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塔吉克语里，“杜尚别”的意思是“星期一”。这个多少有些古怪的名字，揭示了这座城市的前世——位于阿富汗和布哈拉汗国边境上，每逢周一开放的集市。
　　相比赫赫有名的撒马尔罕和布拉哈，杜尚别始终默默无闻。1921年春天，当苏联军队挺进这座布哈拉汗国的前哨站时，他们统计出3140名居民。
　　杜尚别是亚洲第一座没有清真寺的穆斯林首都。苏联人以包豪斯风格重新包装了这座昔日的集镇。一些前卫的建筑由德国建筑师设计——他们满怀热情地来到塔吉克斯坦，希望帮助建设。后来的设计则较为平民化，但在雄伟山景的衬托下，那些白色的廊柱、精美的浮雕，依然散发出新古典主义的光晕。
　　当然，花费也是巨大的。塔吉克人盖房所用的黄泥和稻草派不上用场，当地盛产的白杨和刺柏也木质太软。每一根木材，每一块玻璃，甚至每一颗钉子，都需要从苏联的遥远角落运来。它们被塞进火车，运到乌兹别克与阿富汗的边境铁尔梅兹，在那里捆到骆驼身上，再由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护送到杜尚别。据说，那条山路实在太过崎岖，以至于每根木料运到杜尚别后都缩短了一截。
　　1929年，铁路终于修到了杜尚别。每一根枕木都是从西伯利亚的森林中运来的。塔吉克人在铁轨边排起长龙，观看由亚美尼亚司机驾驶的第一列火车，驶入崭新的杜尚别火车站。那一年，塔吉克斯坦也获得了独立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位。为了纪念这一事件，杜尚别被重新命名为“斯大林纳巴德”——斯大林之城。
　　到了1950年代末，杜尚别的规模翻了四倍，涌入了数以百万计的移民。这些移民中有希腊人、因古什人、车臣人、梅斯克特土耳其人。更多的移民则是斯拉夫人，他们来到温暖的南方，希望碰碰运气。
　　杜尚别的发展尤其受益于德国移民。在这座城市的南部，至今依然耸立着一座灰色的路德教堂。哥特式的尖顶仿佛是当年5万多名德国移民的纪念碑。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战俘营，更多的人则是从俄国腹地来到这里的。塔吉克内战期间，这些移民的后代大都逃离杜尚别，回到了德国。

