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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刘时芬（1926-2017），曾用名刘书瑜，1926年9月出生，河北永年县人。1946年12月参军，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16旅收容所、二野女大三分校、志愿军12军34师任看护、收发、支队长、干事等职。1955年转业到地方，历任浙江义乌县人民银行秘书股副股长、12军31师幼儿园指导员、家属委员会主任、军制药厂党委委员等职。
太行女儿爱戎装
我的家乡位于太行山东麓的一个小山村。1945年秋，村里来了许多八路军，我家由于房子多，院子大，也住进了一个排，有十几个人。那年我已19岁了，上过几年学，接受了进步思想，知道八路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真心抗日的军队。另外我有几个舅舅都是地下党，每次回家都给我讲一些革命的道理。我又亲眼见到村里的八路军战士对老百姓谦和有礼，亲如家人，和国民党军队完全不一样，心里就有了参军的念头。
当时我们村的姑娘们很少有参军的，像我这般年纪的大都已为人妻、为人母了。一天，我试探地向奶奶提出想参军的事，可奶奶连想也没想就打断了我的话，她说：“丫头，我们是大户人家，你一个姑娘家的，成天跟着八路舞刀弄枪的，像啥话？将来可怎么嫁人呀！”我这人表面上虽大大咧咧的，其实特倔强，只要心里打定了主意就是十八头牛也拉不回来。
1945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天才蒙蒙亮，我趁家人还在熟睡中，蹑手蹑脚地带着一个小包袱离开了家。几经周折，在武安县的一个小村庄找到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六纵。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终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被分配到六纵16旅（1949年2月改为二野12军34师）收容所当了一名看护。
六纵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在解放战争中以敢打硬仗、恶仗而威震敌胆。它的首任司令员是被称为“二野朱可夫”的王近山（开国中将），政委是杜义德（开国中将），副司令员兼16旅旅长是韦杰（开国中将），他的爱人郭毅是我参军后的第一任指导员。郭大姐是1938年参军的知识分子，她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没有一点首长夫人的架子，从她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时，抗战刚刚结束，部队里的医疗条件非常简陋。
第一次看见血时我心里直发怵，吓得不敢抬头看，但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当时收容所里的女同志大都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来自太行山老区的姑娘，我们相处得像亲姐妹一样。我记得有白翠云、李玉秀、张苏、张香等同志。我们每天从早到晚为伤员们换药、翻身、喂水、喂饭、倒尿盆、洗绷带……工作琐碎而辛苦，但生活在团结友爱的革命大家庭里，我每天都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心里总是乐呵呵的。
战友结同心
参军没几个月，我认识了当时在旅司令部当科长的同乡成冲霄。常言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不仅是一个县的，而且两家离得还很近，只相距几十里路，他小时候还在我们村他舅舅家住过。冲霄因自幼丧母，是在姐姐家长大的，平时寡言少语，不善交往。我们熟悉了以后，他也会主动和我聊聊他的过去。冲霄告诉我，他原名叫成鸿山，“冲霄”这个名字是他参军后自己改的，意喻要发奋图强，干出一番事业。那时，他给我讲的最多的是8年抗战的情形：生活的艰苦、岁月的漫长、战争的残酷、道路的曲折……我们也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盼望革命早日取得成功。
其实，抗战8年冲霄就战斗在冀南地区，但他一次家都没有回过。一是怕给家人带来危险，二是手中没有钱。因为那时八路军的干部几乎一无所有，冲霄的马褡子里除了一床棉被，一条从敌人那缴获的旧毛毯，几件打满补丁的换洗衣服之外，就是一个文件包，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这也正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在短短的28年里赢得民心、赢得天下的原因所在！
