了给他们一份工作，让他们学技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给他们找老婆。
　　至少有五六个男青年的父母多次跟老陈交代，孩子挣不挣钱不要紧，哪怕你不给他们发工资都可以，最要紧的是帮他找对象，找到媳妇，全家都感激你。
　　作为一个在村子里有头有脸的人物，老陈对父老们的嘱托很上心，见到女孩子，先打听别人有没有结婚。未婚，马上就在脑子里把几个同乡男青年转上一遍，看介绍给谁认识最合适。
　　阿瑞是自己的堂侄子，当然格外“照顾”。然而阿瑞为人忠厚，而且十分腼腆，介绍姑娘见面，不敢走过去。“我一个不留神，他就跑得没了踪影。”
　　阿瑞说，也不是因为害羞，主要是堂叔介绍的都不合适，没感觉。
　　去年8月，阿挺也来到东莞，怀着一样的目标—我就是来找老婆的。进什么工厂，都要服从这个目标。两个大厂待选，一个电子厂，一个鞋厂，舅舅说电子厂女孩子多，他就进了电子厂。
　　“哪里‘机会’多我就去哪里。如果明知道池塘里没有鱼，你还坐在那里钓，你不是傻瓜吗？”
　　阿挺现在的工资3100元左右，那是不断加班才能挣到的平均数。在电子厂里，每天重复着把一些细小的元器件焊接到线路板上的工作，十分单调、无聊，但他不在乎。
　　工资不高，他还在外面租房住，因为同宿舍的工友们有好几个来自西南缺水地区，大热天忙得汗流浃背，依然没有洗澡的习惯，屋子里臭味难闻。“如果有个女朋友了，总不能把她带到这样的宿舍里去吧？”
　　阿瑞偶尔在老陈安排下相亲，因为他所在的模具行业基本都是男工人。东莞的行业分工十分精细，往往某些工厂偏好男性，某些工厂喜欢女性，使得这个平均年龄最小的城市，男女之间的交流依然困难。工厂的围墙，常常是一道性别分隔的界限。
　　所以，当年认为“存多一点钱自然就找到老婆了”的想法，在现实面前其实不切实际。现在阿瑞已经能熟练操作数控机，是个技术工，老陈一个月给他发5000元工资，也是希望他能多存点钱，留个“老婆本”，但老陈说，圈子里女孩子少，一样是难。

过时者

　　28岁、30岁，阿瑞和阿挺的年龄，对于城市人口的婚姻而言，并不算太大，然而到了这个阶段还没有找到能结婚的女朋友，可选择的空间就十分局促了。
　　阿挺说，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人家不愿意跟你，20多岁的女子，大多都已经结婚了。“我有一个女同事才20岁，就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他只能不断去了解，谁没有结婚，谁对自己印象比较好，然后主动地去接触。这个老实厚道的男子，原本不是个主动的人，现在也顾不得这么多了。“等着女孩子来找你？你又不是什么香饽饽，不现实。”
　　6月22日晚上采访阿挺，一起坐在他舅舅家的天台上喝酒，阿挺的母亲在一边不说话，脸上带着一丝无可奈何的笑。这个58岁的善良的农村妇女，有3个儿子，都到了或者过了适婚年龄，但儿媳妇至今没一个踪影。她内心也很焦急、忧伤，但从不直接给儿子施压。
　　这是阿挺的幸运，多少大龄未婚青年过年过节都不敢回家，因为怕被亲人们唠叨。阿挺说，我知道我妈心里想什么，所以我更要努力，否则就是不孝。
　　他认为现在自己已经没有挑剔的资本。对于女孩子的长相，他没有要求，自己是不是有感觉，也不要紧，感情可以慢慢培养，一起尝一尝生活的酸甜苦辣，就会互相珍惜。
　　以前谈女朋友，没想结婚的事，彼此之间是一种游戏，或者博弈—高要求的不要，难道害怕找不到另一个？而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游戏，没有资本博弈。
　　他来东莞后很快就主动认识了一个梅州女孩，想跟她结婚。女孩的父母是在东莞的代耕农，也不富裕，但他们不同意女儿和阿挺继续来往。他们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嫁到外省去了，一年见不到一次，不希望小女儿嫁得太远。
　　“她听她父母的话，也是孝顺啊，所以我不勉强她，主动和她分开了，刚分的，就是上个月。”
　　阿挺说，其实在厂里，也有云南、贵州的小女孩喜欢自己，但她们的要求就是自己倒插门，到她们那边去生活，自己也接受不了。
　　就找对象而言，阿瑞和阿挺都承认自己是过时者，平时很少表露，但内心难掩悲凉和焦虑。

孤 灯

　　老潘人称“潘教授”，今年42岁，也是西乡塘的老乡，“过时”得更厉害，但并没有阿瑞和阿挺着急。
　　“一个人过习惯了，我觉得挺好。”见到《南风窗》记者的时候，他刚跟老乡在东莞城市学院踢完球，坐在街边的大排档吃晚饭，这种情形并不常有。朋友们大都结婚了，很难一起活动，他大多数的日子都是一个人生活。
　　在东莞花园新村开一家小模具厂 ，只有几个人，现在生意清冷，也挣不了多少钱，在深圳、东莞混了十几年，老潘依然没有买房。所以，“有房有车”对于他这样的小老板，一样是道坎。
　　老潘文化水平高，谈起国家大事来头头是道，老陈他们插不上话，封了他一个“教授”的绰号。这是戏谑，但包含尊重，不过老陈说，很多女孩子也会被他的高深吓跑。
　　他是南宁市区的人，年轻时是90年代，家里负担不大。“所以我们没有紧迫感，有钱就花，也不想去寻找商机。”原来在国企，薪资低，但他无所谓，直到后来国企改革，才去了深圳。
　　现在的老潘，看上去就像是瘦版的葛优，不太好看。老陈说，他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算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帅哥，头发浓密，牙齿也很好。他现在上颚的牙齿很长，而且歪斜，总有几个露在外面。他说以前自己牙齿很好，后来得了牙周炎，整口牙齿都变了形，现在牙齿最损害他的形象。
　　他不着急，因为知道着急没用。白天工作，团团转，晚上回家，孤灯一盏。如此往复，能接触到的女性都是自己的客户。“你总不能去泡客户吧？”
　　阿挺的舅舅说，现在的社会，明明生活更好了，找老婆却更难了。
　　阿挺早已打定主意，如果找到老婆，他就马上回老家，买一辆货车帮人做运输，妻子跟着一起帮忙，不让她干农活。未来的幸福场景，不知道多少次在脑海中预演。
　　入夜，他还是一个人，躺在床上，伸手关掉出租屋里的那盏孤灯。入睡，等待明天，也许就能碰到一个可以结婚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