2

　　来到杜尚别，你会觉得时钟又回拨了数年。即便是一国首都，杜尚别也给人空气滞闷之感。我原以为塔吉克既然这么穷，住宿应该相对便宜。事实不然。杜尚别几乎没有旅游业：酒店是苏联标准的，但从辉煌时代又衰落了20年，却还维持着令人咋舌的价格;小旅馆真的也就是小旅馆，只能提供极为有限的设施。
　　所幸，我在租房网站上找到一个短租公寓。在杜尚别，这个公寓算得上鹤立鸡群。价格有点高，但却是整套公寓，位于中心区域。房东叫安东，会说英语。我感到，即便再闭塞的地方，也总有与世界接轨的一小群人——所谓全球化的一代、互联网的一代。在杜尚别，这样的人很宝贵，如同风中摇曳的烛火。
　　我们约好在“中央百货大楼”（TSUM）门口见面。安东穿着牛仔裤和黑色休闲衬衫，袖口挽起来，脚下是一双时髦的敞口便鞋。他喷了淡淡的古龙水，头发很短，但精心打理过，给人一种混迹于大都市的精英人士的感觉。他的英语倒是说得一般，有一种奇怪的口音。不过他很快表示，他其实更擅长说德语。他刚从德国曼海姆大学毕业，之后打算在德国工作。
　　我们一起往公寓的方向走，它就在中央百货大楼对面。无遮无挡的街上热浪袭人，而小区里并没有一棵树。汽车全停在光秃的空地上，就像一块块就要燃烧的铁。
　　“安东”显然不是塔吉克人的名字，那他是不是俄罗斯裔？
　　安东告诉我，他的爷爷是被赶到中亚的，他们之前居住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在更久远的年代，沙皇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她本人是德意志小公国的公主）曾把一部分日耳曼人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拓土垦荒，抵抗鞑靼人的侵袭。安东说，他的祖先很可能是那时候迁到俄国的。
　　如此说来，兜兜转转一圈后，安东又要回到德国，只是中间早已相隔数百年，而这数百年间发生了那么多的灾难和苦难。
　　房子是一套一室公寓，位于高層，附带浴室和阳台。安东一一向我介绍了房间的设施，最后推开阳台的门。焦灼的热浪立刻就扑进来，但他还是示意我走到外面。阳台正对着国家博物馆。那是一栋前卫的建筑，给人一种还没盖好就倾倒的感觉。几年前，那里是杜尚别最古老的市场之一——巴拉卡特市场。再远处是一片土黄色的山脉，形成一道平缓的弧线，笼罩在淡淡的沙尘中。
　　我问安东是什么时候买的这套房子。
　　“三年前，”他说，“当时我有了一笔资金，觉得最好用它置办点产业——杜尚别在发展。”
　　我赞赏地点点头，不仅仅因为安东的商业头脑，还因为他的措词：“资金”“产业”“发展”。
　　我们回到房间里，关上阳台门。安东临走前对我说：“任何人敲门都别开。”
　　我冲了澡，吹了头，把积攒数日的脏衣服扔进洗衣机。这时，突然响起敲门声，很是急促。我想，没准是查水表之类的。我尽量屏住呼吸，想等敲门人自行离去。然而，那声音非常执著，没有犹豫，仿佛确认屋里有人。
　　我终于还是把门打开了。不管发生什么事，躲可不是办法。一个年轻的塔吉克女人站在门外，穿着碎花连衣裙，满脸怒气。看到一个外国人，她大概吃了一惊，也有点不知所措。她不会说英语，于是对我说俄语。我最后终于明白了她愤怒的原因：她就住在我的楼下，房间的浴室在不停地漏水，而这是我一手造成的。
　　我向她表示歉意，但也告诉她，我无能为力。我刚住进来，甚至刚到这个国家。最后，我拿出手机，给安东打电话，告诉他这里出了点问题。女人的怒气稍微平息了一些，此刻她以防卫的姿势站在那里。我问她要不要进来坐坐，她开始没明白，等明白过来，她说不必了。 　　电梯门“哐”地打开了，安东满脸大汗地钻出来。女人开始连珠炮似的讲起塔吉克语——因为还没怎么听过大段塔吉克语，我着迷地倾听着——安东似乎想争论和辩解，不过最后放弃了。他冲我招了一下手，让我跟他一起去女人的公寓看看。
　　女人房间的格局和我的完全一样，只是家具的摆放位置稍有不同。浴室中央的瓷砖上摆着一个绿色的塑料桶，正在接纳漏水，已经有将近半盆了。安东难以置信地看着那盆水，又抬头看看房顶，用手按了按。我站在浴室外面，注意到女人家里很是安静，走廊的鞋架上摆着两双高跟鞋，但没有男人的鞋子。
　　站在门口，安东承诺尽快找人检修。女人的口气也终于柔和下来。
　　上楼时，我问安东：“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安东撇了下嘴，耸了耸肩，答非所问地说：“她要么离婚了，要么丈夫在俄罗斯打工。”
　　“你怎么知道？”
　　“这个年龄的女人不可能没有结婚。不过她住在一室公寓里，房间里也没有男人生活的迹象。我想，她可能离婚了。”
　　“这里离婚的人多吗？”
　　“在塔吉克斯坦，大部分男人去俄罗斯打工，然后他们就离婚了。”

3

　　鲁达基公园位于市中心的鲁达基大道旁，有规划整齐的花坛和喷泉，是杜尚别最让人舒服的地方之一。鲁达基是波斯人，但被认为是塔吉克文学的奠基者。他发展了民间流行的两行诗（巴伊特）和四行诗（鲁拜）的形式，为波斯的古典诗歌奠定了基础。十二三世纪的作家说，鲁达基写过一百多万首诗歌，但今天只有不超过两千行诗作流传后世。