1946年3月初的一个傍晚，我正在所里值班，旅部突然打来电话让我去一趟。我见天色已晚，心里不想去，王所长见状二话没说：“走，我送你。”北方的3月虽已立春，但初暖还寒。一路上我紧跟在王所长的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差点摔了一跤。到达旅部所在地天已黑了。刚进参谋处院子，就听见南屋传来很大的说话声，闹哄哄的。我的心不由自主地跳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正思忖着踏进院子，就看见一伙人一窝蜂地从屋里跑了出来，顿时院子里一片嬉笑声。我闹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正准备溜走时，一双粗壮的大手从背后把我擒住，就像老鹰捉小鸡似的，我回头一看，原来是许克杰参谋（后任12军副军长）。他和一帮年轻的参谋们将我推进南屋，只见3张长桌排成了长长的一条，桌子上摆放了糖果和花生，杯子里飘着缕缕茶香，墙上还贴着对大红“囍”字。我又惊又喜，想喝口水镇静一下，但又不敢伸手，梁伯科长看出我的心思，端来茶给我解渴。
婚礼开始了，主持人是旅政治部主任陈孝，他的证婚辞刚说完，大伙就起哄，嚷嚷着让我们俩唱歌。冲霄被拉到中间。可他虽当了8年兵却连个歌也不会唱，只唱了句“红日照耀在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就唱不下去了，大伙儿见状就一起唱起来：“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們就要他在哪里灭亡……”而后，大家又齐声同唱《抗日救亡歌》和《松花江上》。
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俩真诚热情的祝贺，我给大家唱了一段京戏《四郎探母》。
我唱完后大伙儿仍不放过，还要我唱，可我只会唱京戏不会唱歌。因我出身于大家庭，从小家教很严，奶奶不许我唱小曲，我就又唱了一段《桑园会》。对京剧的喜爱可以说伴随了我一生，这个爱好也成为我晚年生活的一大乐趣。
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的婚礼真简朴，政治部发给18元钱，两块香皂和牙膏，一床绸被面，当晚的糖果已用去了6元钱。事后我才知道，旅领导对我们的事很关心，特意让政治部陈孝主任安排了这个仪式。
和冲霄结婚以后，在他的帮助下，我没有以前那么幼稚了，小孩子脾气改了不少，也更热爱自己的事业——护士工作。1946年6月，结婚不到3个月，冲霄就随刘邓大军逐鹿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转战于大江南北，与蒋家王朝作最后的决战。我则和大多数女同志留在了晋冀鲁豫根据地老区，直到新中国诞生后的1950年的春天，我才带着3岁的女儿拂晓随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在祖国的大西南重庆与冲霄团聚。 回到久别的故土
一家人团聚刚半年，朝鲜战争爆发了。1950年底，冲霄随军入朝参战，我因怀了老二只得留守重庆。1951年初，我生下儿子，为纪念解放大西南，远在朝鲜前线的冲霄来信给儿子取名西南。一年后，我们留守在重庆的12军指战员终于接到出川的命令。
我们志愿军3兵团留守处就在我的家乡邢台市。邢台地处太行山革命老区，这里的人民淳朴、善良、勇敢。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们舍生忘死，支援前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的人民对志愿军有着深厚的革命感情。邢台离我家只有60里路，军人乘车半票只需2角5分钱，半个小时就能到我家。没想到几年前由邯郸南边的磁县随军南下，现在又回到了邯郸正北，我高兴极了，真想回家看看，但部队有铁的纪律，绝不能给家中通信，党员干部要带头执行。
在邢台住了不到3个月，一天大队长焦家祯和指导员田玲大姐找我谈话，他们说：“本来是要你担任二区队的负责工作的，但师领导决定让你赴朝，共有3位女同志，咱们队还有刘亚莉教员。”我听到这一喜讯，非常高兴，赶紧到回国学习的尤太忠师长家问个明白，主要是小孩的安排问题。尤师长要我把小孩送回家，部队会按时给付孩子的保姆费和保育费，每月共计30元。我觉得供给制就是好，孩子吃穿都不用家长操心。
千里赴边关
12月的一天晚上，我和文化教员刘亚莉在邢台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我紧紧地靠着车窗，时隐时现的灯光闪过窗外，沉睡的北方大地，熟悉的道路，唤起我童年的回忆……