　　年轻时，鲁达基以歌手的身份驰誉泽拉夫善河流域，后来成为萨曼王朝的宫廷诗人。他的诗作不仅歌颂自然、青春和爱情，也辛辣地讽刺了一种日落山河的帝国文化：在这个文化里，统治者奢侈享乐、勾心斗角，而他们的领土即将落入外族之手。
　　鲁达基晚年遭受挖眼酷刑，继而被逐出宫廷，在贫困潦倒中死去。半个世纪后，萨曼王朝被突厥民族推翻——他们摧毁了萨曼王朝最伟大的国王伊斯梅尔·索莫尼建立的功绩，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彻底征服了中亚的塔吉克人。
　　萨曼王朝的首都在今天的布哈拉，索莫尼国王的陵寝也在那里。在索莫尼治下，萨曼王朝最终摆脱了阿拉伯人的控制，成为横跨中亚和伊朗的大帝国。对塔吉克人来说，索莫尼的地位如同帖木尔之于乌兹别克人、玛纳斯之于吉尔吉斯人。在这套话语体系里，索莫尼的时代被宣布为塔吉克人（以及所有波斯人）的黄金时代，是他们在政治、文化和经济成就上的一个高峰。你会发现，波斯文明的中心也被微妙地向东移动，塔吉克的部分得到放大。与此同时，对突厥-蒙古侵略者进行了显而易见的攻击。
　　作为中亚最小也最穷的国家，塔吉克人喜欢把问题的原由归结到乌兹别克人身上。1929年，塔吉克斯坦从乌兹别克斯坦中独立出来，升级为共和国。尽管苦盏被划分给塔吉克斯坦，但是塔吉克人最重要的两个文化、精神和经济中心——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仍旧留在乌兹别克境内。
　　为了得到这两座深具象征意义的城市，乌兹别克领导人一度将首都临时从塔什干搬到了撒马尔罕。在随后的人口普查中，他们要求两座城市的塔吉克人将自己登记为“乌兹别克人”，否则他们可能会被派往“兄弟般的塔吉克斯坦”，帮助其“克服落后状态”。
　　没有了这两座凝聚人心的历史名城，塔吉克人不得不从头开始建立身份认同。事实证明，此事困难重重。一位塔吉克学者写道：“生活在希萨尔山区的塔吉克人并不了解居住在苦盏的塔吉克人。泽拉夫善山谷的塔吉克人对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人一点也不熟悉。”另有一句谚语，以戏谑的方式道出了这种“分裂”：“在我们的国家，可没人闲着：苦盏人统治，库洛布人守卫，库尔干秋别人犁地，帕米尔人跳舞。”
　　在谈到萨曼王朝被突厥民族推翻时，一位塔吉克政治家写道：“在这场可怕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塔吉克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上的悲惨事件。”不过，这只是一种话术，一种修辞，想借此赋予塔吉克人一点犹太民族在他们自己历史中找到的那种悲怆感。相比一个王朝的覆灭，文化根基的丧失更加悲惨。
　　塔吉克人与伊朗人和阿富汗人同为波斯人种。今天，伊朗人和阿富汗人依然沿用阿拉伯-波斯字母，只有塔吉克人，改用西里尔字母。这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在口语方面，塔吉克人可以与波斯兄弟们交流无碍，但书面语不行。走在鲁达基公园里，我突然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除非和我一样阅读翻译作品，否则塔吉克人同样无法看懂鲁达基的诗歌。
　　塔吉克人原本还有可能在俄国的文化传统中另辟一条新路，但是随着苏联解体，塔吉克斯坦独立，这种可能性也最终消失了。于是，塔吉克人悲哀地发现，他们在用俄国人的字母拼写波斯人的文字。其结果是除了他们自己，再没有别人能够理解他们。在这个封闭落后的山国，他们只好任由宗教情绪和部族仇恨不断发酵，直至最后的摊牌。
　　第一起严重骚乱发生在1990年2月。当时有传言称亚美尼亚难民将被安置在已经住房短缺的杜尚别。人们走上街头，愤怒抗议，局势逐渐失控，而当时整个苏联也已经风雨飘摇。1991年9月，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
　　随后，塔吉克爆发内战，成为苏联解体后唯一爆发内战的国家。杜尚别更是上演了令人瞠目的杀戮。5年的内战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它不仅摧毁了塔吉克人的生活，也让这个国家变得满目瘡痍。 　　在鲁达基公园里，有一根巨型旗杆，是为纪念国家独立20周年而建。旗杆高165米，国旗本身重达700公斤，因而很难呈现那种高高飘扬的姿态。不过，这倒更像一种无力的宣示，精确地代表了一种挫败：2000年民族和解进程结束时，塔吉克的实际GDP仅为1991年的39.2%;独立20周年后，它还没有恢复到独立初期的水平。
　　在那个酷热无风的下午，我在国旗杆下遇到一个叫“好运”的大学生。他拦住我说：“哥，我给你免费当导游？我正在学汉语！”

4

　　21岁的好运长得又高又瘦，脸上有青春痘残留的痕迹。他穿着西裤和衬衫，像个还没出道的业务员。我感到自己无法拒绝他，无法拒绝一个给自己起名“好运”、想练习汉语、还管我叫哥的人。
　　好运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杜尚别家庭，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苏联时代，父亲当过杜尚别的巡警。好运说，这是警察的初级职位。内战爆发后，杜尚别先是被反对派攻占，又被政府军收复。好运的父亲讨厌街上的暴乱，于是辞职回家。他在家里呆了几年，靠积蓄和小买卖维持生活。1997年，塔吉克政府和反对派签署了和平协定。好运也在那一年冬天降生。第二年，好运的父亲决定出去闯荡。他跟一位兄弟去了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先当保安和开门人，等攒了一笔钱后，就开了一家杂货铺，主要卖塔吉克的干果。
　　在俄罗斯，好运的父亲一干将近20年。期间，兄弟得病去世，好运的父亲把大儿子叫过去顶差。他自己也得了病，身体越来越弱。最后，他回到杜尚别，让好运的哥哥和嫂子留在那里看店。好运说，现在他的父亲变得没什么精神。他做的事情越少，精神就越萎靡。他抱怨在杜尚别找不到活儿干，实际上他只是提不起兴致。现在，一家人靠好运的哥哥寄回来的钱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好运离开了家，搬去和姐姐一起住。
　　好运说，姐姐大他10岁，结过婚。5年前，姐姐的丈夫也去俄罗斯打工，从此音讯全无。按照好运的说法，他的姐夫应该是在俄罗斯重组了家庭。好运的姐姐没有再婚，没有抱怨，她只是不再提起那个男人。她平时接些裁缝活，希望以后开一家自己的裁缝店。好运说，姐姐的手艺非常好。上一次，他在鲁达基公园的步道上拦住了一个中国女人，免费当导游，练习中文。最后，那个女人买了好运姐姐做的两条裙子。

　　我问好运会不会去俄罗斯打工。他说不会，他不喜欢俄罗斯，他更不愿意做塔吉克人在俄罗斯一般会做的那些让人瞧不起的职业。
　　“美国呢？”
　　“我绝对不会去美国！”
　　“为什么？”
　　因为他的女朋友。好运刚和交往两年的女朋友分手，期间甚至连吻都没接过。女朋友的叔叔在美国，是个生意人。和好运在一起时，她总把美国挂在嘴边。她的人生目标就是去美国。她似乎从来没考虑过好运或者两个人的未来。好运很生气，感到自己被忽略了。他就像河床上的一艘搁浅的小船无处可去，而女朋友却是大海里有固定方向的航行者，神气活现。
　　或许，在女朋友面前，好运感到了自卑。他开始学习中文，作为一种对抗。如果女朋友要去美国，那么他就决定日后要去中国：留学，赚钱，出人头地——我多少能够理解这种赌气的心态。
　　好运先是自学，随后又报读了孔子学院。他准备以后参加汉语能力考试。他说，一旦通过考试，他就有可能申请到中国大学的奖学金，还有每月两百美元的补助——他是这么听说的。
　　好运想赚钱，但觉得这里没有机会。他的口头禅是“我被困在这里了，哥！”用以表达他的无助。很多时候，我觉得他说的没错。
　　但我只是说，你还年轻，还没跨越那道“阴影线”——这是约瑟夫·康拉德说的，生活中必将来临的那个时刻。你感到烦闷、厌倦、不满、迷茫。
　　好运说，他从没听说过康拉德。他是什么人？
　　“一个作家，波兰裔英国人。”
　　“我喜欢阅读，可是杜尚别连个像样的书店都没有。”
　　我也发现了这点。鲁达基大街上的那家书店里没什么有价值的书，空气中飘着尘土的味道，而且无人问津。
　　这时是下午3点钟，空气又干又热，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馕坑烤肉。好运问我想去哪里，我想了想说，去城市南边的萨科瓦特巴扎附近。那里远离市中心，是杜尚别的平民区。我们可以去那里随便转转，然后找个地方坐下来。
　　“为什么去那里？”好运问。
　　我告诉他，我正在看一本叫《死亡商人》的书。那本书讲了杜尚别最传奇的人物：维克多·布特（Viktor Bout）。他是前格鲁乌少校，苏联解体后成为军火贩子。他向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提供武器，也为非洲内战输送军火。他就在杜尚别的平民区长大，父亲是一名汽修工，母亲是一名簿记员。他靠听ABBA乐队的歌曲学会了英语，后来又掌握了七八门语言。我告诉好运，我想感受一下布特成长的氛围。
　　好运不太理解我到底想干什么。不过没关系。他想跟外国人泡在一起，缓解“被困在这里”的焦虑。他说，他愿意跟我一起去，去哪儿都行。