车到了高邑站，师文工队的齐文英上来了。小齐是重庆人，年仅17岁。她参军不久就到了朝鲜，在一次夜间急行军时，不慎被十字镐柄戳伤了眼睛。师首长让她回国治疗，但她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继续战斗在前线。直到眼睛感染病情加重才被送回国治疗，经过几次手术，眼睛虽保住了，但视力受到很大的损伤。小齐的到来，使车厢里的气氛顿时热闹起来，她对朝鲜的情况很熟悉，我们听着她滔滔不绝的话语，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
第二天清晨火车到达了天津站，我们要在这里换乘去沈阳方向的车。下车后我们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出了站台，走上了一条通往市区的大道。时间太早，街上饭庄还没开门。又走了几步，见一家饭庄正开门迎客，我们抬头一望是一家西餐店，因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我们三人就走了进去。因从未吃过西餐，差点出了洋相。服务员端上来三盘奶油蛋糕和几种点心，随后又上了咖啡和牛奶，还未等到刀叉上手，小齐就迫不及待了。这小鬼可没白花这两元钱。我和刘亚莉都舍不得，因为我们每日的伙食费才4角3分，出差路途补助是2角，这一顿就吃掉一天半的钱，到目的地还远得很，但不管怎么样，土包子开了顿“洋荤”，值得！我们本想慢慢地品尝这洋玩艺，可惜时间有限，不得不离开。
我们从军人候車室优先进站上了开往沈阳的列车。小齐因饱餐了一顿，兴致很高，她在车上引吭高歌，唱起了朝鲜歌曲《桔梗谣》：“桔梗哟，桔梗哟，桔梗哟桔梗，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只要挖上一两棵，就可以满满地装上一大筐……”
一曲唱完，整节车厢的乘客无不拍手叫好，让再来一个，引得别的车厢许多人也涌了来。列车长看我和刘亚莉让出座位在一边站着，就将我们带到卧铺车厢休息。我第一次坐卧铺，真气派呀！枣红色金丝绒制成的床套，带花边的白色纱缦。那个年代，志愿军走到哪里都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
从南到北一路风尘，终于到达辽宁安东的宽甸。这是一座小城，位于鸭绿江畔，是军事要地，也是军事枢纽。12军留守处和34师转运站都设在这里。
第二天早晨，我和刘亚莉背着挎包下楼洗漱，水井周围已围满了人。刷牙时一会儿工夫头发就被贴在嘴角上冻住了，洗脸盆中的水也结了冰，零下20多度的天气真把我冻坏了。但卧室里暖和得我也适应不了，鼻子老出血，南北方气候差别真大。
在留守处住了四五天，还没收到出发的消息。两年了，多么漫长呀，真想立刻见到久别的爱人和战友，无奈隔着一条鸭绿江！
相逢在谷山
又等了几天，我们终于要离开宽甸，跨过鸭绿江奔向我们朝思暮想、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
34师当时住在谷山地区。那天，师参谋长蒋科用他的吉普车把我送到了101团团部，我跳下车后向首长招手表示谢意。警卫员看到车子连忙跑来，他叫薛其福，陕西人，长着一张娃娃脸，很像电影《英雄儿女》里那个警卫员小战士。小薛领我进了房间，放下行装，我一看，干净、整洁，东西放得有条不紊，墙上还挂着一幅“我们爱和平”的宣传画。
小薛告诉我：“团长很快就回来，因为他知道你今天来，师里昨天就电话告知了。”话还没有落声，就听到门外一阵自行车铃铛的响声。哟，这里山高路陡还能骑自行车呀。我心里想着，只见冲霄已跳下自行车，见了我，问句：“怎么样，这里好吧？”
“不错，真美。”我回答说。两年未见面了，彼此感到生疏起来，见面竟不知从何说起，几年来想要说的话此时竟全想不起来了。这时门口已挤满了人，来了许多看热闹的朝鲜老乡，我俩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虽说语言不通但风俗一样，人群中有人指着我问是不是“未婚使者”，我不懂，冲霄掏出我和女儿及刚满百天的儿子的合影说：“已有两个小孩了。”小薛在一边比划着，他们听懂了，笑着伸出拇指向我俩祝福。
晚饭后，冲霄带我去了房东院里。房东住在靠山坡的防空洞里，正是孩子们放学回家的时候，见有生人，他们好奇地跟上来，房东大婶向孩子们挥挥手，示意他们不要进来，孩子们很有教养，没有进来。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洞里潮湿阴冷，只有几样简单的生活用品，真可谓“家徒四壁”。但房东大娘热情直爽，她把我拉到跟前，告诉我遇到空袭要跑，她会教我如何防空袭。
在这异国他乡，我俩重逢是多么高兴呀！两年来冲霄在战火纷飞的阵地上几次遇险，最后死里逃生。都说书信传真情，但在信里他从未告诉过我这些。
我问冲霄：“你为什么骑自行车呢？”“骑车比骑马安全呀。”冲霄说，“飞机扫射时，车丢开就可躲，马躲不及就要被炸死。第5次战役时，小食堂被炸，马夫、炊事员和马都被炸死了，我要不是去解手也就上天了。”“从没听你说过这件事呀？”“告诉你还不把你吓死了呀！”