5

　　我们走到鲁达基大街上的公交站，等待中国赠送的公交巴士。可是，杜尚别正在推广公交车刷卡制度，没有卡的人就算交钱也不行。我们只好改坐可以付现金的黑车。在这里，公交线路运力不足的问题十分严重，黑车产业应运而生。每当这些黑车经过公交站时，司机就像拈花微笑的佛陀一样，比划一个数字手势。开始，我以为那只是打招呼。不过，好运说，其实那手势是一个暗号，代表了这辆黑车的行驶线路——与这个数字的公交车相同。
　　我们上了一辆黑车，奔向萨科瓦特巴扎。我发现，越往城市的外围走，杜尚别就越显出不同的面貌。我所住的市中心，还有些高大、气派的建筑物，但现在整个天际线的规模都变小了。在鲁达基大街上，我还能看到一些在附近上班的人，穿着不错的衣服，但在这里，人们的阶层向下移動了。 　　有些路段在施工，柏油开绽，尘土飞扬。公园正在整修，大树被连根拔除，瘫倒在地。好运说，杜尚别的新市长是总统的儿子。他既有野心，又有气魄。一些苏联时代的建筑已经拆除，准备为接下来的城市升级留出空间。不过现在，我还看不出什么端倪来，整片区域在烈日下的午后光秃秃地暴露着。
　　在萨科瓦特巴扎后面的一条马路，我们下了车。周围都是走动的人群，穿着朴素的衣服。和我一样，他们也在闲逛，或者忙着一点小事。道路另一侧的树木挡住了一片苏联住宅区。阳台上晾晒着衣服，竖着白色的卫星电视接收器。淡黄色的墙面已经开裂，有些地方补上了水泥，有些地方则暴露出砖头。我们路过巴扎外的一个小酒馆。那个小酒馆是真的简陋，只是在墙上开了个洞。我和好运还是决定在那个洞外坐坐，喝两杯西姆-西姆生啤。
　　环顾四周时我想：所以这就是维克多·布特成长的舞台了。在这样的环境里成为一个国际军火贩子，多少有些令我觉得不可思议。
　　1991年，也就是蘇联灭亡的痛苦之年，布特开始创建自己的帝国。他狡黠地利用了当时政治和经济上出现的真空：当臃肿的苏联机队突然丧失供血，从圣彼得堡、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中亚的杜尚别，数百架笨重的老安东诺夫和伊留申货机被遗弃在机场和军事基地，轮胎磨损了，破旧的机架用金属片和胶带打了补丁。利用格鲁乌的关系，布特弄到了这些飞机，权势人物则得到了部分包机费用。布特搬到了阿联酋的沙迦，创办了航空货运公司。他很快就住进了一幢宽敞的海滨别墅。
　　他需要钱，热爱钱，也毫不掩饰。他往返于非洲、中东和前苏联辐射下的暧昧角落，将苏制武器运送到那些禁运的地方。他并不是隐形人，他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形象。他没有局限在他的出生之地——那里是如此封闭、停滞。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他甚至不时抛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材料。在接受《纽约时报杂志》采访时，他曾半开玩笑地说：一天早上醒来，他发现自己在美国的通缉名单上成为了仅次于奥萨马·本拉登的人物。
　　布特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关系，倒是得益于他的杜尚别出身。塔吉克内战爆发后，一方是库洛布人、希萨尔人和苦盏人组成的“人民阵线”;另一方是盖尔姆人和帕米尔人组成的“塔吉克联合反对派”。反对派率先攻占杜尚别，推翻政府，占领了总统府和广播电视台。但是，在俄罗斯和乌兹别克军队的帮助下，“人民阵线”又逐步收复了失地。反对派中的伊斯兰极端分子逃到了阿富汗，受到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庇护。正是通过这些同胞的牵线，布特开始为阿富汗输送军火。
　　坐在小酒馆的外面，我不时看到有男人走过来，简单地说上一句什么。这时，老板就会有点紧张地从柜子下面拿出一瓶劣质伏特加，倒上一杯，递给对方，然后再把瓶子藏回去。他拿起一把水果刀，在脏兮兮的案板上切两片黄瓜、两片西红柿，撒上盐，再配上一段蔫头蔫脑的小葱——这就是给客人的免费下酒菜。那些男人全都用俄国人一口干的方式喝酒，喝完后就发会儿呆，然后面无表情地离去。劣质伏特加一定灼烧着他们的口腔和食道，但或许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刺激。
　　又有两个男人进来，怀里抱着黑皮包。当老板鬼鬼祟祟地倒了两杯酒后，他们没有喝，而是从黑皮包里掏出证件，在老板面前晃了晃。好运说，他们是执法人员，来这里检查无证私售烈酒的行为。
　　两个男人转到柜台后面，把藏在底下的伏特加、白兰地和威士忌一一取出。那些酒都是便宜的本地牌子，大都半空了。其中一个男人开始在一张单子上写着什么，随后老板交纳罚款。被没收的烈酒大概就归两个男人所有了。
　　一番洗劫后，两个男人夹着皮包，提着一袋酒瓶子走了。老板松了口气，脸上既没有愤怒，也没有失望。某种程度上，执法人员和小商贩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前者罚款，但不会置后者于死地。在交纳了“保护费”后，老板在下一次暗访前可以稍微放心地卖酒了。
　　我问老板是哪里人。
　　通过好运的翻译，老板告诉我，他是盖尔姆人。
　　我提到内战，因为我知道盖尔姆地区是被内战蹂躏最严重的地区。
　　老板露出惊讶的神色。他没想到我对内战竟然还有所了解。对他来说，那是一段心痛的记忆，不是外人能够真正理解的。
　　老板说，他的弟弟死于内战。
　　“他是反对派的士兵吗？”
　　“不，他是在街上被人打死的。”
　　“哪里？”
　　“就在这里，杜尚别。”
　　反对派控制首都时曾把库洛布人、乌兹别克人甚至俄罗斯人作为目标，而当“人民阵线”收复失地后，他们就以“大清洗”的方式发动报复，随意处死碰到的盖尔姆人和帕米尔人。
　　“你为什么来杜尚别？”
　　“这里能挣到钱。”
　　他指的就是现在干的工作吗？
　　就在这条路前面不远处——那两个便衣执法人员刚才走过的地方——有穿着橘色背心的老人推着大型三轮车送货;有胳膊绑着绷带的男人捏着一罐能量饮料;有戴头巾的女人挎着篮子按根出售走私香烟。这一切，都一览无遗。在表面之下，人们的情绪和需求、希冀和期望强烈地跳动着。