刘时芬（1926-2017），曾用名刘书瑜，1926年9月出生，河北永年县人。1946年12月参军，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16旅收容所、二野女大三分校、志愿军12军34师任看护、收发、支队长、干事等职。1955年转业到地方，历任浙江义乌县人民银行秘书股副股长、12军31师幼儿园指导员、家属委员会主任、军制药厂党委委员等职。
太行女儿爱戎装
我的家乡位于太行山东麓的一个小山村。1945年秋，村里来了许多八路军，我家由于房子多，院子大，也住进了一个排，有十几个人。那年我已19岁了，上过几年学，接受了进步思想，知道八路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真心抗日的军队。另外我有几个舅舅都是地下党，每次回家都给我讲一些革命的道理。我又亲眼见到村里的八路军战士对老百姓谦和有礼，亲如家人，和国民党军队完全不一样，心里就有了参军的念头。
当时我们村的姑娘们很少有参军的，像我这般年纪的大都已为人妻、为人母了。一天，我试探地向奶奶提出想参军的事，可奶奶连想也没想就打断了我的话，她说：“丫头，我们是大户人家，你一个姑娘家的，成天跟着八路舞刀弄枪的，像啥话？将来可怎么嫁人呀！”我这人表面上虽大大咧咧的，其实特倔强，只要心里打定了主意就是十八头牛也拉不回来。
1945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天才蒙蒙亮，我趁家人还在熟睡中，蹑手蹑脚地带着一个小包袱离开了家。几经周折，在武安县的一个小村庄找到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六纵。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终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被分配到六纵16旅（1949年2月改为二野12军34师）收容所当了一名看护。
六纵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在解放战争中以敢打硬仗、恶仗而威震敌胆。它的首任司令员是被称为“二野朱可夫”的王近山（开国中将），政委是杜义德（开国中将），副司令员兼16旅旅长是韦杰（开国中将），他的爱人郭毅是我参军后的第一任指导员。郭大姐是1938年参军的知识分子，她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没有一点首长夫人的架子，从她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时，抗战刚刚结束，部队里的医疗条件非常简陋。
第一次看见血时我心里直发怵，吓得不敢抬头看，但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当时收容所里的女同志大都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来自太行山老区的姑娘，我们相处得像亲姐妹一样。我记得有白翠云、李玉秀、张苏、张香等同志。我们每天从早到晚为伤员们换药、翻身、喂水、喂饭、倒尿盆、洗绷带……工作琐碎而辛苦，但生活在团结友爱的革命大家庭里，我每天都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心里总是乐呵呵的。
战友结同心
参军没几个月，我认识了当时在旅司令部当科长的同乡成冲霄。常言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不仅是一个县的，而且两家离得还很近，只相距几十里路，他小时候还在我们村他舅舅家住过。冲霄因自幼丧母，是在姐姐家长大的，平时寡言少语，不善交往。我们熟悉了以后，他也会主动和我聊聊他的过去。冲霄告诉我，他原名叫成鸿山，“冲霄”这个名字是他参军后自己改的，意喻要发奋图强，干出一番事业。那时，他给我讲的最多的是8年抗战的情形：生活的艰苦、岁月的漫长、战争的残酷、道路的曲折……我们也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盼望革命早日取得成功。
其实，抗战8年冲霄就战斗在冀南地区，但他一次家都没有回过。一是怕给家人带来危险，二是手中没有钱。因为那时八路军的干部几乎一无所有，冲霄的马褡子里除了一床棉被，一条从敌人那缴获的旧毛毯，几件打满补丁的换洗衣服之外，就是一个文件包，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这也正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在短短的28年里赢得民心、赢得天下的原因所在！