6

　　有一天，我和好运去了鲁达基大街上的一家德式酒吧。那天是周五，酒吧的露天座位几乎坐满了人，尽管这里周六也要上班。
　　好运问我为什么来塔吉克斯坦。我说我在写一本关于中亚的书。
　　“你会在书里写我吗？”
　　“也许。”
　　“不要写我被困在这里！”
　　“你在学中文，将来会去中国留学，你不会困在这里。”
　　“我小时候学俄语，后来学英语，现在又学中文。我的人生太艰难了，哥！”
　　“想想你将来就能挣大钱了！”
　　“每天都在想。”
　　“如果有了一大笔钱，你会用来做什么？”
　　“见莎布娜米·苏亚悠（Shabnami Surayo）。”
　　“她是什么人？”
　　“塔吉克最著名的女歌手，我的女神。” 　　“听过她的现场吗？”
　　“当然！当时，我所有的积蓄只有60美元，可还是花了50美元买了一张门票。不过那只够我站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所以看不清也摸不到？”
　　好运笑起来：“我会永远记住你这句话的！”接着，就像吐露秘闻似的，好运告诉我，他听说与苏亚悠“幽会”一次需要3000美元。
　　“多长时间？”
　　“一小时。”
　　“她会为了3000美元和别人幽会？”
　　“我想会的。”
　　“我觉得不会。你说了，她是这里最著名的歌手。”
　　“那又怎么样？3000美元一个小时啊，那可是一大笔钱。”
　　“她是歌手，不是妓女。”
　　“在这里，有钱的话，你说了算！”
　　“那你努力吧！”
　　可能因为是黃金时间，我们坐在露天的好位置上却没点吃的，侍者走来走去招呼别的客人，始终没给我们端来啤酒。我们催了两次，但那位狡黠的侍者不为所动。他不知道，我原本是打算给他一笔丰厚的小费的。现在，我建议我们自己去吧台，把啤酒端过来。
　　“哥，你不能自己去拿！”好运急着阻止我，“那会让我们显得像是服务员。我不想做这种低级职业！”
　　我没想到好运会这么想，没想到他心里其实有那么多“条框”和“等级”。
　　我突然意识到，当他说“我被困在这里”的时候，他的痛苦可能远比我所能理解的多。
　　我去吧台把酒拿了过来。坐下后，我们转变了话题。他问我去帕米尔的事，惊叹于我即将开始的历险。他突如其来地表示，他想管姐姐借一笔钱，跟我去帕米尔旅行。他从没旅行过。
　　我告诉好运，这是不明智的。帕米尔很贵，可能是世界上旅行最贵的地方。因为没有公共交通，很多时候只能租四驱越野车。不应该把钱浪费在这种事上。
　　“为什么不？”他沮丧地说，“我生在这个国家，可我没去过帕米尔，没去过苦盏。我哪儿都没去过！”
　　“有机会去的。”
　　“什么时候？”
　　“以后。”
　　他不再说话，低头喝酒。然后，他站起来，走向吧台，又拿着两杯啤酒回来，脸上闪着酒精的红晕。他年纪尚小，还没怎么体验过酒精的伟大，也不知道酒精同样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生活。
　　喝完两杯酒，我们离开了这家酒吧。夜晚的杜尚别空空荡荡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又被树影截断。我们经过一个俱乐部，里面隐隐传来有节奏的音乐。好运说，他的女朋友在这里庆祝过生日。当时，他们已经在分手的边缘，所以他没去。
　　“我不喜欢这种地方。”他说。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伤心大男孩的倔强。
　　我买了两张门票，拉着好运进去。偌大的舞厅里，只有四个外国人在跳舞。灯光闪烁着，播放着俄罗斯夜店的舞曲。表演台上，是一个穿比基尼的金发姑娘。她正倒挂在一根钢管上，舒展着大腿。

　　看着那几个外国人，好运大声对我说：“我真的喜欢这些美国人，他们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在乎那么多。”
　　“那些不是美国人，”我回答，“你想跳舞吗？你现在不也可以跳舞吗？”
　　我把好运推进舞池。他穿着西裤和衬衫，开始还有些扭捏，但很快就放飞了自我。他高举着胳膊，摇晃着脑袋，脸上带着微笑。认识他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么放松。
　　现在，台上的舞女穿着红色高跟鞋走了过来。她看上去比在台上苍老一些，画了很浓的眼影。她倚在吧台上，要了一瓶矿泉水，拧开，小口地喝。
　　“你叫什么？”
　　“瑞塔。”
　　“俄罗斯人？”
　　是的，她从莫斯科来。
　　“为什么会来杜尚别？”
　　“在这里工作三个月，下一站是土耳其。”她说，“我喜欢土耳其，说不定会留在那里。”
　　“我也喜欢土耳其。”
　　“你是哪里人？”
　　“中国人。”
　　“我觉得你不是中国人。”
　　“那我是哪里人？”
　　“你是哈萨克人。”她眯着眼，审视着我。还是第一次有人把我当作哈萨克人。
　　“说两句中文听听，”她说。
　　“说什么？”我换成中文。
　　“随便说两句。”
　　我说：“现在，你觉得我是中国人吗？”
　　“好吧，”她点点头，“你是中国人。”
　　她告诉我，她以前在广州待过两年，和一个中国人同居，生了一个孩子。现在，她一个人带孩子，靠跳舞为生。
　　“你住在杜尚别吗？”
　　“算是吧，”我说。
　　“有一个在杜尚别大使馆的日本人，经常请我吃寿司。你会请我吃中餐吗？我很久没吃中餐了。”
　　“没问题，下次请你。”
　　“你骗我。”她看着我，“你根本不住在杜尚别。”
　　当我和好运离开俱乐部时，门口停了几辆要价昂贵的黑车。好运说，他可以走到某条主干道上，那里能找到和他拼车的人。
　　“你会再来杜尚别吗，哥？来看我。”分手前，他问我。不过，还没等我回答，他就自己摇了摇头，仿佛想甩掉身上无以化解的失落。他转头看了看周围，看了看这座夜幕下的城市——这个他困守其间却渴望逃离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