1946年3月初的一个傍晚，我正在所里值班，旅部突然打来电话让我去一趟。我见天色已晚，心里不想去，王所长见状二话没说：“走，我送你。”北方的3月虽已立春，但初暖还寒。一路上我紧跟在王所长的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差点摔了一跤。到达旅部所在地天已黑了。刚进参谋处院子，就听见南屋传来很大的说话声，闹哄哄的。我的心不由自主地跳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正思忖着踏进院子，就看见一伙人一窝蜂地从屋里跑了出来，顿时院子里一片嬉笑声。我闹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正准备溜走时，一双粗壮的大手从背后把我擒住，就像老鹰捉小鸡似的，我回头一看，原来是许克杰参谋（后任12军副军长）。他和一帮年轻的参谋们将我推进南屋，只见3张长桌排成了长长的一条，桌子上摆放了糖果和花生，杯子里飘着缕缕茶香，墙上还贴着对大红“囍”字。我又惊又喜，想喝口水镇静一下，但又不敢伸手，梁伯科长看出我的心思，端来茶给我解渴。
婚礼开始了，主持人是旅政治部主任陈孝，他的证婚辞刚说完，大伙就起哄，嚷嚷着让我们俩唱歌。冲霄被拉到中间。可他虽当了8年兵却连个歌也不会唱，只唱了句“红日照耀在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就唱不下去了，大伙儿见状就一起唱起来：“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們就要他在哪里灭亡……”而后，大家又齐声同唱《抗日救亡歌》和《松花江上》。
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俩真诚热情的祝贺，我给大家唱了一段京戏《四郎探母》。
我唱完后大伙儿仍不放过，还要我唱，可我只会唱京戏不会唱歌。因我出身于大家庭，从小家教很严，奶奶不许我唱小曲，我就又唱了一段《桑园会》。对京剧的喜爱可以说伴随了我一生，这个爱好也成为我晚年生活的一大乐趣。
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的婚礼真简朴，政治部发给18元钱，两块香皂和牙膏，一床绸被面，当晚的糖果已用去了6元钱。事后我才知道，旅领导对我们的事很关心，特意让政治部陈孝主任安排了这个仪式。
和冲霄结婚以后，在他的帮助下，我没有以前那么幼稚了，小孩子脾气改了不少，也更热爱自己的事业——护士工作。1946年6月，结婚不到3个月，冲霄就随刘邓大军逐鹿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转战于大江南北，与蒋家王朝作最后的决战。我则和大多数女同志留在了晋冀鲁豫根据地老区，直到新中国诞生后的1950年的春天，我才带着3岁的女儿拂晓随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在祖国的大西南重庆与冲霄团聚。 回到久别的故土
一家人团聚刚半年，朝鲜战争爆发了。1950年底，冲霄随军入朝参战，我因怀了老二只得留守重庆。1951年初，我生下儿子，为纪念解放大西南，远在朝鲜前线的冲霄来信给儿子取名西南。一年后，我们留守在重庆的12军指战员终于接到出川的命令。
我们志愿军3兵团留守处就在我的家乡邢台市。邢台地处太行山革命老区，这里的人民淳朴、善良、勇敢。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们舍生忘死，支援前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的人民对志愿军有着深厚的革命感情。邢台离我家只有60里路，军人乘车半票只需2角5分钱，半个小时就能到我家。没想到几年前由邯郸南边的磁县随军南下，现在又回到了邯郸正北，我高兴极了，真想回家看看，但部队有铁的纪律，绝不能给家中通信，党员干部要带头执行。
在邢台住了不到3个月，一天大队长焦家祯和指导员田玲大姐找我谈话，他们说：“本来是要你担任二区队的负责工作的，但师领导决定让你赴朝，共有3位女同志，咱们队还有刘亚莉教员。”我听到这一喜讯，非常高兴，赶紧到回国学习的尤太忠师长家问个明白，主要是小孩的安排问题。尤师长要我把小孩送回家，部队会按时给付孩子的保姆费和保育费，每月共计30元。我觉得供给制就是好，孩子吃穿都不用家长操心。
千里赴边关
12月的一天晚上，我和文化教员刘亚莉在邢台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我紧紧地靠着车窗，时隐时现的灯光闪过窗外，沉睡的北方大地，熟悉的道路，唤起我童年的回忆……
车到了高邑站，师文工队的齐文英上来了。小齐是重庆人，年仅17岁。她参军不久就到了朝鲜，在一次夜间急行军时，不慎被十字镐柄戳伤了眼睛。师首长让她回国治疗，但她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继续战斗在前线。直到眼睛感染病情加重才被送回国治疗，经过几次手术，眼睛虽保住了，但视力受到很大的损伤。小齐的到来，使车厢里的气氛顿时热闹起来，她对朝鲜的情况很熟悉，我们听着她滔滔不绝的话语，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
第二天清晨火车到达了天津站，我们要在这里换乘去沈阳方向的车。下车后我们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出了站台，走上了一条通往市区的大道。时间太早，街上饭庄还没开门。又走了几步，见一家饭庄正开门迎客，我们抬头一望是一家西餐店，因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我们三人就走了进去。因从未吃过西餐，差点出了洋相。服务员端上来三盘奶油蛋糕和几种点心，随后又上了咖啡和牛奶，还未等到刀叉上手，小齐就迫不及待了。这小鬼可没白花这两元钱。我和刘亚莉都舍不得，因为我们每日的伙食费才4角3分，出差路途补助是2角，这一顿就吃掉一天半的钱，到目的地还远得很，但不管怎么样，土包子开了顿“洋荤”，值得！我们本想慢慢地品尝这洋玩艺，可惜时间有限，不得不离开。
我们从军人候車室优先进站上了开往沈阳的列车。小齐因饱餐了一顿，兴致很高，她在车上引吭高歌，唱起了朝鲜歌曲《桔梗谣》：“桔梗哟，桔梗哟，桔梗哟桔梗，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只要挖上一两棵，就可以满满地装上一大筐……”
一曲唱完，整节车厢的乘客无不拍手叫好，让再来一个，引得别的车厢许多人也涌了来。列车长看我和刘亚莉让出座位在一边站着，就将我们带到卧铺车厢休息。我第一次坐卧铺，真气派呀！枣红色金丝绒制成的床套，带花边的白色纱缦。那个年代，志愿军走到哪里都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
从南到北一路风尘，终于到达辽宁安东的宽甸。这是一座小城，位于鸭绿江畔，是军事要地，也是军事枢纽。12军留守处和34师转运站都设在这里。
第二天早晨，我和刘亚莉背着挎包下楼洗漱，水井周围已围满了人。刷牙时一会儿工夫头发就被贴在嘴角上冻住了，洗脸盆中的水也结了冰，零下20多度的天气真把我冻坏了。但卧室里暖和得我也适应不了，鼻子老出血，南北方气候差别真大。
在留守处住了四五天，还没收到出发的消息。两年了，多么漫长呀，真想立刻见到久别的爱人和战友，无奈隔着一条鸭绿江！
相逢在谷山
又等了几天，我们终于要离开宽甸，跨过鸭绿江奔向我们朝思暮想、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
34师当时住在谷山地区。那天，师参谋长蒋科用他的吉普车把我送到了101团团部，我跳下车后向首长招手表示谢意。警卫员看到车子连忙跑来，他叫薛其福，陕西人，长着一张娃娃脸，很像电影《英雄儿女》里那个警卫员小战士。小薛领我进了房间，放下行装，我一看，干净、整洁，东西放得有条不紊，墙上还挂着一幅“我们爱和平”的宣传画。
小薛告诉我：“团长很快就回来，因为他知道你今天来，师里昨天就电话告知了。”话还没有落声，就听到门外一阵自行车铃铛的响声。哟，这里山高路陡还能骑自行车呀。我心里想着，只见冲霄已跳下自行车，见了我，问句：“怎么样，这里好吧？”
“不错，真美。”我回答说。两年未见面了，彼此感到生疏起来，见面竟不知从何说起，几年来想要说的话此时竟全想不起来了。这时门口已挤满了人，来了许多看热闹的朝鲜老乡，我俩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虽说语言不通但风俗一样，人群中有人指着我问是不是“未婚使者”，我不懂，冲霄掏出我和女儿及刚满百天的儿子的合影说：“已有两个小孩了。”小薛在一边比划着，他们听懂了，笑着伸出拇指向我俩祝福。
晚饭后，冲霄带我去了房东院里。房东住在靠山坡的防空洞里，正是孩子们放学回家的时候，见有生人，他们好奇地跟上来，房东大婶向孩子们挥挥手，示意他们不要进来，孩子们很有教养，没有进来。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洞里潮湿阴冷，只有几样简单的生活用品，真可谓“家徒四壁”。但房东大娘热情直爽，她把我拉到跟前，告诉我遇到空袭要跑，她会教我如何防空袭。
在这异国他乡，我俩重逢是多么高兴呀！两年来冲霄在战火纷飞的阵地上几次遇险，最后死里逃生。都说书信传真情，但在信里他从未告诉过我这些。
我问冲霄：“你为什么骑自行车呢？”“骑车比骑马安全呀。”冲霄说，“飞机扫射时，车丢开就可躲，马躲不及就要被炸死。第5次战役时，小食堂被炸，马夫、炊事员和马都被炸死了，我要不是去解手也就上天了。”“从没听你说过这件事呀？”“告诉你还不把你吓死了呀！”